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
·《致汪康年书》
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
·《致汪康年书》
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
·《与严幼陵先生书》
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
·《与严幼陵先生书》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
·《与严幼陵先生书》
封建之为多君也，人多知之； 世卿之为多君也，人恒昧之。其实其理至易明。
·《与严幼陵先生书》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
·《致康有为书》
然而上察天时，下审人事，静吉作凶，信而有征，安得不循素位居易之训，守潜德无闷之戒。
·《致康有为书》
夫任天下者，常犯险艰固也；然九败而冀一成，艰可靡恤，摩顶而利天下，险可毋避。若乃湛渊自殊，而以示勇，抱薪救火，而云效忠，智者不为，仁者亦不为。
·《致康有为书》
可静而不可动者，民情也。可乘而不可抗者，时势也。
·《致康有为书》
今事势既移，前尘成幻，匪直留此虚器，不能已乱，正以悬兹射的，益用奖争。
·《致康有为书》
办事之难，万方同概。
·《致康有为书》
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
·《致康有为书》
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学；且欲为将来地步，亦非此不可也。
·《致康有为书》
东西各国之言政党者，有一要义，曰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此不刊之论。而我今日欲结党，亦必当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
·《致康有为书》
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
·《致孙中山函三件》
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疆御之可畏。
·《致罗惇曧书》
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耳。
·《致罗惇曧书》
吾自信项城若能与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
·《致罗惇曧书》
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
·《致罗惇曧书》
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
·《致袁世凯书》
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致袁世凯书》
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
·《致袁世凯书》
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所谓政党运画问题者，此也。
·《致袁世凯书》
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
·《上袁大总统书》
昔人有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上袁大总统书》
夫战，勇气也。旋起立败，其挫实多，影响将及他方，且使敌得以夸于外人，谓彼尚有平乱之力，此大不利也。
·《与蔡锷第四书》
凡人若只能听好消息，不能听恶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
·《与蔡锷第四书》
须知我辈当此万难之局而毅然以身许国，岂为高兴来耶？将来所遇困难失意之事应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则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败事矣。
·《与蔡锷第四书》
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给孩子们书》
中国病太深了，症侯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给孩子们书》
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于非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
·《与令娴女士等书》
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
·《与令娴女士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