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起源于银钱兑换，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另外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
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等。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使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存在。兑换业务则自西汉开始出现，到唐宋有所发展，始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元朝及明初，政府欲发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于是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
明英宗正统年间，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于是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钱店，又叫钱铺、钱庄或兑店。嘉靖八年（1592），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店、钱铺纷纷倒闭，一度引发社会动荡。明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
开始的时候，许多钱庄并非单纯做银钱兑换，往往兼营其他行业。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明代建成的钱庄，延续到清及民国继续发展。清以银两为主，兼用制钱，晚期加上银元、铜元和纸币，延伸到民国，更为复杂多变。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因此，清初钱庄业务愈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主要金融机构，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
嘉庆、道光年间，清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财政困难，市面不景气，钱庄多有倒闭。咸丰年间，京沪等地钱庄出现倒闭风潮。清末及民初，在洋行和外国银行扶植下又兴盛起来，趋向买办化，成为外商银行势力进入内地的工具。19世纪20年代，在沿海地区，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但随后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取代。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后，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钱庄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随着内战的爆发，钱庄每况愈下，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上海解放后，钱庄于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钱庄和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就民国时期而言，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是发行兑换券性质的庄票。这是其首要业务。庄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现金，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钱庄按存户寄存钱（银）填发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流通市面。后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票据，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统称庄票，可在各地通用。
二是洋厘和银拆。这是钱庄和银号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作为操纵金融行市的手段，对钱庄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俗称银元为洋钱或洋钿，银元一枚合库平银七钱二分或漕平银七钱三分，以此为市价基础，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故名洋厘或厘价。
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钱业中有时统称银拆或拆息。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钱庄同业公会（或钱行、钱业公会）操纵。1933年规定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元一元为法定换算率，停开洋厘行市，所有银行和钱庄均应以银元为本位币，银拆改名拆息，全国通行，史称“废两改元”。
三是经营存放汇、贴现、兑换及其他信用业务。钱庄多吸收商人存款，并代收票据；政府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银号，均为往来存款。所经营的放款有信用放款、抵押放款、短期拆息等，放款对象主要是商号，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投机。钱庄甚至具有操纵上海的货币兑换的巨大能量。
钱庄与商家关系密切，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促进商家资金融通，头寸调剂，账务清算，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已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