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僧道出家，由官府发给僧尼的证明身份的文件，称为“度牒”，也叫“戒牒”。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道释科教·度牒》中指出：“僧史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见《高僧传》：‘名籍限局，必有凭由。’凭由，即今祠部牒也。《唐会要》曰：‘天宝六年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给牒。’则僧尼之给牒自唐明皇始也。”另据《编年通论》：“天宝五年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者，自是而始。”根据这两处资料，可知度牒是在唐代天宝年间开始正式发放的，是官方给出家为僧道者的身份凭证，由祠部掌管，僧尼以此牒作为身份凭证，免除徭役。所以，度牒在唐代也称为祠部牒，是绫素锦素钿轴，北宋改用纸，南宋改为绢。
《唐书·食货志》记载：“安禄山反，杨国忠遣御史崔忠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明年御史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又仪度僧道收赀”。由此可知，度牒从正式发放之日起，便可以买卖，而且在唐宋时买卖之风特别盛行，被封建王朝当作一笔额外收入，以充军政费用。
度牒的发放与登记僧尼有关，也与朝廷限制私度直接关联。南北朝时已经有僧籍，故度牒可能始于唐代之前。在北魏时，僧人赴各地旅行，需要各地政府的证明文件，如文移、印牒等，但那只是政府临时颁发的旅行证明文件。
应该说，度牒制度进入宋代才真正成熟。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元丰七年（1084）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元岉间定价为三百千，南宋绍熙三年（1192）定价为八百千。元丰至绍熙，百年间度牒价格增至六倍以上，其用途也异常宽泛。总体来说，度牒分为这几大类：一是充青苗资本，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朝廷收入；二是充市易本钱，防止大商人垄断物价，稳定市场，并增加朝廷收入；三是作赈饥之用；四是旌表有功或孝节之人；五是南宋时期，朝廷还往往以度牒充军费；六是以度牒经营商业。总之，宋朝时度牒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建苏堤，竟然靠的也是度牒。绍圣三年，苏轼在杭州太守任上，当时西湖“水浅葑横，如云翳空”，菰根葑田占了全湖面积的一半。苏轼上书说：“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他决定盐桥一河专受湖水，把从湖中挖出来的菰根填土筑成长堤，并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就是后来的“苏堤”。
为此，他在《乞开杭州西湖状》中，请求皇帝拨发度牒一百道。他预算浚通西湖、开筑堤坝需要20余万工，前几年赈济灾民给了杭州一百道度牒，没有用完，尚剩万余贯，可以换10万工；朝廷再赐发度牒百道，剩余的10万工就不成问题了。也就是说，度牒一百道，起码可以卖钱万贯。当然实际价格还不止这个数。苏轼浚通西湖时的米价为二百文一斗，一张度牒可以换米千斗。苏轼用这些度牒买米佣工，才恢复了西湖的“眉目”，才有了“望之如图画”的“苏堤”。
有了度牒，可以免丁钱避遥役，保护资产，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现象。因此许多豪强之家，公然买卖度牒，从中牟利，甚至伪造度牒。南宋时，因疆域缩小，朝廷收入减少，所以就连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税役了。不过他们还可以享受其他权利，度牒仍有它一定的价值，所以绍兴二十七年（1157）州县仍有出卖亡僧度牒而不缴祠部的情形。
明代依然发给僧道度牒，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清带顺治八年（1651）免纳银给牒。其后又将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以地归丁，不须报牒免役。但为了限制僧道的数量，依然实行发给度牒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乾、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