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年①
陈明正教授导演《钦差大臣》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这部喜剧表现为“一种比悲剧更具渗透性的人类境况”。
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人会成为蘩漪、瑞珏，甚或哈姆雷特、罗密欧这样的悲剧性人物，而我们却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或看到类似赫列斯达柯夫、市长、法官、慈善医院院长等等丑恶人物。“喜剧行为与经验的接触点”“多于悲剧行为”。②当今中国骗子多如牛毛，几乎天天都能遇见骗子：在网络上、在手机中、在电话里、在马路边……只要你稍不经心便会上当受骗。在一次广播中，一位上当的人说因为我相信公安局，所以上了那个冒充公安局电话的当，一眨眼被骗走了一生的积蓄——二百万！眼下的骗子真如焦晃扮演的那位公子，穿着彼得堡的衣服，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来自首都又是高官，不由得信者如潮。曾听说某省乃至中央某部都上了一个冒充高干子弟者的当，损失达几千万。只不过骗借一千多卢布的赫列斯达柯夫在当代骗子面前真是渺小如蝼蚁。
更严重的是贪官、市长等一批人，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收受贿赂，真是一面奇妙的镜子，照见现实生活中那些同类。看看陈水扁，想想成都打黑，打出惊天动地的腐败。腐败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发生。所以陈明正导演说，我们越排心情越沉重。
沉重了，还是喜剧吗？
焦晃、张先衡主演的《钦差大臣》似乎更像正剧（狄德罗称之为严肃喜剧）。他们的表演很生活也很真实，没有故作滑稽的姿态，也没有刻意批判的痕迹。陈明正导演更是不主张采用闹剧的手法，要求演员在肢体上语言上极尽夸张之能事。
这是导演正确理解并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西方喜剧的观念。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经典之作《诗学》中，这样论及喜剧：“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①一句看起来非常缺乏哲学味的话，却奠定了西方戏剧的一个根本原则，后人都以它来划分悲剧和喜剧。亚里士多德的话从本质上规定了喜剧的否定性、批判性以及讽刺性。别林斯基曾指出，生活在喜剧中表现为自我否定。②而这些否定性内容恰恰都能够“奇怪地激起人的卑鄙的感情，并多半引人发笑”③。著名的意大利喜剧家哥尔多尼曾经在《喜剧剧院》中写道：“喜剧的发明，原是为了根除社会罪恶，使坏习惯显得可笑。当古代喜剧是这样做法时，人们都很喜欢，因为人们从舞台上看到了模仿一个人物，都在自己或别人身上找到了他的原型。当喜剧的目的只是引人发笑的时候，就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了。因为以引人发笑为借口，它就容许是高度的最喧闹的瞎胡闹的事情。”④哥尔多尼的话实实在在地打中了当前上海戏剧舞台上种种搞笑剧的要害。我们在那些所谓的“喜剧”中，看到的只是胡闹，听到的只是喧闹。甚至有的戏只是拉来一帮人出洋相，完全是匠艺式的低俗不堪的“表现”。我根本不愿意称它是“表演”。认为搞笑就能掳钱，随随便便上戏，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毁坏观众的审美，让观众大倒胃口，从而导致艺术水准和演剧市场的大幅度滑落。
毫无疑问，《钦差大臣》具备“胡闹”、“喧闹”的充分条件，完全可以闹起来。果戈理在对现实材料进行加工的时候，运用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他把严肃的现实予以极度的夸张与扭曲，从原材料中的一位伯爵演变成一批赃官。他们的造型、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行动都已变形。果戈理赋予其浓重的怪诞意味。既然如此，导演和演员就有了“胡闹”、“搞笑”的基础，就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赫列斯达柯夫本来就是个浪荡公子，在被当成大人物以后，他可以恣意戏弄每个官员。他跟母女俩的调情，同样可以大耍滑稽，丑态毕现，引人狂笑。那帮惊慌恐惧、寝食不安的贪官们更是可以无限地搞笑。在当年的俄罗斯，曾经有剧团这样演过。可是却得不到果戈理的认可。反而果戈理十分生气。从中可以看出，果戈理要的不仅仅是笑声，他要的是“尖酸的笑声”，不是玩弄夸张，而是要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震撼力”才是《钦差大臣》永世流传的秘诀。
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腐败的官僚制度，没有一种“主义”可以彻底消除、完全规避官场的丑恶。同样，没有任何一个贪官，包括最凶恶的人、最腐败的人，能够逃脱正义的惩罚，能够摆脱深埋在潜意识中的恐惧。市长们出于罪恶感的惊慌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其可笑的愚蠢，恰恰是对人性最有力的披露。上演《钦差大臣》，不需要“洒狗血”的本领，而需要站在历史肩膀上，嘲笑愚蠢、揭露腐败、讽刺丑恶、鞭笞败类的“举重若轻”的真功夫。唯其如此，才能显示出“正宗”喜剧“干预生活”的魅力。
也许我们都知道，苏联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在经过25年的准备以后，导演了《钦差大臣》，留下了举世无双的宝贵遗产。他运用刚刚起步的电影手法，把市长们的丑态用特写镜头集中表现，取得了强烈的效果。最有名的处理是行贿的场面。舞台后部的弧形装置上有15扇门，这15扇门同时打开，“每扇门里出现一个官员的身影，每个官员的手里都捏着一个纸包，在每个纸包里都密封着三四千卢布”。“所有的官员像一群木偶似的，接受着机敏的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指挥。”赫列斯达柯夫也像个木偶，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向前走一步，把钱包接过来。评论家说：“行贿的程序表现得像一个仪式，像一个机械性的举动。”①梅耶荷德“举重若轻”地用喜剧手法赋予生活中阴暗行为以强烈的震撼效果。
陈明正导演则采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段。年事已高的他，追求的是纯净，是炉火纯青，是对现实社会的急切关注。
“举重若轻”，体现在视觉上，首先是做大幕用的那幅俄罗斯城镇的风情画和五扇门的框架布景。它们摆脱了果戈理剧本要求的写实主义，显出一种轻巧的写意感。假定性鲜明的舞台，仿佛告诉观众我们正在给你讲述一个随意得来的故事。人物服装的严谨范式跟斑斓而高雅的色彩，显示出造型的脱俗，并不晦暗，更不沉闷，稍稍含有一点轻佻。
相比之下，中国“青艺”几年前演出的处理，就有点拙。大概是在小剧场演出的关系，舞台的左右两边都做了两三层高、弯曲的木廊木梯。形式感很强，但塞得很满，毫不空灵。而且在场景的处置上，经常会有混乱出现。灯光处理得压抑晦暗，使舞台生活的艺术质感有所减弱。虽然演员与观众的物理距离很近，但实际上角色跟观众的心理距离反而很远。
“举重若轻”，体现在人物的基调上。导演把着意雕琢化解在角色的行为逻辑中，自然流畅地展现各个场面。尤其是赫列斯达柯夫，强调了他纨绔子弟的一面，把他被动的行骗行为刻画得十分细致。在市长家中，赫列斯达柯夫喝多了酒，轻松自如的信口雌黄，漫不经心的胡言乱语，导演处理得如行云流水，十分得体。在行贿那一场，官员们鱼贯而进，种种如惊弓之鸟的献媚，笨拙的行贿，让赫列斯达柯夫胆子越来越大，要得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放肆。他在官员的感染下变得越来越像骗子。他几乎还是他自己，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一切，爱好打牌，喜欢女人，只想过享受的日子。可是这一切，都被误读为“钦差”的故意察访考问。于是将错就错的他，还忍俊不禁地把自己的“奇遇”，写信告诉朋友。焦晃的表演令人信服。
张先衡饰演的市长，不是惊慌失控的傻瓜，他很稳重，但内心的恐惧使他常常自作聪明。他用自己的逻辑去解释赫列斯达柯夫的话语和行为，恰到好处地刻画了这个精明的草包的愚蠢性格。
“举重若轻”，还表现为随手拈来的戏剧性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