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的兵学理论主要是从“奇正”这一矛盾范畴入手，集中讨论战争主动权问题，同时对于各种阵法、历代兵制、兵学源流等问题，综合前人的说法，提出独到的见解。李靖的“奇正相生”理论提醒管理者，一方面要遵循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相机行事。
《唐李问对》：
“奇正相生”的谋略与运筹技巧
释典
《唐李问对》也叫《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太宗与李靖问对》、《问对》，是一部以问答体编撰的兵学著作。
对于该书作者与成书年代，历史上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李靖原著，但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经宋代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
李靖（公元571～649年），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少有文武才略。其舅父韩擒虎为名将，每次跟他谈论军事，无不拍手称快，曾抚摸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他早年入仕隋朝，历任长安功曹、殿内值长、驾部员外郎，被誉为“王佐之才”。唐高祖起兵后，李靖曾沦为俘虏，但以过人的才智受到特别的器重，在唐朝曾多次建功立业，被封为卫国公。
李靖的军事才能，在唐代前期无与伦比。王珪曾对唐太宗说：“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唐太宗赞誉李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宋代欧阳修给李靖作传也特别评论说：“世言靖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
阮逸，宋代建阳人，字天隐，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进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年任杭州知州。他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间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年间更铸太常钟磬，上召逸与近臣太常议密阁，遂典乐事，迁屯田员外郎。其著作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兵书类，此外还有《易签》、《王制井田图》等书。
《唐李问对》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有1万多字，记述李靖和唐太宗有关军事的言论。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卷中主要论述如何戍守北边、训练军队、择人任势、避实击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排列营阵诸问题。卷下主要论述严刑峻法与胜负的关系，以及义利、主客、步兵对抗车骑、分合、攻守、御将、阴阳术数、临阵交战和对兵法的理解等问题。
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对“奇正”的解释为，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唐李问对》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唐李问对》中对攻守的论述相当精辟。它坚持攻守相结合，进攻是防守的枢纽，防守是进攻的策略。进攻不仅仅是进攻敌城、敌阵，还必须攻敌之心。防守不只是守卫营阵壁垒，还必须保持我军的士气，等待战胜敌人时机的到来。它认为，攻敌之心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彼者，保持我军士气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己者。
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战胜的人，就是知己者。我军可以战胜敌军，在于敌军有可乘之机；等待并寻求可以战胜敌人之时机的人，就是知彼者。这是用兵作战的要点。《唐李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唐李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两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兵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它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唐李问对》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劣、主客都处在变化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总之，《唐李问对》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它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发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辉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问对》一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灿然华举，皆可垂范将来”。郑谖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唐李问对》一书虽属假托，亦“必出于有学识有谋略者之手”。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唐李问对》中的“奇正相生”谋略
《唐李问对》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辩，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奇正”为中心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唐李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彻。它引用《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兵法》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从实践的角度看，怎样处理奇正的关系，是区分将帅的标准。李靖认为，只懂得用正兵，不懂得用奇兵，是墨守成规的将帅；只懂得用奇兵，不懂得用正兵，是轻率鲁莽的将帅；既懂得用正兵，又懂得用奇兵，才是国家的栋梁。将帅指挥作战，用正兵能取胜，用奇兵也能取胜，其中最主要的奥妙就是懂得奇正的变化。
原典
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唐李问对？卷上？二》
[译文]凡是用兵作战，向前冲锋为正兵，向后退却为奇兵。如果当时右军不向后退却，那又怎么能够使宋老生全力来进攻呢？《孙子兵法》说：“用小利引诱敌人，乘着敌人的混乱就消灭它。”宋老生不知道这个用兵的道理，依仗勇力冒险急进，没有料到后军被切断了，被陛下所擒获，这就是所说的将奇兵变为正兵了。
原典
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徉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唐李问对？卷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