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中国佛学继承了印度佛学对人生解脱的根本追求和基本思想。印度文化、印度佛学是中国佛学的文化之源。因此，要了解中国佛学精神，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印度文化精神以及在印度文化氛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印度佛学思想。
第一节 印度文化精神
印度佛学是在印度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印度文化精神渗透在印度佛学的人生追求和思想观念中。那么，印度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印度文化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精神是怎样的呢？
一、印度文化精神形成的诸多因素
影响文化精神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地理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究其根源，首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生产生活方式，再由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到其文化精神。对于印度文化精神形成的诸多因素，我们试从地理环境、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种姓制度、宗教传统以及外族入侵等五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１．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地形、物产多方面要素。地理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会直接影响到其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
从地形方面来说，印度地域辽阔，地势复杂。总体而言，印度次大陆北有高山阻隔，东西南三面环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印度的地势是南北高，中间低，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南方有东西高止山和德干高原，中间还横亘着温德亚山，把印度又分为南北两个有明显差异的地理单位。
同时，南北印度又都有各自复杂的地形地貌，加上河川纵横，形成了众多复杂的小环境。温德亚山虽有山口沟通南北，但交通毕竟不便，尤其在古代交通工具落后的条件下，南北交通就更加困难。
交通的不便给军事征战以及国家的统一带来极大的地理障碍，这也为各地的王国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因为如此，印度历史上分裂多，统一少。即便有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也仅限于北印度。可以说，在英国人统治印度之前，印度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从未发生过。即使是被称为古代印度“黄金时代”的岌多王朝，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南方。同时，交通的不便也限制了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使各地区之间基本不受影响地按照自身的道路发展，形成了各地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风貌。这也是造成印度文化多元复杂性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气候方面，印度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气候的炎热使人们无需为御寒而奋斗，住和穿的问题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气去解决。同时，两河流域便利的农耕条件使吃饭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便利的生活条件多少会影响到人们的进取精神，也正因为缺乏进取精神，在面临外族入侵时，印度有时就成了被征服者。
历史上多次外族入侵也造成了印度文化的多元复杂性；而大量的闲暇时间也有利于偏重内省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形成。此外，整个印度次大陆虽然处于热带，但各地区之间的气候却有明显的差异。北方的喜马拉雅山阻隔了冷空气的南下，造成中部地区酷热难当，夏季气温常达四十多摄氏度，拉贾斯坦的一些地方甚至可达五十摄氏度。南方由于三面环海，则相对凉爽，而北部山区有的地方却常年积雪。西部有的地区常年干旱，是世界上有名的缺水地区之一。
而在印度河、恒河平原地区每到雨季则大雨倾盆，雨量充沛，非常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东南部的一些地区降雨量之大更是世界闻名。差别如此巨大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必然对各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在两河流域，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易于灌溉，这里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时代，进而成为印度最发达的地区。而在拉贾斯坦大沙漠以及崇山峻岭中，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生活在那里的有些民族和部落至今仍过着刀耕火种甚至渔猎或采集野果的生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形成各地不同文化形态的物质基础。因此，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形成印度传统文化多元复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地势、气候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还使印度人很容易容纳不同的文化，这是形成印度文化包容精神的物质前提。
２．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基础，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印度传统社会属于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对气候、土地等自然环境因素有直接的依赖，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印度传统文化强调顺任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社会结构方面，印度自古形成的村社制度，是一种以自然人际关系（血缘关系或比邻关系）为纽带，但已有不同程度的财产分化和经济分化的社会生产组织，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村社结构是从氏族公社演变而来的，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这种结构尽管在历史上也曾发生了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分化，但它却始终以村社整体的形式与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发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宗法制结构。从其对印度文化的积极影响来说，这种社会结构注重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因而和平、静定、长久等成为印度传统文化的追求和特征。从其对文化的消极影响来说，村社结构强调个人对社会整体的从属地位，缺乏进取意识，形成了印度文化停滞苟安、僵化保守的精神特征。人们的头脑局限于狭小的土地上，转向内在，偏重精神的解脱，而“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使注重内省的宗教性精神性文化成为印度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各村社孤立发展，“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造成了印度文化的割裂，不利于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印度文化发展的多元复杂性。
３．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独特的社会等级制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与雅利安人的入侵相关。雅利安人原来生活于高加索山脉一带，以后逐渐西移，一支进入欧洲，成为欧语民族的祖先，一支进入伊朗，后来这一部分再度分裂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进入印度，即印度雅利安人。公元前１５００年，雅利安人开始侵入印度西北方。雅利安人在侵入印度过程中，把一部分人驱出该地区，把另一部分人当作奴隶，称之为“达斯”，把自己称作“普拉贾”，意为“自由民”。由此形成了最初的种姓区别，当时称为“瓦尔那”，意为“色”，意思是根据肤色对种姓的区分。后来雅利安人内部又分化出僧侣阶层和世俗贵族，前者称为“婆罗门”，后者称为“刹帝利”。从事工商活动的平民则称为“吠舍”，加上前述的“达斯”（后称“首陀罗”），这样，四种姓制度就基本形成。婆罗门是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专门从事祭祀，教授吠陀，垄断祭祀和文化事业；刹帝利是第二种姓，负责军事和行政管理，垄断军政大权；吠舍是第三种姓，从事一般农、牧、商活动；首陀罗是第四种姓，地位最低，是遭受压迫、奴役和歧视的最下层民众，从事农业及各种体力和手工业劳动。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副种姓，据说这些副种姓全国现在有两千多个。除了以上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人，即所谓“不可接触的贱民”，又名“哈里真”。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犹如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们的工作是扫地、扫厕所、处理动物尸体等。
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把社会分割成等级不同的许多部分，一个人生来就被认为是属于他父母的集团，即属于不同的种姓。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种姓制度对于不同等级种姓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比如，在饮食方面，印度教徒只能吃本种姓或同级种姓或高于自己种姓的人做的“生食”，高级种姓的人不能从低级种姓的人手里接受任何食物和饮料。用水方面，种姓之间不能混用同一口水井，尤其是首陀罗，更不能使用高等级种姓的水井；婚姻方面，只许在种姓内部通婚，同种姓和各副种姓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但不能与副种姓以外的人结婚；一般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种姓的女子，但较低种姓的男子不能娶较高种姓的女子；各种姓有自己的传统职业，各种姓的职业不仅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世代相传。凡是与宗教有关的职业，都被认为是神圣的、高贵的，由婆罗门担任，例如祭司之类的工作；而与脏东西有关的工作都被认为是卑污下贱的，例如扫地、洗衣服之类的工作，大多由低等级种姓的人来做；首陀罗的地位最低，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无权上学读书，没资格进庙敬神，甚至有些地方的首陀罗不配让高级种姓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孔。
种姓制度不仅渗透到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由此深刻影响到印度传统文化精神。从其影响的积极方面来说，种姓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行为规范（与不同种姓相关的“达摩”或“法”），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其消极方面来说，种姓制度造成了社会人群之间的藩篱，不利于印度社会的团结和发展。而与种姓制度密切相关的种种清规戒律，则导致了印度文化僵化保守的特征。
４．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
印度具有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以印度教为主导的宗教传统和宗教观念在印度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印度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教性。
印度最早的宗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的印度河文明，当时流行的宗教信仰，一般认为是以母神为形式的女性能力崇拜。男神崇拜中有一种三首塑像，阳物崇拜被认为是后世印度教湿婆神崇拜的原型。除此以外，对树木、动物、水、火和太阳的崇拜也很盛行。印度河文明后来为雅利安人所吸收而成为印度教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婆罗门教是印度教的前身，形成于吠陀时期。婆罗门教是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后，在雅利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印度河文明的宗教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公元前１５００年至前１０００年间出现的《梨俱吠陀》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吠陀后期，种姓制度基本形成，大约在公元前７世纪左右，在《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以及各种梵书形成的基础上，婆罗门教走向成熟，形成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种姓理论以及体现在各奥义书中的梵我一如、业报轮回和灵魂解脱观念，构成了这一时期婆罗门教的基本精神。这些观念也是后来印度教的核心观念。
公元前６世纪前后，印度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
“沙门”思潮将矛头指向婆罗门教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对宇宙人生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组织了许多新的沙门团体和派别，在民众中宣传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佛教和耆那教是“沙门”思潮中最突出的代表。沙门思潮的兴起，对婆罗门教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使它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处于衰败不振的状态。但是，即使是在佛教极盛的时代，婆罗门教也并没有被佛教完全取代，而是一直流行着。不过，面临佛教和耆那教的冲击，婆罗门教也不得不进行改革，改变自身一些陈腐落后的东西，吸收和融会佛教与耆那教的合理内容。
４世纪建立的笈多王朝尊崇婆罗门教，数论、瑜伽论、胜论、正理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六派哲学在这一时期形成。六派哲学推崇吠陀权威，是在吠陀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被称为“正统哲学”。４世纪前后吸收了许多民间信仰，融合了佛教、耆那教甚至古希腊、古罗马宗教的思想内容而演化成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这时在印度广大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４-５世纪以后的婆罗门教也称为“印度教”。印度教承认吠陀权威，向往梵我一如，信仰业报轮回，虔诚修炼瑜伽，追求精神解脱。印度教扎根于本土文化，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和博大宽容的文化精神，在印度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７世纪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中亚人不断入侵印度，并陆续在印度建立起一些伊斯兰政权。由于伊斯兰统治者用武力和各种政治手段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印度得到很大发展。在伊斯兰教的冲击下，佛教走上了衰微的道路，印度教为适应形势，从１１世纪到１７世纪，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虔信派”改革运动。《薄伽梵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在印度教中越来越受到尊崇，涌现出许多崇信黑天或罗摩的教派。此外还出现了吸收印度教虔信派改革思想与伊斯兰教苏菲派学说的锡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