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上在魏齐二代得到了统治者的崇信和支持，历为统师近四十年，“所部僧尼二百余万”。法上的弟子很多，以净影寺的慧远影响为最大。慧远的《大乘义章》在阐述地论学派南道的主张的同时，对佛教大小乘的各种教义、术语都进行了解释，被认为是集南北朝佛学之大成的佛教名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慧光的另一个弟子道凭与法上齐名，时有语曰：“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除南北两道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论师也兼通《地论》，例如前面提到的摄论师靖嵩，就是兼通《地论》的着名代表。地论学派在南北朝末年和隋代便趋于与摄论学派融合，至唐代唯识宗和华严宗创立以后，便不再独立存在。
三论学派 三论学派是以《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三论”为理论依据而成就的学派。“三论”虽由后秦鸠摩罗什译出，有僧肇等人加以阐释发挥，但三论学的兴起则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为辽东人，刘宋时入关研习三论，于齐梁时来到江南，住建康郊外的摄山栖霞寺从法度受学。法度卒后，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后人称其为“摄岭师”或“摄山大师”。僧朗“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梁武帝曾派僧诠、僧怀等十人入山从僧朗学“三论”，唯僧诠得法，继僧朗之后在摄山弘传“三论”之学。僧诠有弟子数百人，最着名的有法朗、慧布、智辩、慧勇四人，世称“诠门四哲”或“诠公四友”。这四人各有所专，最突出的是法朗。法朗出家后曾习禅学律，精研《成实》、《毗昙》，后入摄山从僧诠学《般若》、《华严》及“三论”，大力弘传般若三论之学，成为着名的三论师，并为隋唐三论宗的创立开拓了道路。他的弟子很多，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影响最大的吉藏即为隋唐佛教宗派三论宗的创始人。
十诵律学派 十诵律学派所研习的《十诵律》为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是传入中土的四部广律中最早译出并得以弘传的一部律书。原为后秦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共译，后因弗若多罗入灭，由昙摩流支和罗什续译，共成五十八卷。罗什早年在龟兹曾从专精《十诵律》的罽宾沙门卑摩罗叉学习。卑摩罗叉于东晋时来到长安后，对原有译本加以整理补充，定为六十一卷，并携此律至江陵，在辛寺开讲弘扬，由此兴起了《十诵》之学。当时南方的律学几乎都限于《十诵律》，弘传此学的人很多，至齐梁时而盛极一时。着名的十诵律师有慧猷，曾从卑摩罗叉受学，后大弘《十诵律》，为一时宗师，着有《十诵义疏》八卷；僧业，曾从鸠摩罗什受学，专弘《十诵律》，其弟子慧光、僧璩等，也常讲习此律，知名一时；智称、僧佑等，均着《十诵义记》多卷，为一代《十诵》名匠。唐代时，弘传《四分律》的律宗兴起，《十诵律》的研究遂不再被重视。
四论学派 北方的四论之学是将《大智度论》与“三论”并重的一个学派，着名的学者有北齐的道长、东魏的昙鸾和北周的静蔼等人。昙鸾等后又归宗净土。龙树所着的《大智度论》为论释《大品般若经》的重要论书，该论全面阐发了《般若经》的“性空假有”思想，有“论中之王”之称。四论学派弘传《大智度论》等四论，对中国佛学有较大的影响。
四分律学派 四分律学派所研习弘传的《四分律》原为印度部派佛教上座部系统法藏部所传的戒律，在佛教诸部戒律中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后成为唐代律宗所依据的基本典籍。《四分律》在后秦时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共同译出后，直至北魏时的法聪、道覆等才专事弘传。后又有慧光作《四分律疏》，此学才大盛。慧光已判此律为大乘律，唐代道宣更认为此律内容应属大乘，并据此而创立了中国佛教宗派律宗。
楞伽学派 当时在北方还有一批专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印证并递相传授的禅师，始倡者为中国禅宗奉为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传其禅者有慧可等。据《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载：“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的弟子有那禅师、璨禅师等，那禅师及其弟子慧满等也都以四卷《楞伽》为心要。此系禅学后演化为中国禅宗。
净土学派 随着宣扬净土思想的佛经相继译出，当时北方也出现了一批专事弘传阿弥陀净土信仰的僧人，着名的代表人物有昙鸾，倡导称名念佛法门，开净土信仰的一代风气，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影响极大，他的着作《往生论注》等奠定了中国净土宗的理论基础，他倡导的修行方法也为净土宗所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佛教学派围绕某一经论讲习的特色，特别是后期关于传法论祖的争论，为隋唐宗派佛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南北朝佛教学派的繁兴在客观上使佛学理论得到了深化。然而，佛教理论虽然趋向了独立发展，但还没有能够对佛教本身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综合和会通，特别是因为南北政治的分裂，使佛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因此，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在不同学派思想基础上进行批判总结，对不同学派佛教思想会通融合，形成系统化的佛学思想体系，隋唐宗派佛学正是由是兴起，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也逐渐发展成熟。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经典的大规模译介和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观念的最初理解、消化和吸收，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圆融精神、实践精神、自然精神等均已初露端倪，但这一时期中国佛学精神尚处于孕育阶段，其所体现的也主要是中国佛学的基本特征和总体趋势，而中国佛学精神的真正形成和确立则是在隋唐时期。
第二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和确立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和寺院经济的充分发展，佛教各家各学派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派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上，通过“判教”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宗派。中国佛教由此而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都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而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出现是中国佛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佛学精神也是伴随着宗派佛学的形成而得以确立和成熟的。隋唐时创立的佛教宗派，一般有“大乘八宗”之说，指的是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和密宗。此外还有在隋唐时期一度流行的三阶教。
它们的思想学说，是中国佛学的最主要内容。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它渊源于南北朝，初创于隋，兴盛于唐。因其实际创始人智长期住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内）而得名。又由于此宗奉《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因此也称法华宗。
天台宗的传法世系，按照天台宗自己的说法，有“东土九祖”初祖龙树→二祖慧文→三祖慧思→四祖智→五祖灌顶→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九祖湛然。天台宗人之所以把从没有到过中土的古印度人龙树奉为初祖，既表示对龙树的尊敬，也是为了标榜本宗的理论是承继印度佛教而来的正宗。从思想理论上看，天台宗与龙树的学说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二祖慧文是北齐禅师，因读《大智度论》和《中论》而悟“一心三观”之理，并传给了慧思，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慧思是一个禅智兼修的僧人，他既重禅法的践行，又重义理的探究。在思想上，他不仅融合佛道，而且努力统一南北佛教的不同学风，对天台宗的思想及其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慧思的弟子很多，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四祖智。智为弘扬佛法，积极协调与统治者的关系，依靠统治者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支持，为天台宗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有关记载，智一生建寺三十六所，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传法弟子三十二人，着书一百四十余卷，其中大部分为其弟子灌顶记录整理而成。由于灌顶在协助智创立天台宗方面出力很多，思想上也主要发挥智的学说，因而被奉为天台宗五祖。唐代唯识宗和华严宗创立并兴起后，天台宗便相形失势。在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和八祖玄朗时，天台宗的发展处于弱势。直到九祖湛然提出“无情有性”说，不仅发展了天台宗的佛性论思想，而且大大敞开了成佛的大门，才使天台宗出现了“中兴”的景象。唐武宗灭法后，天台宗与教下其他宗派一样，渐趋衰微。五代至宋，才略有复兴。
在智众多的着作中，最重要的是《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号称“天台三大部”，是天台宗最基本的理论着作，尤其是《摩诃止观》，代表了智的成熟思想，也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天台宗的主要理论是以“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性具实相说，并提出了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修行原则和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而提出了“会三归一”的理论，一方面把天台宗的教义说成是至上的“一乘”，另一方面也为它调和融合其他学说打开了方便之门。天台宗正是在“方便”法门的旗号下，对佛教各种经典和学说以及传统文化的不同思想作出了融会贯通，并有选择地把它们“会归”到了天台宗的教义中来，表现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在理论建构上所具有的鲜明的圆融精神。
二、三论宗
三论宗因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主张“诸法性空”，也称“法性宗”。为了区别于也称“法性宗”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又称“空宗”。自鸠摩罗什译出“三论”以来，研习“三论”者代不乏人，至隋吉藏而集大成，正式创立了三论宗。
关于三论宗的传法世系，历来说法不一。但一般都上溯至印度的龙树、提婆，中土则以罗什为始。在罗什以下依次为：僧肇（或道生）→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其实，在吉藏之前的各位仅为三论宗的创立逐步奠定了理论基础。罗什传龙树、提婆的中观般若学，译出了“三论”。其学说经其弟子僧肇、僧叡和竺道生发扬光大而一度成为显学，研究“三论”者群起。后来有僧朗于齐梁时将“什肇之学”传到盛行《成实论》的南方。僧朗与着《六家七宗论》
的昙济实际上并无师承关系。僧朗住建康郊外的摄山栖霞寺，一方面破斥“三论”与《成实论》为一致的旧说，另一方面大弘三论之学。在他之后，有僧诠、法朗依次相传，形成了“摄岭相承”的三论学派，但并没有成为佛教宗派。直到法朗的弟子吉藏，以“二藏三法轮”的判教理论来融会佛教诸家学说，提出了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三论学派才正式演变为中国佛教的宗派。
吉藏以后，三论宗的学说未再有大的发展。吉藏的弟子很多，有慧远、智凯、硕法师等，但在佛教史上大都隐而不显。再传弟子中只有相传出于硕法师门下的元康略为知名，曾对“三论”和《肇论》等作了注疏。三论宗流传的时间也不长，由于华严与唯识等宗派兴起后，对三论之学或批判，或吸收，三论宗因此而逐渐衰微。但它的思想与方法却对中国佛教各宗派都有较大的影响，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并没有因为三论宗的衰歇而退隐，相反，它以不同的方式融入了其他各宗派的思想学说中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三、法相唯识宗
法相唯识宗因通过分析“法相”而得出“万法唯识”的结论，故得名。也称“法相宗”或“唯识宗”。由于该宗的创始人玄奘和窥基常住慈恩寺，窥基还有“慈恩大师”之称，因此又称“慈恩宗”。又由于该宗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瑜伽师地论》为该宗的根本经典，故也有称之为“瑜伽宗”的。
法相唯识宗是直接继承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论学说，并完全严守其经典教义的一个宗派，印度文化的色彩比较浓厚。它的学说传承一般作：无着→世亲→陈那→护法→戒贤→玄奘→窥基→慧沼→智周。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是此宗的实际创立者，智周以后，此宗便趋衰微。
玄奘曾西天取经，游学印度十七年，特别在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着名的瑜伽行派论师戒贤学习唯识教义，深谙其真谛。回国后，玄奘受到了唐王朝的敬重。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系统译出大量佛典的同时，重点翻译介绍了瑜伽行派的思想和学说，为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玄奘还接受窥基的建议，将古印度“唯识十大论师”解释世亲《唯识三十颂》的有关着作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十卷，这成为法相唯识宗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译经的过程中，玄奘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最有名最富有才气的是窥基。窥基致力于着书立说，发挥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学说，有“百部疏主”之称。
他的《成唯识论述记》是他众多论着中最重要的一部，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成唯识论》本身。窥基在协助玄奘创宗方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法相唯识宗实际上是经由窥基才完全建立发展起来的。《宋高僧传》卷四《窥基传》中说，“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