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他们各吃一盒酸奶，总是她从冰箱里取出酸奶，将吸管插入奶盒，然后分食。最近一次，刚好只剩一盒酸奶了，谁吃，互相推让。因吸管也没有了，她找来小匙，打开奶盒，用匙挖了奶递给他，像是喂孩子，是她没有忘记终身对他的伺候呢，还是她一时弄错了，该递给他盒奶而不是用小匙喂奶。夜，并坐沙发看电视，她不看，看他毛衣上许多散发，便一根一根捡，深色毛衣上的白发很好寻，她捡了许多，捏成一小团，问他丢何处，他给她一张白纸，她用白纸仔细包起来，包得很严实，像一个日本点心，交给他，看着他丢进纸篓，放心了。
他的妹妹是医生，从湖北常来电话时刻关心她新近的病情，哭着说报不尽琴姐(嫂子，即她)的恩，因家穷，以往总穿琴姐的衣服。他同她回忆这些往事，她弄不清是说事还是说情，反问：是衣服太瘦？欣喜与哀愁一齐离她远了，她入了佛境。有一次，她随手抽出一张报刊画页看，看得很细致，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看来她在画页上没找见他的作品，有疑问，想提问。他见她语言又生了障碍，更心酸，拍着她的背说：不说了，不看了，早些睡觉吧，今天输液一天太累了。她很听话，让他牵着手走进卧房，他发现她忘了溺器，这本是她天天自己收捡，连阿姨也不让碰的工作。
他两年前病倒，像地震后幸存的楼，仍直立，并自己行走，人家夸他身体好，不像八十六岁的老人。其实机体已残损，加之严重的失眠，他是悲观的，他完全不能适应不工作、无追求的生活，感到长寿只是延长徒刑。最近她的病情骤变，他必须伺候她。她终身照顾了他的生活，哺育了三个孩子，她永远付出，今日到他反哺她的时候了。他为她活着，她是圣母，他愿牺牲一切来卫护圣母。他伴着她，寸步不离，欲哭也，但感到回报的幸福。但他们只相依，却无法交谈了。她耳背，神志时时不清醒，刚说过的话立刻全部忘掉，脑子被洗成了白纸。他觉得自己脑子的底色却被涂成可怕的灰暗。
医生诊断她是脑萎缩，并增添了糖尿病。因此每顿饭中他给她吃一颗降糖药。有一回儿子乙丁回来共餐，餐间乙丁发给她降糖药，她多要一颗，给他吃，她将药认作童年分配的糖果。
春光明媚，阳光和煦，今天乙丁夫妇开车来接她和他及可雨去园林观光，主要想使她的思维活跃些。到她熟悉的中山公园，但无处停车，太多的车侵占了所有的街道和景点的前后门，他们只好到旧居什刹海，停车胡同中，步行教她看昔日的残景和今天的新貌。老字号烤肉季新装修的餐厅里，一些洋人利用等待上菜的时刻，忙着在印有圆明园柱石的明信片上给友人写短信。她看看，并无反应。又指给她看自家旧居的大门，她说不进去了。她将当年催送煤球、煤饼，倒土、买菜、买糖的事一概抹尽，这住了二十年的老窝似乎与她无关，或者从未相识。
她和他在家总是两个人吃饭，吃饭时他正忙事时她便自己先吃了。有一回晚间他发烧，立即去医院，家里正晚餐时候，叫她先吃，她很快吃完，但吃完后一直坐在饭桌前不走，等他回来吃饭。偶尔他因事晚回来，冬日下午五点钟，天已擦黑，他进门，厅里是黑的，餐厅是黑的，未开灯，不见她。卧室阳台的窗户上，伏着她的背影，她朝楼下马路看，看他的归来。
一次，她自己在床上摆弄衣裤，他帮她，她不要，原来她尿湿了衣裤，又不愿别人协助。她洗澡，不得不让步让阿姨帮忙了。他洗澡都在夜间临睡前，她已睡下，听到他洗澡，她又起床到卫生间，想帮他擦背。年轻时代，谁也没帮谁擦，她只为三个孩子洗过澡，那时是用一个大木盆擦澡。面对孩子，她的人生充实而无愧。她今天飘着白发，扶着手杖，走在公园里，不相识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奶奶，一声奶奶，呈现出一个灿烂人生。
他有时作些小幅画或探索汉字造型的新样式，每有作品便拉她看，希望艺术的感染能拉回她些许情丝。她仍葆有一定的审美品位，识别作品的优劣，不过往往自相矛盾了。有时刚过一小时，再叫她重看，她问：什么时候画了这画，我从未见过。他不能再从她那获得共鸣。没有了精神的交流，他和她仍是每天守护着的六十年的伴侣。他写“伴侣”二字，凸出了两个人，两个口，两道横卧的线，两个点，浓墨粗笔触间两个小小的点分外引人，这是窥视人生的眼，正逼视观众，直刺观众的心魄。
1946年在南京，教育部公费留学发榜，她从重庆赶到南京结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们享受到了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但她，虽也欣慰，并非狂喜。这个巨大的人生闪光点也很快消失在他们的生存命运中。最近，像出现了一座古墓，他无比激动要以“史记”为题记录他年轻时投入的一场战役。陈之佛先生作为教育部部聘的美术史评卷者，发现一份最佳答案，批了九十几分。发榜后他去拜访陈之佛，陈老师谈起这考卷事，才知正是他的，他泪湿。但谁也不会想到陈老师用毛笔抄录了那份一千八百字的史论卷，但抄录时他也不知道谁是答卷者。六十年来，陈老师家属完好地保存那份“状元”卷，那是历史的一个切片，从中可分析当年的水平，年轻人的观点。陈老师对中国美术发展的殷切期望，其学者品质和慈母心肠令人敬仰。他家属近期从他的有关文集中了解到他正是答卷人，并存有陈老师为他们证婚的相片及为他们画的茶花伴小鸟一双，也甚感欣慰。他同她谈这件新颖的往事，六十年婚姻生活的冠上明珠，她淡然，此事似乎与她无关，她对人间哀乐太陌生了。他感到无穷的孤独，永远的孤独，两个面对面的情侣、白发老伴的孤独。孤独，如那弃婴，有人收养吗？
因一时作不了大画，他和她离开了他的大工作室，住到方庄90年代初建的一幢楼房里，虽只有一百来平米，但方向、光线很好。前年孩子们又给装修一次，铺了地板，焕然一新。春节前后，客送的花铺成了半个花房。孩子们给父母不断买新装，都是鲜红色，现代型的。她穿着红毛衣、红袄，手持杖，笃！笃！笃！在花丛中徘徊，也不知是福是禄。
但老年的病痛并不予他安享晚年。他不如她单纯，他不爱看红红绿绿的鲜艳人生，他将可有可无之物当垃圾处理掉，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空间，他的人生就是在空间中走尽，看来前程已短，或者还余下无穷的思考。思考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了。他崇拜过大师、杰作，对艺术奉之以圣。40年代他在巴黎时去蒙马特高地参观了那举世闻名的售画广场，第一次看到画家伸手要法郎然后给画像，讨价还价出售巴黎的风光和色相。呵！乞丐之群啊，他也只属于这个群族，仿佛已是面临悬崖的小羊。从此，居巴黎其间他再也没去过这售画场，而看到学院内同学们背着画夹画箱，似乎觉得他们都是去赶高地售画广场的。今天住在姹紫嫣红丛中的白头人偏偏没有失去记忆，乞丐生涯是自己和同行们的本色。在生命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对生生不绝的人类作出了新的贡献，躯体之衰败便无可悲哀。他和她的暮年住在温暖之窝，令人羡慕，但他觉得同老死于山洞内的虎豹们是一样的归宿。她不想，听凭什么时候死去，她不回忆，不憧憬。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年年的花，年年谢去，小孙子买来野鸟鸣叫的玩具，想让爷爷奶奶常听听四野的生命之音，但爷爷奶奶仍无兴趣，他们只愿孙辈们自己快活，看到他们自己种植的果木。
“孤独，如那弃婴，有人收养吗？”步入耄耋的“孤独”的“他和她”，则如婴儿般彼此“收养”了彼此。文章以质朴的文字，为我们剪辑了一组“他和她”的黄昏切片：曾经的相亲相爱，现在的相伴相依；昔时红颜朵朵，如今白发苍苍……虽有“夕阳无限好”的几许安慰，又难免“只是近黄昏”的必然悲叹。——在人生的荒原上，我们确实更加需要提神凝望生命的绿洲。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文／斯妤
我从来没有想过，眼泪是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流出来的。
上午，心脏有些不适，就随便歪在床上翻一本书。
书里有一点悲戚的事，看着看着，眼泪就跑出来了。
晚上，孩子在一边做功课，我拿起另一本看了一大半的书，坐在孩子身边读。
一种很深切、很黏稠、很滞重的东西突然涌进了心里。它们在心里翻滚搅和、推搡挤迫。
心口骤然疼起来。有一种东西很艰涩很缓慢地从那里流出来。
这才知道，上午的眼泪是多么简易，多么不算什么，就像单位草草分给你并不十分想要的简易房。
一个仁爱、宽广的美丽灵魂的深切痛苦击中了我。
我想起有人这样说她：“为了保住诗人妻子的名分，她连儿子都舍出去了。”
曲解真的俯拾皆是。
只有后半句是真的。这种割舍使她痛彻肺腑。“离开了小木耳，对于我来说，生和死都将是悲惨的。”“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想念他，我的根本不可能离开我而又不可能被我关注的小木耳。”——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懂得她的痛苦，懂得她因这种痛苦而陷入的悲惨境地。
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极端自我到什么程度，才会逼迫一个母亲和自己幼小的孩子分离，而这个母亲是他的妻子，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
我真的不懂一个人要多么冷漠残忍，才会无视自己妻儿承受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心安理得地坚持放逐自己幼小的孩子？
如果说这是一种疯狂，那么这种疯狂也是不可原谅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种光明是否也是黑色的呢？
一个人，要是只知道为自己活着，“我的快乐”，“我的梦想”，“我的山谷”，“我的情欲”，“我的安宁”，“我的炽热”，“我的死”，“我死后的景象”，除了这个到处写着的“我”，再不知道别的人，别的心，别的状态，别的痛苦，不懂得哪怕是一点点呢，也替别人着想一回，这样的存在，有什么意思呢？
毁灭就成了必然的逻辑了。
可是连毁灭也罩上了这个硕大的冷漠的“我”。这个“我”字使他憎恨曾经母亲般宽广地爱他的美丽灵魂。只因这个灵魂终于决定反抗一下她的尴尬处境。他，便举起斧头毁灭了她。
这份残暴更是不可原谅的。
那个被母亲千呼万唤，牵肠挂肚的小木耳是要使所有母亲落泪的。他那么小，那么隐忍，那么乖巧，那么苦苦地想念山对面的家，想念住在那里的伤心的妈妈，他现在是连编个“腿疼”的谎话，吸引妈妈来看他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他被父亲放逐，寄养在异族人家里，以他那三岁的小小心灵一再对自己说：“所有人都爱我”、“胖(指其父)喜欢我”时，做母亲的听了心疼，做父亲的呢？不能有一点点惭愧吗？
“我在木耳的事情上是有点失控的，难能理智，总有生离死别的阴影笼罩着我，不能冷静自持，好像守着一只空巢等待羽毛未丰的雏鸟还能回来，伤心而绝望。”这位母亲即使伤心欲绝的时候，也仍然在检讨自己，让你听了不由要心酸，不由要忍不住朝她喊：人是不能太好的啊，至少不能太盲目地好！
许多人不理解这位忧伤的母亲，不知道她为什么真诚地善待英儿，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忍受强加在她身上的生离死别。
我相信这是一个简单的秘密。这个秘密在于她那自始至终的善良、仁爱，还有那宽广的母性情感。
那个不愿意长大的诗人其实也是她的孩子，是她不能不背负的十字架。她了解他，呵护他，纵容他，看顾他，为了他，她不得不承受巨痛，割舍另一个孩子。
但是割舍的同时也积聚着力量，当痛苦达到顶点时，反抗诞生了。
这位美丽、忧伤、坚忍、充满才情的、母亲一般慈爱父亲一样辛苦的不凡女性终于做出了悲壮的选择。这选择堪称有力，石破天惊。
她有权利和她真正的孩子在一起。有权利过一种自己的生活。
可叹的是她没逃出她的命。她的命从她十几年前和那位童话诗人在列车上邂逅时，就一锤定音了。
于是她在我们面前倒下了，带着她的绝望，带着她对小木耳的无尽的爱与忧虑，带着她太好的心和太盲目的爱，悲惨地倒在血泊里。
而我们这些看客的心里，就无法遏止地流出了一股浓稠黏滞的血一样的东西。
同时从此知道，眼泪是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流出来的。
一种很深切、很黏稠、很滞重的东西突然涌进了心里。它们在心里翻滚搅和、推搡挤迫。
作者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从一个母亲的身份出发质疑了那位杀妻的童话诗人梦幻理想背后掩藏的冷漠与残忍。感同身受般的文字读来有字字千钧的分量。“有一种眼泪是从心底流出来的”，在作者的不断强调之下，我们明白了这愤慨之深，悲伤之深，那不同于我们日常多愁善感式的落泪忧凄，却是带着强烈的质问与对“世上母爱之伟大之艰辛”的深切了悟。
小城街的安琪儿
文／陈俊文
投递室。陶玉洁在整理报刊、信件。她熟练地把它们归类归项，一扎扎插放在自行车邮袋内。
她，神色专注，手儿灵巧，草绿色服装穿在身上，透出一种朴素淡雅的美。她有不错的骑车技术，当她自豪地骑着那辆油绿闪亮的车子时，会给这偏远的县城增添一种生活的情调。街道上的小伙子瞧见她，竟会神奇地产生一点心灵上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