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发生的一些事件，我在这个系列演讲中提出了一个理念框架。这些事件并非由永恒不变的科学规律决定的。当然存在科学规律，但这并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进程。之所以这样说，复杂性是一个原因，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是另一个原因。
我已经讲了事件参与者的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反身性（译者注：reflexivity，索罗斯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概念，指事件参与者的思维与事件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并相互作用，不会达成均衡）和双向关联，我也强调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在事件现实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可奇怪的是，这些互相影响都被忽视了。这些影响为事件带来了不确定因素，除了显而易见的一些情况外，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大致合理的方案，评估其实现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期望的结果。以上两种方法我都运用过，而且经常用。的确，我可以称作是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作为慈善家，我则专注于提出解决方案。由于前者我做得很成功，这就让我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后者。我今天的演讲就是讨论如何实现这两项任务。
我们所处的年代，各种不确定性广泛存在。我们刚刚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译者注：指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风暴）。这次金融危机波及面之广、危害之严重，是以往历次危机所无法比拟的。日本发生过类似的危机，那是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至今尚未完全复苏。还有美国，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次危机与日本危机不同，日本那次危机仅限于日本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席卷全球。这次危机与20世纪美国“大萧条”也不同，“大萧条”使金融系统崩溃，而这次危机并没有让金融系统崩溃，而是给它人工“输血”维持运转。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要严峻得多。1929年，美国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2008年初，美国信贷余额是365%，这还不包括广泛使用的大量金融衍生品，而这些衍生品在20世纪30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尽管如此，人工“输血”竟然灵验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仅一年，金融市场趋于稳定，股市开始反弹，经济表现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正常的经济状态，把2008年的金融风暴当做一场噩梦。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经济复苏势头似乎已经衰竭，甚至会出现第二次探底，虽然我不能确定第二次探底会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持我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虽然这与主流观点相悖。复苏持续的时间越长，相信复苏的人越多。但我的判断是，这种主流观点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这种认识远远落后于现实，这就是典型的非均衡状态。更复杂的问题是，这种认识滞后于现实也是双向的。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这次危机与过去的不同，没有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终结。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不能准确预测复苏的程度。
这种认识的混乱不只限于金融领域，它也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苏联帝国解体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这种单极世界秩序并不稳定。小布什总统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编造借口入侵伊拉克，其效果与他的愿望大相径庭，美国的国力和影响力跌入谷底。伴随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是国际金融系统的混乱。新的国际秩序终将出现，但并非和过去一样由美国主导。
为了理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念框架，它与以往我们习惯了的理念框架截然不同。有效市场假定理论是把金融市场孤立地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对它的影响。这就扭曲了现实情况。我在过去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政治手”，这只“政治手”制定法规、政策，规范、调节市场机制的运行。我的理念框架与政治经济学有关，与抽象的市场经济学无关，尽管市场经济受制于亘古不变的规律，但我把金融市场看做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系统，并没有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设计初衷就不平衡。国际金融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按股份制公司的组织模式组建的，富国拥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了理事会。面对处于核心地位的富国，边缘的穷国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国际金融系统从建立那天起就被美国控制。尽管英国的凯恩斯勋爵（译者注：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提出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译者注：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大旅社举行，45个国家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1973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但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具体组织会议。从那时起，我们从一个几乎全面监管的金融系统变成了一个几乎完全无监管的金融系统，这种转变就是由美国主导的，而且这一体系继续受“华盛顿共识”（译者注：1989年国际金融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提出了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被称作“华盛顿共识”）指导。
尽管“华盛顿共识”政策本应对任何国家是平等的，但是，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系统是个双层体系：能用自己的货币借款的国家构成该系统的中心，而借款要由一种硬通货来实现的国家则构成系统的外围。如果一个国家遇到困难，获得援助的条件很苛刻，在这种情况下，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面临威胁，那么，维护该体系就成为最优选项。
1982年国际银行业危机时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如果允许债务国违约，银行系统就会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机构联手采用被我当时称作的“集体放贷体系”。放贷银行要对贷款展期，这样，借款国就可以得到足够的额外资金用于还本付息。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债务国经济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就因此被压制了十年，而银行系统不但可以走出困境，还能盈利。如果银行的准备金充足，还可以把这些贷款重组成布雷迪债券（译者注：20世纪80年代由发展中国家发行的一种债券，用于置换到期的债务），这样，银行就必须承担损失了。
1997年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但是，那时银行已经学会了把贷款证券化，这样，就不至于被逼得走上“集体放贷体系”，而大部分损失则由债务国承担。这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到严格的市场约束，如果金融系统面临威胁，正常的监管法规就暂停执行。这样，尽管是银行集体行为的失败，但也可把银行给解救出来。
2007年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则不同，因为它爆发于核心国，外围国只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卷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的是一项新的任务：保护边缘国家免遭爆发金融风暴的核心国的影响。可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成员国紧密合作，很快就筹集到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当时的局面还遇到不少困难，因为它是为解决公共部门的问题而创建的，而信贷短缺主要对私营部门造成影响。总的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改变角色处理这项新任务时表现得非常出色。
总之，国际金融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与过去没什么不同：救助将要倒闭的金融机构、货币供应和财政刺激。然而，这次危机要比以往的危机严重得多，采取同样的措施并未奏效。例如，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就失败了，这一事件使金融系统遭到重创：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转，必须对它“输血”。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出手为金融机构担保，不能再让可能影响到这个系统的金融机构倒闭。此时危机蔓延到边缘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不能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东欧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最大。核心国家利用自己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货币，为商业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政府为刺激经济采取的赤字财政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采取的这些措施很成功，全球经济似乎正在逐步趋于稳定。人们越来越相信，全球金融系统再次免于崩溃，商业活动也在逐步返回常态。但是，政府严重误读了目前的局势，破镜难重圆。下面我就解释这是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后推行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美国和英国领头发起的市场至上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自由流动，其后果是让征税和对金融的监管变得更加困难，这就使金融资本有了特权地位。各国政府把国际资本的需求看得比本国人民的愿望更重要，因为必须确保金融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动。这样，作为市场至上运动的全球化取得巨大成功，各国都难以阻挡全球化趋势。但是，全球金融系统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市场可以依靠自身机制安全地进行调节。这就是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的原因，这个系统也不会再被重新拼凑起来。
全球化市场需要全球化监管，但是，现行的监管法规都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如著名的《巴塞尔协议》就规定了最低资本金要求，它也让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监管机构终归由主权国家管辖，这就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滞的机制还远远不够，而是要设立一个崭新的监管机制。目前情况是，各国金融系统都由自己的政府维护和支持，而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就必然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会破坏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相信冰岛当局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不会心甘情愿受美国银行摆布。
我要说明的是，监管法规必须覆盖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否则，金融市场就无法维持全球化，甚至会被监管套利（译者注：由于各国监管法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金融机构便可选择在监管相对宽松的市场进行经营，从而全部或部分地规避监管，牟取超额利润）行为摧毁。这是因为，金融资本会从监管严厉的国家流向监管温和的国家，从而把其他国家暴露在无法摆脱的风险之中。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反过来，很难重新恢复监管，很难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的监管法规。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驱使各国采取不同的措施以满足自己的利益。
这种情况在欧洲就表现出来了。如果连欧洲各国都不能达成一致，世界其他国家怎么能做到呢？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欧洲范围内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的协议，因为各国都必须先保证自己的金融系统安全。在目前情况下，欧元并非是一个完整的货币体系，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金融机构的担保或注资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金融危机提供了弥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德国却坚决反对。
德国过去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但那时的德国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当今的德国今非昔比，它的观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格格不入，它更担心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不振，总之，它不想充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大财东。没有了德国这个推动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只有减速，最终必然会搁浅。
值得庆幸的是，欧洲的社会保障系统非常健全，但这也被指在繁荣时期拖累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然而，社会保障系统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充分发挥了作用，使欧洲大陆在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比预期的要轻得多。现在，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得到缓解，欧盟也展示出政治活力。欧洲央行有效地救助了爱尔兰银行系统，这也使爱尔兰顺利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译者注：2007年12月13日通过的《里斯本条约》是在原《欧盟宪法条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至2009年11月3日捷克批准《里斯本条约》，欧盟27个成员国全部批准该条约）。你看，我也许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由于金融危机给每个国家带来的长期影响是不同的，这很可能让国际合作愿望化为泡影。在短期内，危机给各国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赢家和输家会逐步浮出水面。尽管事件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广泛，但还是能够有把握地预测各国相对地位的转换。坦率地讲，美国将是最大的输家，而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这一转换进程似乎超出了多数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视角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转换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系统的中心，美元充当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取了巨大利益。但近些年来，美国滥用自己的特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建立了持续增长的经常性账户逆差，而且这一趋势永无止境，因为以日本以及后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崛起的经济体，希望维持美国的逆差，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家庭的过度举债终止了这一过程。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很多家庭发现自己债务缠身。银行系统损失惨重，必须设法盈利才能摆脱困境。商业房地产和杠杆收购的厄运就要来临。这些因素让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美国消费者没有能力继续扮演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可能要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总体上讲，中国基本上未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导致金融系统崩溃的内在因素引发了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危机则是来自影响出口的外部冲击，但其金融系统、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并未受到创伤。
中国找到了一种很有效的方法鼓励人们积极生产、努力创业，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中国通过低估币值和国际贸易盈余积累，拿走劳力剩余价值里大部分份额。所以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知道，如果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就必须避免社会动荡。所以，中国领导人要采取一切手段确保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这样才能为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创造就业岗位。由于贸易顺差，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动力，它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国内经济，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或直接为其提供贷款刺激出口。实际上，中国过去就是这么做的，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让美国更多地进口中国产品。目前，由于美国消费者不得不缩减开支，中国便转向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所以说，在美国经济跌跌撞撞的复苏过程中，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比美国的小得多，中国的发动机小，这就让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由于存在这些局限性，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结构转变，与此同时，第三方也在重新定位，使自己具备经济发展的正能量。但这种地位转换并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就像日本公司的兴衰一样，但从目前来看，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也是最显著的一种趋势。中国也拉动了它的贸易伙伴——如巴西、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经济。从印度的国内经济增长来看，印度表现得也相当出色。
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政策会成功。中国内陆和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会产生独立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体制下，投资往往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市场因素，因此，收回投资通常很慢。过去，中国因银行信贷过于宽松发生过两次大范围的坏账。这次也许不会这样，因为银行的权力已从地方移交给中央，各地的银行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尽管如此，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一定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会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中国更可能是相对成功，而不是绝对成功。
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从某种程度上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相似。那时主流系统已经崩溃，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系统。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这个重任。主要是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启发下，他们创建了新的国际金融系统，尽管美国作为同盟国领袖将凯恩斯方案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修改，但这套系统还是能把全世界都包容进来。当前，国际资本主义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多边体系虽未彻底崩溃，但却被大大削弱，其内在缺陷暴露无遗，国际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另一个充满活力的可选系统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与目前国际金融系统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国际资本主义”。
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可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互相竞争，但两者都不很理想。“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自身证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其原因就是它缺乏足够有效的监管，而且它嫌贫爱富，极不公正。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系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日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正在复制过去殖民国家的错误，而这些殖民国家现在已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设法纠正这些错误。为了能获得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只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百姓。这样做有利于维护欺压人民的腐败政府，这当然不受各国人民的欢迎。但中国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一家中国公司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拒，就是在最近，力拓矿业集团也撕毁了将一部分股权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合约，这就逼迫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安哥拉，还有最近的几内亚，这就成了众多摩擦的根源，这不但不符合世界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一直把自己视为这些摩擦的受害方，不想加入“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这也成了该计划继续得以贯彻的最大障碍。
尽管处于主导地位的多边系统在设法重建，但中国将发展双边基础。当然，中国也是整个多边系统里的一部分，但它在该系统内并没有占据一个与其目前经济增长相称的位置，所以说，中国对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并不太感兴趣，而更热衷于通过双边渠道进行扩张。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角色，而设法提升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中国也不太可能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会摧毁现有机制，使政府不能继续通过低估币值从中国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中攫取利益。所以说，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但会与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双边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这样，人民币虽然无法取代美元，但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综上所述，世界正面临着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把这两种组织称作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它已走向崩溃；后者以中国为代表，它方兴未艾。我们知道，导致国际金融系统瓦解的原因是缺乏管制，放纵了它的发展。然而，双边关系系统又容易产生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更有权威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系，它要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当然，也要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
现在，尽管在金融监管改革上存在国际合作，但采取修修补补的方式也难以实现目标。要想实现目标，就必须通过进行广泛的妥协来重新安排整个金融秩序。作为国际合作的最主要论坛20国集团以及在匹兹堡峰会（译者注：2009年9月24日至25日，20国集团第12次峰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召开）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就目前来讲，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框架内运作，因为修改协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说，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蹴而就地实现目标，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反映根据目前情况的各国位次，并且修改其运作方式。会议也可对那些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制定监管措施，并考虑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则。业已证明，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毫无约束地自由流动是个不稳定因素，需要杜绝这种情况。
把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失去了对美元的信任和信心，但目前尚无其他货币取代美元的地位。现在总的趋势是，人们把货币资产转换成黄金、其他商品等有形资产进行储备。这种趋势危害甚大，因为储备的这些资产失去了生产功能，并会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回避扩大特别提款权的运用，这可以促使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这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手段。由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译者注：特别提款权定值货币有4种，从2006年1月1日起，美元占44%的权重，欧元占34%的权重，英镑占11%的权重，日元占11%的权重），这就避免了把某种货币置于不公平的特权地位。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数量必须增加，新增加的定值货币应该包括人民币，尽管它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这样，如果美元被谨慎监管，它仍可重建自己的储备货币地位。
特别提款权的一个重大优势就是，它允许创造国际货币，这种功能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尤为重要。货币可以被引导到需要的地方，这将是对目前这种状况的巨大改进。现在亟须一种机制，允许那些不需要增加额外储备的富国，把他们的特别提款权份额转让给需要资金的国家，这种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小规模运用。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变暖和核扩散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仅凭金融系统就不够了，还必须重新调整当前的世界秩序，这就需要联合国的参与，尤其是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参与。
美国应该主导这一意义深远的进程，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平等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不太积极的成员，而过去主宰这一体系的国家逐步丧失了支配地位。在世界新秩序的创建中，需要新兴国家的参与，以取得它们的支持。
美国是原有系统的主要受益者，为什么美国要主导这次改革呢？这是因为，目前这一系统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如果美国不带头改革，它会丧失更多的利益。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国力衰退，世界影响力下降。如果没有远见卓识的领导，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优势会持续下滑。但是，美国仍然领导着世界，它不再能像小布什政府那样企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而是在国际合作中起领导作用，这种合作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样，美国就会以受欢迎的方式重建世界领导地位。
中国既然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脱颖而出成为大赢家，那它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呢？答案同样很简单。为了不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在实现法治的同时，确保个人更大限度的自由。考虑到目前各国军力关系，中国只有在和平环境中继续崛起，才能被世界各国接受。
为了世界和平，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美国这个目前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逐步衰落，但它仍坐拥世界军事霸权地位，这种强弱混合会很危险。
我业已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将陷入困境。金融危机把那些不愿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带入困境。奥巴马总统采用“信心倍增”政策，宣称经济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衰退出现第二次探底，社会上散布的各种恐慌谣言和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会让美国人忧心忡忡。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必然会设法转移人们对国内危机的注意力，这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威胁。
奥巴马总统具有正确的洞察力，但眼光还不够长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切尼政府那样奉行强权政治。但是，由于很多紧迫的问题困扰奥巴马总统，他无法把重建国际金融系统列入议事日程的优先地位。他的一些经济顾问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理论的正确性，认为市场失灵的情况只是百年一遇。
优胜劣汰，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它们会抵制全面系统性调整，担心这会限制它们的权力。金融系统已经崩溃，它需要重建，但目前还没有对此达成共识。正因为如此，我在几次演讲中所概括的金融市场理论更显重要，应该有更多的人接受这一理论。
中国领导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因为他们掌控着世界经济走向。如果他们想把中国发展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那他们就必须放弃一些特权。从目前看，中国公众还能够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牺牲个人自由，但这不会太长久。腐败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确保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职权。
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这样才能融入国际大家庭，因为世界其他国家不会为中国的经济繁荣牺牲个人自由。由于中国逐步担负起世界领导角色，它必须尊重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张。但是，由于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不能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
中国习惯于自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认识不得到自己正开始走上帝国主义之路。正因为如此，它在处理自己国内少数民族事务以及与非洲国家打交道时困难重重。希望中国领导能与时俱进，随机应变，毫不夸张地说，这决定着世界的未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