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直没有“恐高症”。虽然李鸿章屡受攻击，但仍获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对于曾国藩晚年的求退，李鸿章就批评是“无益之请”，极力提倡恋戋苟安、争权夺势的思想。他说：“今人多违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变法失败后的一些情况
维新变法失败后，顽固派更加猖狂了。而李鸿章连遭弹劾，被调任闲职。然而，他没有萌生引退之意，反而对失去大权愤愤不平。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奏请“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同时让李鸿章“前往暂行署理”，说李鸿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且李鸿章公忠自矢”。然而慈禧早有打算，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担任直隶总督，掌管北洋各军。李鸿章因此不得不向荣禄求助。李鸿章与荣禄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是政治倾向和利益上的一致又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当时慈禧谋害光绪没有成功，决定废掉光绪，命荣禄从速办理。荣禄向李鸿章传达了慈禧的旨意，表示“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请李鸿章试探一下各国的意见。李鸿章借机提出让他担任两广总督，说“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觉得有理，禀报慈禧。李鸿章如愿以偿，当上了两广总督。
李鸿章前往广东之后，1901年1月31日，孙宝瑄到了由章太炎等人创办的鼓吹维新变法的上海昌言报馆。章太炎问起李鸿章此番路过上海的情形时，孙宝瑄便一五一十地讲了与李鸿章交谈的经过。
章太炎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康有为一个六品官竟有一个做宰相的党羽，真不可思议。
李鸿章一直不愿对变法派采取慈禧一样的残酷态度。如1900年2月，朝廷让李鸿章将康梁的祖坟铲平以泄愤，而李鸿章迟迟不肯动手，他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条妙计，在3月27日上奏，声称香港近来有新党勤王，正欲袭击广东省城起事。臣已密商港督查禁，但恐过激生变，铲平康有为本籍坟墓似宜稍缓。这引起了朝廷的极度不满，强令他必须“力遏乱萌，勿瞻顾彷徨”。
康有为就说过，李鸿章曾三次让人来劝他起兵勤王，对此寄予希望。康有为的弟子陆用翔证实李鸿章认为保皇会有实力完成起兵勤王。
正是由于这样，康、梁很希望能利用李鸿章。4月12日，梁启超就写信给康有为提出：一旦在广东起义，“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威，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
为了阻止清廷建储，康梁屡次致书李鸿章请他从中出力。康有为在准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也劝说李鸿章不要打击保皇会：去年废主，则联电力争；平居讲求，则救国同愤，会人但以保教圣主，岂有他哉！此外，康有为又和李鸿章套近乎，取得好感，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德，荣禄相攻，败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顷者徘徊隐忍，盖狄仁杰、张柬之之将有待也。老臣谋国之深，忠臣救主之义，计公岂一日忘之哉！”
又通过英国公使交给李鸿章写着“诛拳匪而清君侧，扶圣主而辑邦交”的折子，请其代递。
然而，李鸿章上任后，开始严厉打击勤王活动，又铲了康有为的祖坟。他不但迫害保皇党在广东的亲属，而且也改变了对康、梁的态度，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被他以10万两提到14万两。一时间，保皇会人心惶惶，许多人都被迫退了会。虽然这些做法都有朝廷逼迫的成分，但还是彻底改变了变法派对李鸿章的看法。
如狼似虎的八国联军
对于慈禧太后的镇压维新变法，西方各国很是不满，都觉得应让太后下台。这样一来，慈禧太后也对洋人极为不满。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爆发了，义和团破坏教堂，杀死外国人，规模迅速扩大。正是义和团的排外性质，使得与其有同样要求的慈禧太后开始利用义和团来打击洋人。她下令清军停止镇压义和团，用义和团攻打北京的各国使馆。这一下可把各国的怒火点燃了，他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了西安。中华大地东至山海关，北起张家口，西南至正定，东南至沧州之间，一时间列强横行，肆意蹂躏，人民饱受痛苦。八国联军在东北杀害的中国人是数百上千倍于被杀的洋人，中华民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朝廷对此危局已无对策，只好让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向列强求和，请列强退兵。
李鸿章对此次八国联军入侵是痛心疾首的，他早就觉得慈禧太后借义和团打击洋人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是1900年6月，李鸿章从军机处命令直隶总督裕禄停止镇压义和团的廷寄密旨时，就觉察到太后企图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6月9日，他发电报给盛宣怀说：“有密谕，裕勿进剿。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
6月12日，联军与义和团在廊坊大战。17日，大沽炮台落入八国联军手中。15日，朝廷发布命令让广东巡抚署理两广总督，而李鸿章马上入京负责与各国交涉。李鸿章很不情愿，想一想当初自己只是没有支持太后发动政变镇压变法派，就被逐出军机处，外放两广总督，现在有难了却又来找他；此外，他对自己入京后与各国交涉的方针还琢磨不透，因为太后的态度还在和战之间动摇。因此，李鸿章没有赴命，只是坐观局势的走向，要以静制动。
17日至20日之间，清廷一连进行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应如何应对局势。太后决心对外宣战，因为她受到了伪造各国公使勒令太后归政的照会的影响。而主战派鼓动说义和团有神术，可灭洋人，力主围攻各国使馆。光绪帝等人则反对围攻使馆的挑衅行为。双方争持不下，最后主战派一意孤行，鼓动太后下令将主和的五位大臣诛杀，彻底扫除了开战的障碍。
20日，李鸿章向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发送紧急电报，提出：“众义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虽然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但李鸿章还是将义和团定义为匪和内乱，建议慈禧太后“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然而当日德公使克林德就被杀死在北京崇文门大街。
21日，清政府向各国正式宣战，下令各省召集义和团消灭洋人。当时北京的义和团以“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为口号，光绪就是其中的“龙”，他要学习西方搞维新变法；二虎是指李鸿章和庆亲王，庆亲王时任总理衙门大臣，而群众不知道李鸿章不在京，只认为他是个大汉奸；三百羊则泛指办洋务的人，像总理衙门里和海关里的都是“洋奴”。义和团认为只要杀光中国“崇洋”的人，再把洋人全部赶回老家，中国就好了。这一主张，正中慈禧太后下怀。
清政府已正式对外宣战，各地方大吏都不知如何应对朝廷的政策，于是纷纷来电询问李鸿章。李鸿章十分坚决地回答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为官多年，自然知道此举是公然抗旨，但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完全是经过对局势的深刻全面的分析的，他知道中国根本不是强大的八国联军的对手，慈禧太后不久就会招架不住，反过来向八国联军求饶。因此，他建议朝廷先不要让董福祥军轻举妄动，只要使馆得保，危局还是能够挽救的。同时，又与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电请朝廷对洋商、教士、使馆等进行保护。后来，实现了东南自保，避免了战火向江南十几个省蔓延。
此时，盛宣怀电告李鸿章说：“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欲全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24日李鸿章回电答复说：“二十一日矫诏，粤断不奉，希密致刘坤一、张之洞。”一下子中外人士都请他出山，纷纷来电劝他北上。5月30日，中国驻德国公使吕海寰到德国外交部就义和团问题交换了意见，德国外交部副大臣李和芬说，只要李鸿章出面就没问题了。
吕海寰：“李中堂已奉派赴北。”
李和芬：“闻李中堂粤省坚留，恐未必成行。”
吕海寰：“中国礼法最重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李中堂既奉内诏，断无停留之理。李中堂久任北洋大臣，直隶情形最熟悉，直津之民亦十分爱戴，本大臣料李中堂一到京门，内乱自平，诸事当可商量。”
李和芬：“恐中堂未必能到京都，闻有人欲害之。”
吕海寰：“李中堂威望素著，断无有人相害之理。”
6月2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给李鸿章来电：“危局唯公可撑，祈早日启节，以慰两宫焦盼，天下仰望。”李鸿章回电推辞：“水陆梗阻，万难速达。”吕海寰又致电相请：“窃思北事危急，务请中堂早日北上，以维大局，而孚夷望。”李鸿章还是推辞，回电说：“政府尚无主见，鸿即绕道前去，无济于事。”7月1日，李鸿章再次复电刘坤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己不愿北上的原因：“政府悖谬如此，断无挽救，鸿去何益？”
7月3日，朝廷又发来诏命，让他“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但还是没有给他承诺，因此，李鸿章还是推辞不从。他的这种态度终于开始发生作用，朝廷在7月7日发来电令：“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起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起程日期先行电奏。”又在第二天作出了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决定。9日再次来电：“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12日，清廷又做让步，电称：“无分水陆兼程来京。”李鸿章见朝廷已经软下来了，于是在7月17日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揆、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安徽巡抚王之春、浙江巡抚刘树棠、陕西巡抚端方、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联名上奏，提出四个请求：
一、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预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益彰圣明如天之仁。且中国官员商民在外国者尤多，保全尤广。
二、请明降谕旨，将德公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于德王，以便别国排解，并请致英、法两国，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
三、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不待外人启口，将来所省实多。
四、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饬其相机力办，一面奏闻。从来安内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谧，民心乃固。必先纪律严肃，兵气乃扬。
22日，李鸿章在广州公开表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拳民仅系愚民，起事原因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清廷未备战，不能认为宣战，清廷将惩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慈禧系受人愚惑。”
23日，朝廷又催促李鸿章赶快入京：“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起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着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起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
经过朝廷的再三催促，李鸿章终于同意北上。出发前，南海知县裴景福与他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李鸿章当时身着蓝布短衫，倚在小藤榻上，问裴景福：“广州斗大的城中，缓急可恃者能有几人？你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如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
裴景福（以下简称裴）说：“公已调直督。”
李鸿章（以下简称李）问：“何以知之？”
裴说：“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当不妄。”
李自负地说：“舍我其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