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首先在汉口展开攻势，运费从七八折降到五六折，接着是三四折，最后竟跌到一折、五厘的低度！怡和也不甘示弱，跟着跌到了一折。鹬蚌之争，渔翁得利。运输商搞价格战，最终得实惠的自然是它的下家了。他们看到太古、怡和的价格如此低廉，便一窝蜂地到他们那里去运输货物。这样，招商局的生意几乎被抢光。盛宣怀面对压力镇静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不可能所有的业务都跑到太古、怡和，总会有因航线不合适等原因的客户到我们这里来，招商局的折扣只打到三点五到四折，只要有生意来，我们就坐看太古的一折、半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他还注意到太古和怡和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太古一直就看不起怡和，而怡和负气对太古不能相让。盛宣怀决定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联合怡和对付太古。他始终坚信，做生意以赢利为主，没有哪一家公司会离开“利”空谈“义”。太古的折扣以排挤招商局为主，谈不上赢利，绝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总结商战的经验说：“能战然后能守，能守然后能和，没有不能战不能守就和的道理。古人说得好，只有势均力敌才有和谈的基础，如果我们事事迁就，委曲求全以求和好，他们见我们底虚了，必定要提出许多非分要求，那样我们就势必吃亏才能求得和议。”
最后的结果是太古、怡和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招商局再一次签订齐价合同。齐价合同签订后，招商局的赢利猛增了20多倍，以后更是逐年稳步上升。轮船招商局经过官商的共同维持、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自己的国家站稳了脚跟，和外国轮船公司争利了，这正是李鸿章开办民用企业的目的。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工作很满意，然而他更满意的还是自己首创的“官督商办”企业形式的成功。
招商局的开办，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它自创办之日起，得到了李鸿章的多方关注，该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3只，到1887年达33只。此后始终徘徊在这个水平上，至1893年拥有轮船26只。这个时期，它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水脚收入每年平均为200万两左右，除去轮船费用、折旧提成等开支外，每年净利达30万两左右。轮船招商局开业后三年，从外国轮船公司手中挤掉1300万两的利润，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轮船招商局为争回中国的航运权、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国防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轮船招商局也存在不足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在轮船招商局存在的20多年间，从整体上说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其经营管理技术却存在严重的缺陷，从而使企业失去生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导致最终失败。
本来，轮船招商局在1887年收购美国旗昌公司产业之后，拥有轮船33只，总载运量达到约2.4万吨，成为该局发展规模的顶点。但这期间，它很少进行资本积累，它的总办和会办等人只顾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前途。这使得轮船招商局无法凭借雄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没有能力长时间与外国航运公司相抗衡，更没有能力在远洋航线上和外国资本竞争。所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对资本积累的忽视，是导致轮船招商局远洋航运完全失败的原因所在。此外，封建顽固势力的钳制和掣肘，也是轮船招商局失败原因所在。
“煤”务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后，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和后来兴起的民用企业，对煤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土法生产的煤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较差，所以，只得向外商购买才能维持正常生产。根据当时一些材料统计，中国各通商口岸每年共进口煤炭数10万吨，以供应本国的军事工业及其他少数民用企业的需要。于是，在大宗煤铁从外国购运而来的同时，大笔银钱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外国人的腰包。
因此，不论是从抵制外商侵略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近代化手段来开采中国的煤铁矿藏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时西方列强，就像猎狗一样盯上了中国煤炭资源这块肥肉，他们都想来咬一口。英国驻华大使馆一个叫柏卓安的翻译经过一番勘察后，建议英国政府来中国用西法开采煤炭。美国大使蒲安臣劝说清政府设法开采北京西山煤矿。英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威妥玛建议清政府开发各省五金煤炭等资源。虽然西方列强急于知道清政府的态度，但清政府却并没有正面回应，这让列强们摸不清头脑了。直到中英重修《天津条约》，英国方面强烈要求在条约内写明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开采煤矿一条，这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上层官员特别是洋务派，纷纷对中国自办西法采煤发表看法。
曾国藩含蓄地表示：“借用外国人的机器来为中国谋一个永远的利益，似乎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沈葆桢务实地说：“在中国开煤矿，应该首先由官方开设一个工厂，雇佣洋人的工匠，购买或者制造挖煤的机器，挖出的煤先按照平价进行交易。如果有利，再大举开办，如果没利也可就此罢手，这样我们就不致失掉主动权，而外国那些饶舌的人们也自然会闭嘴了。”
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急需煤铁，上海、南京几个制造局制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都是从洋人那里购买的，轮船也是这样，每年光在购买煤炭上就花了不少钱。既然洋人都说我们广东、福建、江苏等地方有好煤，与其我们购买洋人的煤，不如购买洋人的机器自己开挖呢？到时候让洋商来购买、贩运我们的煤不好吗！实在不行，也可允许洋人开挖，我们趁机学习他们的技术、收他们的税，还能用挖出的煤供应军需，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李鸿章在实践中感到：“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的宝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来源。”他认为每年都要拿出大笔银钱来向外国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于是，李鸿章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要求兴办新式矿业。
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对钱字是相当敏感的。清政府最怕臣子们提花钱的事。而李鸿章提到的，是一个最有魅力的话题——挣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1875年，李鸿章的请求被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开始在直隶磁州试办矿业。李鸿章派自己的亲信、江南制造总局冯焌（qū）光和天津机器局吴毓兰负责筹建；资金则由江南、天津两局垫银10万两，招商集股10万两；设备委托英国商人海德逊到英国订购，并在英国聘请工程师。李鸿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试办矿业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当时的守旧势力处处从中作梗，奸商谋利欺哄，加上交通不便，磁州煤铁矿没能开办起来。直隶矿业未成，李鸿章又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奏请在湖北兴国开办煤矿，再获清政府允准。
李鸿章委派洋务派得力干将盛宣怀为兴国煤矿矿务督办，总管湖北矿业开发之事，并从直隶练饷直接拨给20万串钱以为资金。盛宣怀翌年即在兴国开挖煤窑40多座，但他没有像李鸿章期望的那样购买新式机器、以西法采煤，而仍用土法，只采表层，采光了就换一个矿重新开掘，不但生产能力低——40多座煤窑半年产煤不过20吨，不如西方国家一口矿井一星期的产煤量多，而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此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根本不是李鸿章所提倡的新式矿业。没过多久，李鸿章就忍痛关掉了湖北兴国煤矿。没有钱就无法购进先进的采煤机器，无法聘请经验丰富的外国矿师，无法采用建矿井时即消耗巨大的西式开采方法。如果全部采用西法，当年大约需要经费6万两。从正式开掘到赢利这段时间，所有资金都得垫付。清政府允准李鸿章开办新式煤矿时只想到会增加收入，没想到也根本无法承担这些赔垫。国家、地方都拿不出钱，更不用说李鸿章个人了。李鸿章认为，开矿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经费问题。
湖北受阻并没有降低李鸿章的积极性，他又想在别处试试。他听说开平一带自古就有许多小煤窑，那里的人多靠挖煤为生。既然有挖煤传统，在这里兴办大型煤矿较有可能成功。他委派经验丰富的候补道员、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协同一个叫马立师的英国技术人员，前往开平进行了周密的现场勘查。李鸿章从他的报告中得知，开平周围有凤山绵延数十里，其东北的古冶、正北的马家沟、西南的唐山，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矿资源，煤窑遍布，煤质、产量、利润等不逊于西方。当地百姓的挖煤历史，已经有些年头儿了，他们自明代始即自行挖煤，技术熟练者一天可以挖四五百斤。照当时通行的煤价计算，除去运输费用，每15吨煤即可获利七万五千两。更妙的是此地煤铁双全，凤山一带有数量可观的铁矿。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因地制宜，一举两得，先就地采煤，再用采出来的煤炼铁。不利之处是运输条件恶劣。开平附近山路崎岖不平，交通极为不便，煤铁外运主要依靠牛马畜力。民间生产数量有限，畜力尚可维持，如开办大型新式矿业，产品外运则成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修筑一条由开平到芦台的铁路，以动力代替畜力，增大运载量和流通速度。唐廷枢建议为开平煤矿投资80万两，一半用来采购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另一半作为修筑铁路的开支。
李鸿章兴奋不已。为保证万无一失，他又委托马立师矿师带着从开平采集来的煤铁标本回英国，请著名的化学师戴尔等人进一步严格化验煤铁的成分。不久，结果出来了：所验标本虽称不上世界最优等，但开采该矿应当没有任何问题。李鸿章的开矿梦想就要实现了。
其实，早在李鸿章要开采开平的煤炭资源之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这儿的矿藏了。他就是英国商人庵特生。庵特生前往开平实际勘察了多次，觉得开平是个值得开发的地方。他还把自己的感想写进日记，说：“此地挖煤的方法比北京西北各煤窑的方法进步得多，如果他们能够使用蒸汽机和抽水机，再挖得更深一些，这些煤矿就会更有价值。但现在他们只能挖取头层煤，把最上面的一层挖完了，这个煤窑就放弃了，再开其他的矿井挖掘。他们几乎每年都在开新井，而且当地的人告诉我，一个新井最长时间也不能挖到10年以上。但凡质量较好的煤层都蕴藏在地下深处，开平人这样挖煤既浪费，又得不到好质量的煤炭。其原因就是开采方法太落后，如果学习西方的方法，使用机器开采，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那么，西方的先进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相比，19世纪的西方人的采煤方法已经很先进了。他们寻找煤矿时，先观察地势，等确定煤矿的位置后就钻探一个洞来测定煤矿的虚实，如果确实有煤，而且煤质合乎开采标准，就同时开两个井口。两个井都深入到煤矿的最底层，再在两个井之间开一个横道，使两井相通，这样氧气就可以进入矿井，供矿工呼吸和点灯用，但灯必须是用玻璃密封起来的。整个矿井内用粗大的木头支撑起来，在井底还开出一条小路，路的旁边挖一道小沟，使水汇聚到小沟里，而不至于满坑乱流。从小井里放入抽水机，有水就立即抽干，既可以通风又没有发大水的危险。这是对矿井的技术处理。至于挖煤的方法，是先挖煤底和两边，用大铁锤敲击煤层，煤块自然震落下来，然后用手推车或者肩挑担运到大井底下，再用机器运出矿井。此法每天可采煤4到5吨，且采到的都是深层的好煤。而同时期中国开采方法最先进的开平人，每天拼了命地挖，也只能采到四五百斤浅层的次煤而已。
唐廷枢素有办事快捷、讲究效率之名，他很快便向李鸿章提交了具体的开矿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着重指出中西劳动力价格差问题。在开平开设煤铁矿，除了以前所提到的优势外，中国矿工和英国矿工的工资收入也有很大差距。具体地说，就是在每吨煤的单位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炼铁也是一样。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比这个预算还要省。因此，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必然使开矿大获其利！
工资上的优势，让李鸿章彻底解除了顾虑，他派人订购钻机、聘请煤铁专家的节奏也加快了。李鸿章于1876年派了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经营方式采用官督商办，具体集资章程由唐廷枢即刻拟订。李鸿章还特意交代：所请的专家必须有真才实学，如不精通本行，立即开除重聘。
唐廷枢草拟的《开平矿务招商章程》，尽量体现“官督”和“商办”两个特色，兼顾官商双方的利益。李鸿章对这一章程表示满意，但还是从官方立场对商人做了一些限制。如规定商人所投资金，只能用于办矿，不准移作他用等。
开平矿务局原计划第一期招商集股80万两，每股100两，分8000股，到1879年6月之前招齐。生意兴旺之后，再招第二期20万两，总计招商100万两，分为1万股。可官僚与买办的结合在当时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国内中小商人大都持观望态度，不肯轻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在上面。矿务局费尽力气才集得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还主要是唐廷枢等人的投资。不管资金够不够，开平矿务局以最初的20万两订购机器、买地造房，热热闹闹开张了。
1877年，唐廷枢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被李鸿章批准了，李鸿章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
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天道黎兆棠会同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