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
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支持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虽然李鸿章一开始办工厂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但他的洋务思想在不断深化。他后来的活动表明，他办工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外国侵略，用以“自强御夷”，维护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曾国藩所说的“自强”。这一点上，李鸿章不但没有背叛曾国藩，而且比曾国藩走得更远，贡献也更大。
想尽一切办法让国家先富起来
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6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记铁厂买过来之后，李鸿章把它原来的名字改为“江南制造总局”，称此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其实，如果深究一下，李鸿章把原来的厂名改成江南制造总局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此时的李鸿章，俨然成了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政府要李鸿章帮助天津设厂但被他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政府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
创办轮船招商局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韶兄弟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这个公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1872年8月，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办轮船招商局。根据李鸿章的嘱咐，朱其昂很快拟定了《招商章程》20条，主张官商合办。但李鸿章认为现在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实行官督商办。1872年10月在上海开始筹备。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获准设立，朱其昂任总办，官督商办，经营江浙漕粮运输及各种客货生意，既办公又办私，既运货又载人。眼看着轮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轨，李鸿章心里又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个杰作问世了，担心的是它会不会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多灾多难。果然，开张不到半年，问题出现了。
问题出在总办朱其昂身上。
朱其昂，字云甫，居高桥。世业沙船，为淞沪巨商，捐资为通判，累至道员。清咸丰十年（1860年）起同美国商人在山东烟台合伙开设清美洋行，往来上海、烟台、天津各口岸经营贸易，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设有华裕、丰汇银号，承办海运多年，任浙江港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李鸿章授意，与朱其韶共同拟定轮船招商局章程。从天津回上海，会集李振玉、胡光墉等人，以身家作抵，任招商局总办。朱其昂熟悉漕运业务，却对兜揽生意、运货载客一窍不通，加上他用人不当，滥用权力，商股没有招足，轮船招商局随时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朱其昂被迫辞职。1873年7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并采纳孙士达、盛宣怀的建议，任用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办理招商局事务。
至1875年，轮船招商局已有自制轮船，加上承领闽广轮船8艘，又添招股份，向英国购进2艘，分往南北洋各海口及外洋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处贸易，又承运江浙漕粮。从此中国轮船开始畅行中国海域，成为海防洋务的一大业绩。
1876年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以222万两银子买进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及其码头、仓库等财产，招商局初具规模。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运，唐廷枢和徐润代表商人负责招揽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谁也不代表的盛宣怀则既过问生意，又过问漕运，拉拢协调两边的关系，成了李鸿章的代言人。
唐廷枢和徐润不光是招商局资本的经营者，更是局内主要资本的所有者。二人倾尽全力，将在商界打拼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在社会各界的声望全用在了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经营上。招商局的股金和业务蒸蒸日上，李鸿章又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