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若论他的文才和武功，在帝王中算是一流人物，但若说其晚年的糊涂政治以及对佛教的佞信，他又能跻身昏君之列。
开国之主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梁朝的开国皇帝。他的祖上兰陵萧氏本来是北方庶族，家世比较低微。可他的伯父萧道成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政治家，他趁着宋朝内乱之际，夺取政权，建立了齐朝。萧衍继承了叔父的胆识和谋略，在南齐担任军职，曾和北魏军多次交手，声名远播。
齐建武二年（495），北魏军进攻南齐司州刺史萧诞，萧衍跟随江州刺史王广之前往救援。两军阵前，其他将领见魏军势大，畏惧不前。萧衍亲自率领敢死队为先锋，奋勇拼杀，将士们紧随其后，大破10万魏军。战后搜检敌营，从一名魏将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书，上面写道：“听说萧衍善于用兵，不要轻易交锋，等我到达再商议对策。如果能俘获此人，则江南为我所有。”足见萧衍当时在敌军中威名远播。
萧衍早年还是一位社会名流。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广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游于西邸，吟诗赋文，号称“竟陵八友”。到后来萧衍做了皇帝，虽然政务繁忙，但仍然每天灯下读书直至深夜，曾撰写《通史》600余卷。他还常常亲自起草朝廷的诏告、赞、序等公文，合起来竟然有120卷。萧衍还善于弈棋。其他方面如阴阳、卜筮、书法等无不擅长，堪称多才多艺。
如此文武全才自然不肯久居人下，于是趁着齐武帝病逝，宫廷内乱之际，萧衍便辅佐萧昭业夺取了政权。当时的他羽翼还未丰满，可是萧昭业非常倚重他，致使他的势力一步步壮大。等到积蓄足够力量之后，他毅然于雍州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梁朝，改元天监。
从此，梁武帝萧衍不再为他人做智囊，开始在政治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寿皇帝，他活了85岁，在位50多年，可以说在他迷信佛教之前，还是非常励精图治的，堪称一位文武兼修的明君。
皇帝菩萨
“皇帝菩萨”是梁朝百姓送给梁武帝的称号，当然，其中不乏嘲讽之意。首先，贵为天子，却整日不理朝政，以“菩萨”自居，甚为荒唐。退一步讲，既然已经受戒，就应该让出皇位，不理红尘俗事才是，可他却霸占帝位50多年，所以也算不得真正虔诚。
关于梁武帝皈依佛教的时间，据《南史·梁本纪》记载，应该是天监十八年（519）。自此之后，他对佛教的信仰越发坚定，对于佛法的弘扬越发投入，逐渐走上了佞佛亡国的不归路。据史书记载，梁武帝为了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整日潜心研读佛经。一有心得便召开佛经读书会，和他手下那一帮高僧一起切磋谈玄，直说得舌灿莲花，欲罢不能。而且他不满足于设坛讲经，而是极具创作热情，自己亲手撰写了长达50卷的《大品经注》，可谓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样一来，梁武帝根本无暇管理朝政，也渐渐对那些案牍劳形之事厌烦起来。好在皇帝身边总有一个智囊团替他操持国务，使他可以脱身投入私人的爱好之中。可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使得大权旁落，此时智囊团的素质和职业道德就成为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决定因素。很不幸的是，梁武帝手下的智囊团已经是一批贪污腐败的奸佞小人，所以梁朝的国运日渐衰微。
除了谈玄论道，钻研佛教义理之外，梁武帝还在生活中严格恪守佛教教规。比如坚决不吃肉、不近女色。莫说皇帝，对于普通善男信女来说，这一点也很难落实。所以广大信众常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以此为自己寻找一个摆脱教规束缚的冠冕理由。从这一点的对比中，我们足以看到梁武帝以身事佛的决心和意志。梁武帝不但自己恪守清规戒律，也希望能够推己及人，为大臣们树立一个简朴节制的好榜样。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梁武帝的生活模式很难得到贵族们的认可。所以，虽说长期的素食主义和禁欲主义给他带来了长寿和健康，却难以改变南朝沿袭已久的浮华奢靡风气。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了梁朝佛教立寺造像的蔚然盛况。立寺造像是每个诚心向佛之人的夙愿，只不过普通百姓经济上很难担负，只能以微薄的善款略表心意。而对于手握天下财政的梁武帝来说，钱不是问题，国库里有的是。梁武帝对于自己的生活支出尽量俭省，可是立寺造像却挥金如土，毫不手软。据《释迦方志》记载，从普通三年（522）到梁亡这二十多年间，建康城的佛寺净增二百余座，这一兴建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兴建这些佛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朝廷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把财政危机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不堪盘剥，民怨载道。寺院建成之后必然要豢养大批僧尼，进一步侵夺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寺院经济膨胀，而国家财力衰减，这无疑严重动摇了梁朝的国本，加速了梁朝的衰落。天监初年励精图治辛苦建立的欣欣向荣之气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日趋混乱的朝纲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而此时忙于事佛的“菩萨皇帝”却没有感觉到亡国的危机正步步近逼。
死于非命
由于梁武帝全身心地投入佛教事业中去，所以朝廷的实权便落入一些奸佞之徒手中。但是日渐年迈的梁武帝已经不再像年轻之时那样执着于治国安邦。对于动荡的政局，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通鉴》记载，每逢有宗亲谋逆，梁武帝总是苦口婆心地用佛教经义来教化他们，可见其昏聩的程度。
在梁武帝“无为而治”的政策下，梁朝的国运急转而下。到了梁武帝统治后期，国库日渐空虚，通货膨胀严重；朝臣不务实业，玄谈成风；地方宗亲势力膨胀，北方政权虎视眈眈；百姓不堪盘剥，农民起义不断……而面对此情此景，昏庸的梁武帝只知手持念珠，虔诚祈祷菩萨保佑。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东魏的叛将侯景乘虚而入。他先是用重金收买了梁武帝身边的佞臣朱异，然后假装归降梁朝。老迈昏庸的梁武帝在奸臣蛊惑下，接受了侯景的假降，引狼入室。其后，侯景不断用钱财收买人心，扩张势力。此时的梁武帝早已身在空门，不在乎家国天下了。太清三年（549），当叛军攻破都城建康，梁武帝被囚于台城之际，也只是漠然地说了一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完全无视黎民百姓的生死去向。同年五月，梁武帝被饿死于台城，直奔西天去实现自己的“涅成佛梦”了。
由一代开国英主沦为昏聩无能的亡国之君，梁武帝的转变之大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过度地迷信佛教，最终迷失了自我，以致“身死国灭为天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