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日本军队继续保持着进攻的势头，南昌在1939年3月底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一时无力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大的摩擦，至少不使这种摩擦太表面化了。可是，动荡不安的南方局势，连南岳山中的出家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放下经书，走上街头，唱起救亡歌曲，并推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颜友民为成立佛教救国协会向上级申请备案。
蒋介石接到报告，久久不肯答复，令左右大惑不解。因为侍从室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一生信奉算命卜卦，笃信阴阳风水，多次去庙中求过签，听和尚讲经算命。这次为何给僧侣抗日泼冷水呢？后来才知道，蒋介石第一次游南岳时，一位老僧错把蒋介石当成求问财运的，弄得蒋介石既不快，也从此不信这里的僧侣。
颜友民得知缘由，便向周恩来求情。周恩来当即答应找蒋介石商量。蒋介石一听周恩来是为僧侣成立救国协会来的，顿时挂下脸，喃喃道：“佛门弟子，戒规为不杀生，如何能去抗敌杀贼呢？还是安生把经读好吧，免得被人笑话佛道不深！”
周恩来说着他的理由：“如果连出家人都来抗战，我想抗战必胜无疑。劝日寇立地成佛不可能，以佛教来推动全民族抗战倒是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蒋介石不说话，坐在椅子上，胸脯一起一伏。
在颜友民的引荐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南岳镇的祝圣寺。方丈暮笳端起一本留言簿，上前一步：“请周将军题字。”
周恩来接过本子，沉思片刻，大笔一挥，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念经”八个大字。
僧侣们都围上来看。暮笳方丈重又捧起留言簿，眼角泪光闪闪，大为称奇：“绝妙呵，绝妙！国难当头，佛门弟子应以抗倭为首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又不忘佛门本业，得体，得体啊！”
随即叶剑英又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使得南岳宗教界群情振奋。他们又根据佛道教“救苦救难”的传统观念和宗教道义不宜上战场的特殊原因，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
蒋介石闻讯也认为周恩来的做法得体。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接受了风水专家肖萱的建议，在重庆陪都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超度抗战阵亡的将士，并为抗战早日胜利而祈祷。
春意渐浓，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树绿了，花开了，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地呼应着，一切都有了生机……蒋介石和周恩来再度来到南岳，共商抗战大事。
一天，蒋介石派副官把周恩来请到他的会客室。
周恩来见蒋介石两只眼睛发红，湿润润的，又有点发直，便问道：“委员长，有什么事吗？”
蒋介石从茫茫然中清醒，把一份电报递给周恩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亡。”宋哲元是抗日名将，久经沙场屡败敌寇。他的死，使蒋介石十分难过。
周恩来也很伤感，沉默片刻，想起去年蒋介石曾让宋哲元到此休养了两个月，便向蒋介石提议：“宋将军一度息影南岳，虽身患沉疴，仍念念不忘抗日救国，确是中华民族的楷模。将军在麻姑桥留有遗迹，我们去那里瞻仰，以寄托哀思吧。”
蒋介石同意。两人带着随从，步行来到麻姑桥，只见对面的石壁上刻着一行大字“不教胡马度衡”，签名为“卧虎”二字。这是宋哲元自比“卧虎”，寓意猛虎息于林莽，一有动静，便会扑上战场……再往前行，又见一块大青石上刻了“诚、真、正、平”四个大字。这是宋哲元当二十九军军长时为官兵制定的“四字令”：诚以修身，真以究理，正以处事，平以待人。
蒋介石伫立良久，感叹道：“明轩（宋哲元字）治军有方，这四个字就是军队的灵魂。”
周恩来点头称是：“正因为如此，二十九军将士才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在南苑战役中出现了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这样的民族英雄！”
说着，他们已来到纪念这两位英烈的“双忠亭”。亭中有宋哲元撰写的碑文。两人诵读一遍碑文，毕恭毕敬地向石碑三鞠躬。蒋介石吩咐副官拿来纸笔墨砚，想了一下，落笔写了副带有佛教色彩的楹联：
佛日方中，忽痛阴云遮护法；
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
蒋介石把笔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笔蘸浓，手腕轻轻抖动，纸上便洇出两行字：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两个人的字各有特点，蒋介石的字坚挺隽长，一笔一画不连带；周恩来的字娟秀浑圆，笔锋似连似断。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两个人的性格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