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得知要放蒋的消息，不免担心起来。虽然他与蒋介石打了几年仗，但是直接谋面的机会极少，所以对蒋介石个性方面的了解很少。他只有去电询问周恩来：“蒋说话算不算数？”周恩来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回电说：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毛泽东接到电报，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电报拿给张国焘看，张国焘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毛，一个周，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何等默契！他惊奇：毛氏能如此彻底地向周吐露心中所想及所盼；周又哪来的那么大本事，竟能根据外面如此复杂的实况，逐一实施……毛泽东也感慨：“恩来同志办外交所受的气，比我1926年3月20日事变以后，在广州受的气还要多。”
可是周恩来并没料到张学良会如此快捷地把蒋介石送走，并由此酿成了张、杨的历史性悲剧！直到1946年国共再次和谈，周恩来对此还是耿耿于怀：一天下午，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刚说了几句，降旗的时间到了，响起“达达”的立正号音，全场肃静，礼毕后，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他在发言前先感慨万千地长叹一声，然后以动人的感情说出下面的一段话：“在刚才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
周恩来回公馆不到十分钟，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急匆匆来找：“少帅到机场送委员长回京，你知不知道？”
周恩来大惊：“不知道，几时走的？”
“有十来分钟了。”
“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
“我也是刚刚从卫士那里知道的。”
周恩来抬腕看看表：“走，快到机场。”
赶到西郊机场，已是下午4点多钟，飞机早已消失在高天深处。这位颇具燕赵豪情的张学良发动了引擎，亲自驾机送走了蒋介石。
“晚了。”周恩来感叹不已，“汉卿中了‘连环套’了，窦尔墩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呢。”
“这件事杨虎城知不知道？”周恩来问孙铭九。
“不清楚。”
原来蒋介石下午3时要去机场，张打电话请杨去，等杨到达时，张只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杨虎城虽感突然，但他向以张学良的意见为主，当着蒋的面更不便争执，只好陪同张到机场去送蒋。蒋到飞机场后，在上飞机前对张、杨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蒋介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最后说了句：“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
放蒋的消息传遍了西安，人人惊讶。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长米暂沉将信将疑，去问杨虎城：“蒋介石走了吗？”杨嘴皮一嘟囔：“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
周恩来急电毛泽东：我们只认为在（蒋）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等人飞往洛阳。
电报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惊得不轻。他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至，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抱着双拳，在桌面上撑着，仿佛他自己正经历着两种命运的争斗：“糟了，张学良跟到南京去，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将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再一次把拳头落到中共头上……”
他起身在窑里走了几步，又镇静下来：“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
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唯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张一走，群龙无首。虽然张走前曾指定于学忠代替他指挥全军，可于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不起什么作用。虽在西安的王以哲和何柱国，被称为元老派，但在东北军里，真正有号召力的是少壮派，即被称为“苗疯子”的抗日同志会的负责人苗剑秋、政治处处长应德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为首。张在时，他们深得信任，张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如何救张的问题上他们矛盾很大，少壮派硬拼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金家巷东楼会客厅里，周恩来不知说了多少话，却扭不动少壮派的念头：少帅不回来，决不撤兵！
周恩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甚至动了感情：“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能忘记吗？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能忘记吗？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他回来，不见得对他就有好处……”
这些话并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要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他那愤怒的目光环视着在场的人，特别斜睨了一眼周恩来，“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
大家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射到周恩来身上。以往，当他在场时，从来没有人会对着他这样大声讲话。
周恩来默不作声。他那由于失眠而显得十分疲倦的脸苍白无力，嘴唇紧闭着，使人觉得，他在内心花费了极大的气力才达到这种沉默。
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直到周恩来答应：“容我们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
少壮派刚走，天还没亮，在杨虎城处工作的党员南汉宸又火急火燎地赶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3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替我打算打算。”
周恩来颇为紧张地急急追问：“难道他也要变卦？”
“他有他的难处。”南汉宸把杨虎城的话学了一遍，“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你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已经强烈地感到张走后的严重局势，杨虎城哀怨的声调不能不刺痛他，对方的担心已经不是对准某一个人，而是对包括他周恩来在内的整个共产党人的抱怨了。他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没有别的办法：不答应帮他们打仗，就可能导致敌对情势，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跟他们一起打一仗。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又一遍遍地劝他们团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