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旅行的时候常常遵守这一法则：要从与别人的接触中（那是最好的学校之一）学到许多东西，我总是设法让那些与我们会面的人谈他们最熟悉的事物。
让水手谈风浪，
农夫夸他的牛，
牧童数他的羊，
军人数他的伤口。
一般人的做法正相反：每个人专爱谈别人的职业，以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新的光荣。试看阿希达穆斯对佩里安德的责备，说他舍弃良医的声誉，以求歪诗人的虚名。
试看恺撒对我们说起他桥梁机械的计划时是多么滔滔不绝；说到他自己职业的本身、他的勇敢和兵法时又多么简约。他的功业已足以证明他是良将，他却竭力想让人知道他是卓越的工程师，一个非分的才干之士。
一个法律界人士被带到一间书房，里面具备各种关于他自己职业的和旁的书籍，书使他目不暇接，本来找不到开口的机会，他却偏去严酷地而且像煞有介事地指摘螺旋梯上的栏杆，许多军长和兵士朝夕走过那儿都默不做声，也毫不觉得碍眼。
老狄奥尼西奥斯生来是个很伟大的战将，他却努力要由诗知名，虽然对于这门艺术他一点天分也没有。
笨重的牛渴望驮鞍鞯，
骏马幻想耕田是乐事。
——贺拉斯
这样做断不能建立什么有价值的功业。
因此，我们应该把建筑师、画家、补鞋匠及其他人，带回到他们各自的行业中去。关于这一点，我读历史的时候，必定先问作者是怎样的人，因为各色人等都会写历史。如果作者的职业是文人，我就专学他的文章及作风；如果是医生，我就比较愿意相信他对我们说的关于空气的温度，王子们的脸色、创伤和疾病；如果是法学家，就要选取那关于权利、法律和政府的组织等的讨论；是神学家，就关注教堂的事务，教会的谴责、天道和婚姻；是朝臣，就了解关于礼教与仪节；是军人，就注意他们分内的事务，尤其是他们亲身参预的种种功绩的叙述；是钦差大臣，就关心计谋、交涉盟约和外交事务的进行步骤等。
为了这缘故，我在朗热大夫，一个深谙这些事体的人所著的历史里，留心审察一件我在别人的书里会大意忽略过去的事。他先告诉我们查理五世皇帝，在罗马的主教会议席上，在德·马斯贡主教和我们的公使德·维利大夫面前所发表的美丽的演说词中，有许多侮辱我们的话，比如他说如果他的将校、士卒和百姓的忠心和战术不能胜过我们国王的将校、士卒和百姓，他就马上用绳系颈，向我们的国王求饶（似乎他很认真，因为以后他又复述过两三遍）；还说他敢向我们的国王挑战，要他穿着衬衣在舟中用短剑和匕首与他决斗。然后朗热大夫在他的历史里告诉我们，那两位法国钦差大臣在他们的奏章中掩饰了这事的大部分，而对于上面两节竟坚守缄默。
我觉得非常奇怪，一位钦差大臣竟有权取舍他对于主人应该传达的这种警告，尤其是关系这么严重，出自一个这样人之口，而且是在一个这样重大的聚会上发表的。我以为仆人的天职应该是把事情的始末一是一、二是二地忠实地叙述出来，以便主人自由地调理、判断和选择。把事实遮瞒和涂改，惟恐对方不据以调处而被迫去采取一个不良的步骤，使他对于他的事务懵然不知，我以为这应该属于司法的人而不是属于守法的人，属于领袖和教师，而不是属于那不仅仅在权位上，而且在智慧和才识上都应该把自己当做低一等的人。无论如何，我可不喜欢人家在我的日常事务中这样服侍我。
我们是这么愿意托故去逃避命令和僭取主权；每个人又那么自然地图谋自由和权力，对于在上的人来说，再没有比仆人的简单自然的服从更宝贵的了。
如果他的部属只随意而不全心服从，一个总司令的威信便会降低。克拉苏，罗马人恭维他有五重幸福。他在亚洲做领事官时，寄信给一个希腊的工程师，要工程师把他在雅典所见的两支船桅中比较高的一支带给他，以便用来构造他所策划的作战机械。那一位以专师自命，却自作主张地把那支比较短的，而且，根据他的技术的法则，也是比较适用的运来。克拉苏很耐心地听他陈说种种理由之后，下令杖他，把纪律看得比工作更重。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以这样想：这种绝对的服从只应用于那界线分明的命令。公使们的任务却比较自由，而且往往只凭仗他们自己的明断。他们不单要施行，而且要由他们的运筹以造成或影响主人的意志。我曾经眼见有许多领袖被惩罚，为的是他们服从国王信里的话，而不根据他们对于那事体的比较深切的认识采取办法。
头脑清醒的人贬责波斯王这种风气：他们把他们的参佐和代表权限切割得那么零碎，几乎最小的事也要经他们自己的手，这办法在一个这么宽广的领土上往往会产生许多周折，因而对于事务有莫大的损害。
当克拉苏写信给一个做那种买卖的人，对他说明他所指定的桅杆的用途，会不会也和那人商议商议，请他参加点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