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劲的想象可以产生事实。”学者们这样说。我是个很容易感受想象威力的人。每个人都有想象力，但许多人被它击倒。它的影响深入我的内心。我的策略是避开它，而不是和它对抗。我只能在畅快强健的人们当中生活。只要看见别人受苦我便觉得自己的肉体也在受苦，我自己的感觉往往僭夺第三者的感觉。一个人在我身边不歇地咳嗽，我的咽喉和肺腑就发痒。我探访那些叫我不得不探访的病人和那些我本不必那么留意和关心的病人，两者比较，我对前者的探访并不那么愿意。我染上了我所研究的病。而且把它保留在我身上。我毫不觉得奇怪：想象往往把死亡和疾病带给那些放纵想象的人。
西蒙·托马斯是当代名医。我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患肺病的年老的富翁家里遇到他，谈起治疗这病的方法。他对富翁说其中一个良方时，建议病人留下我陪伴他，因为如果那富人集中他的视线在我的光泽的面孔上，集中他的注意力在我的活泼欢欣的青春上，而且把我当时那种蓬勃的气象摄入他的五官，他的健康便可以大有起色。可是他忘记说我的健康会因而受到损伤。
加吕·维比那么专心致志去体察和想象疯狂的性质与动作，他的理性亦因而失常，而且永不能复元：他可以自夸是因智慧而发狂的。有些人因恐怖而幻见到刽子手的手；还有一个犯人，当人家把他松了绑，对他宣读赦词的时候，他竟被自己的想象所打击，僵死在断头台上。我们受想象的摇撼而脸红、流汗、颤栗、变色，倒在羽绒床上，感觉我们的身体受它震动有时竟至断气。血气方刚的少年，熟睡的时候，热烈到竟在梦中满足他的爱欲：
像煞有介事似的
他们往往尽情淌流
那滔滔不竭的白浪，
玷污了他们的衣裳。
——卢克莱修
就寝时尚没有角，在夜里竟生出角来，这类的事虽不算怎么新奇，意大利王西普斯所遭遇的总可流传了吧。他日间曾去看斗牛，通夜梦见头上出角，终于由想象的力量使额上凸出两只角来；克罗伊斯的儿子出世便是哑巴，热情竟使他开声说话；安条克因斯特拉托尼克的美色太强烈地印在他心灵上而发烧；普林尼说他亲眼看见卢修斯·科西蒂结婚那一天由女人变为男人；蓬塔诺和别的一些人说意大利从前还曾发生过许多类似的怪事。由于他自己和母亲的热望，童子伊菲实现了他做女孩时许下的心愿。
——奥维德
经过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时候，我看见苏瓦松的主教引出一个名叫日耳曼的男子，那里的居民都认识他，而且眼见他到廿二岁还是个女子，原来名叫玛丽。他那时已经老了，满面须髯，并且从未婚娶。他说，有一次他跳的时候稍用了点劲，他的阳物便伸出来了。那里正流行着一首歌，少女们常唱来互相警戒步子不要跨得太大，以免忽然变为男子，和玛丽·日耳曼一样。这类的事常常发生并不足为怪；因为如果想象对于这种东西有相当的能力，它那么使劲而且不断地专注在这上面，与其频频陷入这同样的思想和猛烈的欲望，究不如一次把这男性的部分安在女子身上为妙。
有些人把达戈贝尔特国王的瘢痕和圣弗朗索瓦的烙印归于想象的力量。据说有时想象能移到身躯的其他部位去。塞尔苏斯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牧师把他的灵魂勾引到一个那么出神的境界去了，他的肉体竟许久停止了呼吸，毫无知觉。圣奥古斯丁曾经谈及另一个人，只要一听见凄惨的呼号他便会昏过去，而且灵与肉分离，任你怎样在他耳边大声疾呼，摇他，刺他，烙他也枉然，直到他自己醒过来为止；那时他便说他刚才听见些声音，不过仿佛自远处传来；并且现在也感到了刺烙的创痛。这并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和自己的感觉挑战的刚愎的幻想，只要看他那时候全无脉搏和呼吸便可知了。
奇迹、异象、邪术和种种非常现象之所以产生效力，大抵基于想象力，一般民众比较脆弱的心灵容易受想象力的支配。他们是那么容易受骗，简直以为看见了他们并未见到的东西。
我依然相信：那些可笑的“洞房术”扰乱人心之甚，竟成为了大众的惟一谈资，完全是由于恐惧与畏怯的想象。因为我由经验得知某人（对于此人我可以和对于我自己一样负责）毫无患阳痿或中邪术的嫌疑，只是他听一位朋友说及一种非常的萎疲症在他最不需要的时候突然降临，等到他自己也处于同样的地位时，这可怕的想象力竟骚扰得他非常厉害，他竟陷入同样的境遇。从那天起，那种对于这灾患的可恶的回忆（想象）屡次侵扰他，挟制他，使他重犯此病。后来他在另一种幻觉上找着了疗治这幻觉症的药方：那就是事前宣布和承认他患有一种疾病，他精神的紧张便得以放松，因为他生理上的“弱点”既然是意中事，他的歉疚心情便减轻而不那么沉重地坠着他的心了。到了他可以任意选择交欢的时间，他的精神便自由和解放了，他的肉体也修整如常了，他于是开始尝试、捉摸、趁着女方不留神的当儿强行交欢，他这残疾遂告痊愈。
对于某个女人来说，过去既能交欢，他便再不会对她引不起交欢的要求，除了由于一种可宽恕的疲劳。
如果有犯这种不幸之顾虑，那就是当交欢时精神过于受欲望或猜疑的刺激，尤其当机会是属于意外及迫切的性质时，要镇静这种慌乱简直没有办法。我认识一个人，由别处把那已经睡得半酣的女人带来给他，他竟马上熄减了情欲之火；另一个人则只是因为年老，才没有那个能耐了。还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对他说有治邪扶阳的方法担保他可以畅行房事，居然凭这样一句话便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如让我叙述这事的始末吧。
与我交情很深的一位望族伯爵，和一个很美丽的姑娘举行婚礼。因为来宾中有一个曾经向她求过婚，于是伯爵的朋友非常为他担心。他的一位亲戚，即主婚的老夫人（婚礼就在她家举行）特别害怕那种邪术；她把她的疑虑对我说了。我请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刚巧我的箱子里有一个金币，上面刻着几个天使，如果把它好好放在头颅的骨缝上，可以防卫中暑和解除头痛。而且，为了使它不致滑动，这金币是缝在一条可以系在颌下的带子上面的，这个做法与我们目前所顾虑的事一样是个虚渺的幻想！这件奇怪的东西是雅克·佩尔蒂埃住在我家时赠给我的。我忽然想起它或者有相当的用处。我对那伯爵说他也许会跟别人一样遭险厄，因为在座者有人颇乐意计算他，可是他尽可以安心睡去；我必定对他尽友谊的扶助，必要时我将不惜为他运用一个我力所能及的法术，只要他很真诚地答应我无论如何都不泄露秘密。如果事情真的有什么不妙，他只要在夜间我们把补血汤送给他时向我打个暗号就行了。他的心和耳受了种种幻想的骚扰，他觉得他自己为错乱的想象所束缚，便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向我示意。我于是低声告诉他：要他借口站起来把我们赶走，并且开玩笑似的把我身上的睡衣拿去（我们差不多一样高），穿在自己身上，直至他按我的嘱咐做完为止。我的嘱咐是：我们离开房子的时候，他马上要走到一隅小便，要说三次某种咒语和做某种动作，每次要把我给他的带子绑在腰间，而且很小心地把那金币盖住肾部，金币上的图像朝向某一方；而且在第三次时把带子绑紧，使它不能移动或松散。这种种都做完了，他便可以安心回去干他的事，可是不要忘记把我的睡衣如此这般地铺在床上以盖住他们俩。
这种种把戏是奏效的主要东西：我们的思想分辨不出这些荒诞的方法是从某些幽冥的秘术来的，其谬妄反而足以使之具有重要性和尊严。总之我这护符确实证明了治春病比治中暑还要灵验，它的挑逗（刺激）力比防卫力还要大。那是一种意外的怪想暗示我去做与本性相去很远的事情。我原是一切诡谲佯诈行为的仇敌，我憎恶用欺骗的手段，不仅游戏如此，就是有利可图亦如此。如果那行为不是恶的，那种方法却是。
埃及王雅赫摩斯娶美丽的希腊妇人拉奥狄丝为妻。他待她事事都殷勤备至，单是到享用她的时候，却穷于应付，以为是什么妖术作祟，恐吓要杀了她。这全因为幻想，她劝他求助于宗教。直到王对维纳斯许下种种心愿，献祭后的第一晚果然恢复如神了。
无疑地，女人们不应该以那种羞怯、忸怩，挣扎的姿态来对待我们，那是足以燃起我们的烈火而又将其熄灭的。毕达哥拉斯的媳妇说，一个女人同男人睡的时候应该把羞耻和她的裤子一齐退下，等到穿起裙子时再把羞怯恢复。进攻者的心，受了各种的惊骇，很容易迷失。如果他的想象一度使他感受这羞辱（他只在第一次接触时感受到它，这欲望越强烈越凶猛，他感受的羞辱也就越厉害，而且，在这初次的亲密中人们特别怕失败），开端既不利，他将因此而恼怒而发烧，以致日后这不幸会继续发生。
新婚的人，既然他们有的是寻欢作乐的时间，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妥当，就不宜妄试云雨或急于贪欢。与其第一次遭到拒绝因而激恼而陷入长期的困扰，不如厚着脸皮使出浑身解数，做出一些狂热的床上动作，以等候那亲切的和意会情投的时机。未得手之前，只应该在不同的时候用突击的方法悄悄地尝试着扣开情扉，可千万不要忿怒，或固执一己的肉欲。那些知道人类的生殖器官是会顺应情欲的人，让他们去驰骋他们的幻想吧。
人们关心这一器官那难以约束的不羁也是很合理的。当我们不需要它的时候，它是那么不合时宜地亢奋着人；而最需要它的时候却有时又那么不合时宜地临阵退缩；那么迫切地违抗我们意志的权威，又那么傲岸而且刚愎地拒绝我们心和身的要求。
可是如果有人忍不住指摘它的叛逆，或者因此把它定罪，它雇我为他辩护，说不定我会控告它的同伴——我们其他的肢体，说它们因为妒忌它的任务之重要和愉快，有意向它挑衅，而且阴谋鼓动全世界来反对它；很奸险地把它们共通的罪咎加在它身上。试问我们身上有哪一部分不常常拒绝和我们的意志合作，并且常常和我们的意志挑战。它们每个都用它自己的情感，不由我们分说便把它们唤醒或催眠。多少次我们的脸色不知不觉问泄漏出我们要守的秘密，把我们出卖给那些在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兴奋我们这肢体的动机，亦一样地兴奋我们的心、肺和脉搏，我们的眼睛一接触着可爱的东西便自然而然地在我们身子里散布热情的火焰。难道只有这肌肉和血脉不等待我们的意志、并且不等待我们的念头的首肯便升起或沉伏么？我们并不指使我们的头发悚立，或指使我们的皮肤为了欲望或恐惧而颤栗。手儿常伸向我们不差使它的地方去；舌头僵硬和声音凝结都各有它自己的时辰。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煎熬，很愿制止它的时候，饮食欲并不停止去扰乱那些在它治下的部分，比起这另一种欲念来，不多亦不少；而且它喜欢不理我们。用来卸除我们肠肚的器官自有它的伸张或收缩，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卸除我们的肾与膀胱的亦是一样。虽然圣奥古斯丁为要证明意志是全能的，告诉我们说他亲眼看见一个人任意要他的肛门放多少屁；虽然他的注释者比维斯又用当时另一个例子强调这话的意思，说有人可以按照别人诵读的诗句用屁组成旋律，我们也不能因此断定这器官真能如此随意调度。我认识一位很不好相处的人，四十年前，他要他的师傅不停地放屁，结果他的师傅由此一命呜呼。
但是我们的意志——为了它的主权我们提出这种谴责——可以控告它谋反与叛逆的证据更多了，它是那么不遵循规则与不随人意！它难道永远要求我们想它所要求的事么？可我们不是常常禁止它要求明明与我们不利的事么？它能听我们理性的结论来指挥么？
最后，我将为我的主顾先生求你考虑这一点：它的案由。关于这事，虽然和其他伙计相连在一块，不能区别亦无从分辨，却只有它当被告，而被告的罪状，照各造的情形看来，又和它的伙计无丝毫关系或牵涉。原告的仇恨和非法由此可知了。
无论如何，一面抗议着“律师”和“法官”们的徒然的争辩和判决，大自然还是将循着她的轨道运行；她的措施是决不会错的，把一种特殊的权利赐给这个生殖器官：凡夫们的惟一永生的事业的创造者。所以生育对于苏格拉底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而爱情又是希求永生的欲望，它本身也就是一个永生的幽灵。
或许一个人可以用想象的力量把所患的瘰疬在这里留下，而他的朋友却把它带回了西班牙。关于这种症候，通常都需要一个准备好的头脑。为什么医生们事前用种种可以治愈的假话来愚弄他们的病人呢，不是希冀想象的力量补助他们的药汤的作用吗？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位师父曾经写在书上：对于许多人只要一看见医药便可以奏效了。
上面这幻想之所以来到我笔下，因为我忆起先父的一位家庭药剂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这药师极纯朴，是个不慕虚荣、不善扯谎的瑞士人。他说在图卢兹认识一个身体孱弱而且患沙淋症的商人，因为常常需要汤药，由医生们照它的病状配制了许多种。当这些药拿到他面前的时候，那种繁文缛节的仪式却丝毫也不放过；他往往先试探它们是否太烫。然后躺在床上，仰卧着，照例的手续都一一尽了，只是没有喝药！弄完这一套之后，药师便告辞了，病人居然顿觉舒适起来，和真的喝了药一样。如果那医生觉得这剂量还不够，他就照样再来两三遍。我这证人发誓说病人的太太为了省钱（因为她照样付药钱），有时就用温水照样试办，但终因不奏效而露破绽；这样做既然不灵验，就不得不依旧倚赖从前的办法。
有一个女人，以为自己把一根针和面包一齐吞下，感觉它哽在喉里，哀叫狂号仿佛有一种不可忍受的痛楚；但是因为看不见她的喉咙有什么红肿或其他变异。一个灵巧的人，断定这不过是意念和幻想在作怪。不过是一片面包在喉咙经过时刺激了一下，于是设法使她呕吐，偷偷地把一根曲折的针放在她所吐出来的东西里。这女人以为已经把针吐出，马上觉得痛楚全消了。
我知道有一位绅士，在他家里宴饮一班上宾，三四日后戏对人说（因为其实全属子虚）给他们吃了猫肉馒头：其中一个贵妇恶心到竟得了胃病和发烧，以致不可救药。牲畜们也和我们一样受制于想象力。试看许多狗因丧失它们的主人而哀恸至死。我们也常看见狗在梦里发抖和狂吠，马儿在梦里嘶叫和挣扎。
不过这还可以说明身心的密切关系使它们互相传递信息；至于想象有时不仅影响它自身，并且影响到别人的身体，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正如一个躯体把它的病痛抛给邻人，如互相传染的瘟疫，痘疹和眼疾常是如此：
眼睛看见眼病便生病；
无数的病症都由传染得来。
——奥维德
同样，想象受了强烈的摇撼射出来的利矢亦可以中伤外物。古代相传西提亚有些女人生气的时候只用她们的怒眼便可杀死她们所恼怒的人。龟和鸵鸟孵卵都只用目光，足以证明它们的眼睛具有发射能量的能力。至于女巫呢？据说她们的眼睛具有毒害功能。
不知什么妖眼迷惑了我的羊群。
——维吉尔
我极不信任术士。可是我们由经验知道许多女人把她们幻想的标志印在她们的胎儿身上：那个生产黑人的可以为证。有人将比萨附近的一个周身毛发茸茸的女孩贡献给波希米亚国王兼皇帝查理，据她母亲说是因为她早晚总看见一副挂在她床头的圣让·巴蒂斯特像孕育出来的。
对于禽兽亦然。试看雅各的羊群，以及野兔和鹧鸪被山巅的雪所漂白。最近有人在我家里看见一只猫窥伺一只小鸟，它们互相定睛凝视了半晌，鸟儿竟和死了一样落在猫儿的爪里，或给它自己的想象所麻醉，或受了猫儿某种力量所慑服。酷爱放鹰猎鸟的人必定听说过一个猎夫定睛望着一只飞鸢，打赌他能够单用他的目力把鸟儿拽下来，而且据说他的确做到了。我所借用的故事，我完全信托那些给我讲说故事的人的良心。
结论是我的，并且倚靠理性的证据而成立，而非倚靠经验的证据。每个人都可以把他掌握的例证累积上去；至于那没有例子的，他总可以相信世问必定有例子存在，因为事端是那么纷纭繁杂。
如果我举的例子不切题，让别人用更妥当的来替代吧。
而且，在这些关于我们的风俗和行为的研究里，荒诞的凭证，只要是可能的，与真的一样可用。曾经发生与否，在巴黎还是在罗马，在让还是在彼埃尔身上，它们总在人世的范围内。我看见世事如此之多，并且无论在形或影上都受过它的惠。历史常给我们许多教训，从中我选取那最稀有以及最可纪念的。有些作家的目的是叙述那已经发生的事。我的呢？如果我做得到的话，却要述说那可能发生的。各派可以有权在没有雷同的地方假设雷同。但我却不这样做。在这一点上，我的宗教式的拘谨超过了一切历史的信仰。对于那些我从我所读过、听过、做过、说过的事物中取得的例证，我约束自己，不敢更易那最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我的良心毫厘也不允许我假造；至于我的知识，我却不敢担保。
这使我有时想，一个神学家，一个哲学家和那些同时些微具有良心与谨慎之心的人究竟适不适宜写历史。他们怎能够用他们的信仰来取代那一般人的信仰呢？怎么能够对不相识的人的话负责，把他们的臆度当现钱使呢？就是几个人当着他们的面所做的事，他们亦会拒绝在审判官面前发誓作证；而且没有人，无论对于他们怎样亲切，肯为他的意向负完全的责任。我以为写过去的事不如写目前的事那么冒险，因为作者只须报告一个借来的真理。
许多人劝我记载时事，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观察没有别人那么多的偏见，而且，因为我接近各党派的领袖机会较多，对事实掌握得比较贴切。可是他们并不考虑，即使我获得萨卢斯特的荣誉，我亦不会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责任、勤勉和坚忍我都做不到，我的风格更不适宜长篇叙述。我的文章常常缺乏连贯，没有章法亦没有诠释值得夸说。既然我连表达最普通的事物的字句都比一个小孩子还笨拙，所以我只说我能够说的，用题材来凑合我的能力。如果我请人做向导，我的脚步也许跟不上他。何况我是这般自由，说不定我会发表些意见，即使从我自己的观点和根据理性看来，也是不合理和该罚的。
普鲁塔克关于他的作品很愿意告诉我们说：如果他所举的例证事事处处都真，功在别人；可是如果它们有利于后世而且发出一种光辉以照耀我们臻于这道德，功却在于他。与药汤不同，一个古代的故事无论是这样或那样，并没有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