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了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帖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人家半天，如果名帖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之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左宗棠难以与之找到共同语言，唯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左宗棠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左宗棠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做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做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名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左宗棠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奖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
以身作则，赈济灾民
左宗棠早年赈灾义举的动因，与他自身的困苦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左宗棠幼年家境艰难，备尝人间辛苦。据左宗棠回忆，其幼年时“吮米汁，日夜号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如闻其声也”。这种辛酸经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族中父辈乐善好施的传统也影响着他，左氏家谱规定子孙务须恪守“教孝、崇礼、劝学、务本”。这些因素对其官后实施救荒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动作用。
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1847～1849年），湘阴连发大水。当时的左宗棠因为三次会试不第，在家以耕读为乐。
这天，左宗棠站在屋檐下，看着长久不退的大水，思索着下一步应该怎样为百姓做点事。想来想去，觉得眼前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灾民的吃饭问题。他马上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乡，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其中就有他的好朋友丁叙中。
左宗棠说：“大家都看到了，水患猛于虎，老百姓正处在生死边缘。我想了一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钱和粮，而这两样东西只有财主家才有。我想劝说他们捐点钱粮。”
丁叙中说：“那些财主平时都把钱串到肋条上，让他们拿钱捐粮，我看有点儿难。”左宗棠坚定地说：“再难我们也要劝这些富裕户捐助银钱谷米，不然，会有很多百姓饿死。”大家见左宗棠态度坚决，也都点点头，随他开始游说那些地主和富商。
他们先来到同村的一个姓张的富裕户家里，人送外号“张肋条”，意思是他平时对人刻薄，把钱好像串在肋条骨上一样。张肋条见左宗棠带着一群人来到他家，虽然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把他们引进堂屋，命人沏茶。左宗棠说：“张员外不必客气，今天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张肋条说：“有事就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
左宗棠点点头，说：“张员外，现在的行市你也知道，我们这里最近一直是大雨不断，大小河流决堤泛滥成灾，老百姓的境况我不说你也清楚。”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现在灾民最需要的就是粮食。我们恳请张员外捐出一些粮食，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一提捐粮，张肋条只觉得心疼了一下。但他还是强作笑脸，说：“此事关系重大，容我思考几日。”左宗棠站起来说：“我想张员外也清楚，如果人饿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但如果张员外能捐出一些粮食来，你就是灾民的恩人，谁想打你的主意，他们也是不干的。”
左宗棠的这句话像一把重锤，敲在张肋条心上。他思来想去，觉得是这个理，于是，答应捐出一些粮食。左宗棠很高兴，留下一个人帮着张肋条装粮食，又带着其他人去了另一户财主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们不辞劳苦的奔波，在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募捐钱粮总值五十余万两银子。
虽然有了这么多银子，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左宗棠想来想去，决定成立一个组织，筹集本族中备荒谷物，以备灾年。这个组织后来取名为“仁风团义仓”，选拔几位公正人士管理。左宗棠带头捐出了自己的所有值钱之物。在他的影响下，这个义仓维持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
后来，左宗棠当了大官，依然不忘这件事。他任职浙江巡抚后的首要之事，就是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妥善安置鳏寡孤独。平时带兵打仗时开设的救济穷人的粥厂就成了军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同治二年（1863年），闽、浙两省出现灾情，左宗棠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200两寄到家里，剩下的全部捐出救济灾民。第二年，左宗棠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把万两薪俸全部充公，作为灾民的赈济银。当时，宁波海关馈赠左宗棠8000两银票，他也全部转交浙江赈抚局。尤其是左宗棠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其赈灾活动更加频繁。
光绪三年（1877年），北方地区发生毁灭性大旱，旱灾以山西为中心，波及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有位名叫温忠翰的御史上奏报告山西灾害的严重性，山西一省，荒歉更甚于去年，朝难谋夕，子女则鬻于路人，攘夺或施于里党。
左宗棠视察灾情后，把一些地方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左宗棠说：“灾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不多说，这场大旱可以说是古今罕见。我想了一下，光靠赈抚局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看这么办，官府出一部分，其余的让富户借贷粮食给饥民。当然，作为一方父母官，我们也应给富商做出个样子来。”说着，左宗棠掏出一张银票，“这是我的俸银一万两，我全部拿出”。别的官员哪敢怠慢，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纷纷掏出银票。
由于左宗棠应对旱灾措施得力，在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的情况下，灾民的情绪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后来家人统计了一下，左宗棠仅在其家书之中提及赈务之事就有66次之多。
自负的“三不”原则
左宗棠一生自视甚高，常以诸葛孔明自诩。他虽才高八斗，却为人刚直矫激、狂大孤傲。就心理学而言，左宗棠是自负型人格的典范，其突出特征为：自信、自许、锋芒毕露、不随波逐流等。左宗棠无论是对亲朋好友，还是对同僚故旧，都十分坚持己见，说话也时常毫不留情。这令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按理说，自负是人格的缺陷，也是自信的误区，但左宗棠的自负可用“三不”来概括——不屈权贵、不惧洋人、不怕困难。这“三不”秉性给左宗棠的早年生活带来了诸多坎坷，却给他的晚年事业带来了辉煌。
太平天国天京（南京）陷落，幼天王下落不明，曾国藩上奏：“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左宗棠不计曾国藩当年的救命之恩，奏报清廷：“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慈禧太后闻之震怒，下旨斥责曾国藩奏报不实。曾国藩恼恨左宗棠，也上奏指责左氏：“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左氏立即上奏反驳：“杭州城的太平军逃走，是因为杭州未被包围；而太平军逃走，我们也未谎报！”为了这场湘人之间“口水仗”，许多人都指责左宗棠“背恩”，因为曾国藩不仅在樊燮案中救过他，后来还竭力向皇帝举荐他，但左宗棠自白：“我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趋势。”
左宗棠后来升任陕甘总督，身为一品大员，但他愤恨朝中有人欺他举人出身，不足入军机处，便在同治十三年奏请皇上允许他解职，入京参加会试。他的奏章搞得两宫皇太后哭笑不得，便谕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一年后，他又被升为军机大臣，开了汉人官员以赐同进士出身入值军机处的先例。
左宗棠保全新疆后返京叙职，接受两宫皇太后召见。入宫时，太监们竟向他索要关节费银子，左宗棠愤而离去，幸得恭亲王从中斡旋，才得入见。左宗棠叩见皇太后，要求内务府惩治那些太监。这不仅使两位太后领教了左宗棠的耿直，也使下面的太监不敢再冒犯左大人。
1881年，左宗棠途经上海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发现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气愤异常。他不但下令侍卫将其捣毁，还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在上海租界内转了一圈，以表示威。租界当局得知后，不但没加以为难，反而在街头换上了大清龙旗，并特派兵警为左宗棠一行执鞭清道。
凡此种种，都突出表现了左宗棠的自负人格。他敢恨敢爱，敢作敢为，不落俗套，不畏权势，特别是在与洋人打交道时，左宗棠一贯反对退让，曾作诗书愤：“和戎自惜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在这当中，他的自负给自己与国家都带来了尊严。
胜固当战，败亦当战
左宗棠一向对列强的无礼行径极其蔑视，并敢向他们说“不”字。在这当中，左宗棠也时常表现出果敢型人格的特征：勇字当头、坚持原则、不畏强暴、敢作敢为。特别是面对洋鬼子们的侵略行径，左宗棠一向认为“胜固当战，败亦当战”，这与李鸿章之“暂胜必终败”，“与其开仗于先，失败于后，何如妥协求和”的绥靖策略恰成鲜明对比。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脱离清朝，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俄国也乘机占据了伊犁。对此，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但左宗棠则上奏：“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看来，收复新疆，势在必行。经过9年的认真准备，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年）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并于一年后收复新疆全境。这是晚清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也是晚清战事中最突出的一场战役。
1884年6月，法国海军闯进闽江，挑起了观音桥战役，致使闽江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急令沿海各省督抚督率守战，并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稳定东南战局。在左宗棠的统领下，1885年3月，冯子材、王德榜等部联合作战，创造了镇南关（友谊关）大捷，大败法军。可就在这时，李鸿章却提出了“乘胜即收”的卖国观点，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及中越边境向法国开放等权益。对此和约的签订，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称它为“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尤其是气愤万分，声称“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在上述两次事件中，左宗棠的果敢与李鸿章的懦弱恰成鲜明对比。《易经》中说得好：顺贱逆贵。面对列强的欺凌，左宗棠敢于说“不”字，坚信“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在这里，他的“逆贵”不仅赢得了个人的尊严，也令列强对他刮目相看。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左宗棠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884年6月的一天，刚刚抵达京城不几日的左宗棠早早来到大殿，他要奏请清廷给入侵法军以正面反击。由于李鸿章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引起上下普遍反对，清廷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让左宗棠再次担任军机大臣，让一向主战的张之洞也出任两广总督，这些都表明，朝廷原来一味求和的思想终于有所改变。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并未满足，决定从海上进攻中国。六月中旬进犯基隆没有得逞，后即调动全军准备进攻福州。早在闰五月下旬起，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以“游历”为名，驶进闽江马尾军港。法军的挑衅在左宗棠刚一上任时就开始了。他们先在凉山观音桥挑起事端，又派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驶往福建沿海，准备扩大战火。左宗棠立即上奏，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对待法军的一再挑衅，中国军队必须以牙还牙，给法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于六月十五日（8月5日）突然袭击台湾基隆。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取得基隆保卫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