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教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故事宝库:从故事中学会勤俭节约
47724300000022

第22章 勤俭为国(10)

陈嘉庚的儿子阿国在中学读书时,年纪小,花钱无计划,有一个月从父亲的集通银行多支了10块银元。这件事,刚好被回厦门清理账目的陈嘉庚发现了,他立刻派人把阿国找来,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教育。他开门见山地问阿国:“你嫌我每月给你8块银元作生活费太少吗?”阿国点点头,以为爸爸要征求他的意见,为他增加一些生活费。谁知这时陈嘉庚十分气愤地说:“你一个中学生,每月8块银元还不够花,可是集美师范许多穷学生,一个月才拿4块银元的助学金,还要节省一半寄回家,你真会花钱呀!”

儿子阿国不解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您是有几百万元的家财呀!”陈嘉庚火了,举起拐杖指着儿子说:“不错!我有几百万元家财,完全可以盖豪华的别墅,可以养得起大批奴婢。可是,我要把它用于社会,决不让子孙挥霍!”他命令儿子每月扣回2块银元,5个月内必须把多支的10块银元扣清。

陈嘉庚先生始终坚持不让孩子随意侵吞他的钱财,一旦发现哪个儿女向他公司借钱不还,他都要训斥一顿,令其按期如数奉还。他还坚持只要儿女长大就业后,就不再资励他们钱财,让孩子自己去体会生活的艰辛,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生活。

陈嘉庚对自己、对子女如此“吝啬”,对祖国却十分慷慨,他曾说,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从1913年起,他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

在集美,他创办的初级学校有:男女小学和幼儿园;中等学校有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

在厦门,他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闽南,他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倡办和补助了2所中学和70多所小学。

为振兴中华的事业,陈嘉庚是何其慷慨。他一生捐献的教育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折合人民币105亿元!正如他所说的:“金钱如肥料,散布才有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给他月薪300元,他除了每月15元伙食费外,全部存入集美高校会计处,作为公用。他自己依然节俭如初,不嗜烟酒,衣服、鞋袜、蚊帐、布伞,都是补了又补。他不求个人的声誉,反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物,他求的只是中华的崛起、腾飞……闻一多节衣缩食渡难关。

声色之害,甚于鸩毒。

——《明通鉴》

1940年冬天,一贯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罪恶的行为使闻一多震惊。

闻一多先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更加反动,更加贪污腐化,因此使得像闻一多先生这样依靠薪水维持生活的人们,普遍陷入了艰苦的阶段。物价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少。

在这种艰苦的时期,有的教授专家经不住艰苦的考验,为了追求一点物质享受,改行去干赚钱的事;还有的脚踏两只船,挂着教授的招牌,不时来往于渝昆道上,到重庆去乞求蒋政府一点施舍。

“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只能享受国家的优待,不能分担国家的苦难!”闻一多依然坚持着抗战胜利的信念,凭着天真的爱国热情和贫贱不移的品质,严厉地谴责了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屹立在物价的重压下,继续从事着自己的工作。

万恶的日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失败之后,又加紧军事进攻,继续对后方城市实行“疲劳轰炸”。昆明人民跑警报,成了每天例行的而且几乎是定时的“任务”了。闻一多在城里租不起房子,夫人身体多病,孩子又小,跑警报担心害怕,在城外找房子住也不容易。后来总算在昆明西北郊的普吉镇,同闻家驷教授,弟兄两家十多口人租到两间破楼,勉强住下,楼下前面是栈店,后面是豢养牲口的地方,风吹或日晒都会卷来冲天的臭气;碰上雨天,雨点就从瓦缝里滴到室内;白天黑夜吵吵嚷嚷,赌博吃酒的吆喝,打架咒骂的声音,使得他们不能好好工作,也不能好好休息。

房子太小,家人便都睡在楼板上。每天,闻一多都起得很早,趁这安静的时刻,抓紧做点工作。等孩子们都起来了,他就把被单拉直叠起,然后就轻轻扫地。像他在从长沙到昆明3000多里步行中得到了步行经验一样,现在又有了扫地的经验了。孩子们常常抢着干活,热情很高,可常常扫得灰尘四起。他就接过扫帚,对他们说,扫地也要好好学学,不能洒水,因为水把灰尘凝成了泥块,扫不干净;扫地又不能乱用力,否则会使灰尘飞扬起来。

住的水准是无法再降了,因为他已住到贫民窟里去了。食的水准也在不断地变化,原来每天还能维持三餐,照例是腌菜、腌豆腐和一锅自水煮的白菜米粉,还有被他誉为“白肉”的豆腐,诗人给这个菜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一锅燉”。而且感到十分满意的是,他喜欢酱菜和辣椒,在喜欢吃辣味而又出产浓茶的云南,还比较容易满足。“一锅燉”沾着盐巴辣椒,吃起来也很津津有味。

昆明虽然四季如春,缺乏阳光的破楼上却阴暗得难受。冬天来了,他常常抱着毯子,领着夫人孩子们到镇外河滩边的草地上晒太阳。他解嘲地说:“不是营养差了吗,就让我们向阳光找补偿!”

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化,但他紧一紧肚皮,仍然坚持下来。他应付第二期艰苦的办法,便是和饥饿作战,三顿干饭改成两顿,两顿还不行就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那特制的“一锅燉”早有了变化,油花越来越少,白菜粉条也被淘汰,“白肉”也代之以豆渣。

有时他领着孩子到田里捕捉害农的蝗虫,拿回来炸一炸,加点盐,当大虾咀嚼。但是,炸“大虾”,太费油,不能常吃,后来,便到河沟里去捉田鸡,放在锅里燉,他管这叫做“鸡汤”。每次吃“鸡汤”,他总是很风趣地说:“这不花钱,还很有营养,味道也很鲜哩!”

柴炭太贵了,烧热水不经济,他早上总是带着孩子到村边小河里去用冷水洗冷脸。

村子到昆明有20多里路,坐马车要费钱,他就提着手杖,背着书包,步行进城,在城里住一宿,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连着把课上完,又步行回去。闻一多刚到昆明还常常穿的那件很体面的黑缎马褂,早就送到拍卖行去了,长衫也渐渐陈旧了。步伐还算健快,两颊却日益消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