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波
当我褛过《解放军报》的记者证时，老师们的音吝笑貌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也就与日俱增。
1958年，我13岁，考进了河北省立行唐中学。上到初二的时候，来了一位语文老师。他叫傅世炎，二十五六岁年纪，一头黑发，身长面白，一表人才，还写得一手好粉笔板书。傅老师古典文学底子很厚实，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着。有一回，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课文《草船借箭》，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直讲得整个教室里屏息静气，完全把我们带进了古战场的氛围。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调皮的同学还常在背地里模仿他讲课的腔调。
那时候，我因为喜欢看小说。已经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济公传》、《岳飞传》、《三侠五义》等书，并能记住一些细节。因此，傅老师和我们谈起来，我还能插上话。傅老师特别推崇古典文学描写人物性格的工夫，常常把一些描写人物性格的句子讲给我们听。也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地，我在作文时，语言中就半生不熟地带了那么股味道。1960年麦收季节，我们全校出动，帮助农村收割。半月后回到学校，傅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叫《麦收》，限定一星期交卷。我那时正看着《三侠五义》，兴之所至，第一次用章回体写作文，因为有切身感受，写起来很顺手，很轻松，不知不觉写了十一回，近一万字。“有诗为证”、“且听下回分解”等话，都让我用进去了。本来是照葫芦画瓢的事，谁知傅老师看过后，认真起来了。当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宿舍里，先问我读过什么书，接着把我写的《麦收》大大表扬了一番，又把他写的好几页评点给我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写的章回体第七回标题“一场大战鬼神泣，月下比武天地惊”，他用红笔批了一行字“和社员比赛割麦，用这样的标题不确切。可改为一场大战天地动，月下比武社员惊”。傅老师和我交谈过后，指着我的作文本说：“看了你的作文，我高兴，一宿没睡着觉。我要报告校长！”
第二天，傅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评了我这篇作文，并对全班同学说：这小伙子将来能当作家、当记者哩！”
过了几天，傅老师找到我说：“校长看了你的作文，说要开个全校大会，让你在会上念几段，还要讲讲体会！”
我那时还是个很文静、腼腆的孩子。况且这篇作文也不过撞上了运气，有什么体会可谈呢！记得在全校大会上，我在掌声中走上讲台时，衬衣湿透了，眼皮也不敢抬，念了作文中的两段，就没的可讲了。
散会后，傅老师又把我叫去，要我抽时间读《中国文学史》。后来我到学校那座藏书甚丰的图书馆借了来，但那时读书，无非是兴之所至，哪有什么计划！一感到枯燥就读不下去了。直到20年后，在写作实践中有所悟，才仔细地读了这本书。此是后话。
进入初三，傅老师调到了新乐县中学。过了一段，他派了一个学生来找我，把我那篇《麦收》作文要走了。不久，我收到傅老师一封信，说他让人将《麦收》抄写了出来，推荐参加了石家庄市中学生作文展。傅老师虽已调走，却仍然如此关心、鼓励我写作，由此也改变了我的志向。我出生在医生世家，本来立志要学医的，从此后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替傅老师的语文老师叫康行言，是我们行唐县人，那时四十多岁，长得像电影演员张雁，朴实得像个老农。他不是班主任，对学生却很关心。那时候学生经常下乡劳动，康老师给我们带过几次队，每次都是左嘱咐右叮咛，都有点儿婆婆妈妈了。有一回他带我们到乡下去给一个生产队拔草，队长嫌拔得慢，竟骂骂咧咧的。康老师一听火了，猛地站起来说：“你敢骂我的学生，我们不干了！”领上学生就回校了。
康老师有些“婆婆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学生宣传学习语文的重要性，动不动就讲河北作家及其作品，从大作家孙犁到农民作家申跃中，都津津乐道。看他那心思，恨不得让每个同学都当了作家才好。他还把年级内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来，不定期地举办作品讨论会，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记得我们讨论过的作品有鲁迅的《做乡》、孙犁的《荷花淀》、申跃中的《社长的头发》等。初中毕业前夕，康老师把我近三年的作文本全部要去，由他逐篇看过，然后圈出了十篇，让人抄写在稿纸上，在全年级为我办了一期作文展览，并让我一个班一个班去介绍经验。那时候，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虽说对文学有了浓厚兴趣，但对数、理、化也不敢放松，每次测试，数、理、化成绩还都名列前茅。教物理的何老师就对我说：“你底子不错，将来还是要报考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并要我参加物理课外小组的活动。康老师知道后，好像要失掉什么似的，找到我说：“不要听他，还是学文科好。学好文、史、哲，走遍天下吃馍馍哩！”直到我上了高中，康老师还经常到班里来看我，问我的作文情况，为我编织着作家的梦。
进入高一，我的语文老师是孙宝善。孙老师50多岁，身板挺直，疏朗的花白头发总是梳理得纹丝不乱，透出一股军人气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真当过国民党军官，是起义过来的。他老伴是去世还是离了婚，我没有打听过。反正他是孤身一人，没有孩子。孙老师对学生有一种父辈的爱。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他经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送给饭量大吃不饱的同学，还为经济拮据的学生交过学费。我们都很敬重他。课余时间，他常叼着个“嗞嗞”冒烟的紫红色烟斗到班里转，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写作问题。孙老师古文底子厚实，常给我们讲解《左传》、《史记》、《吕氏春秋》中的篇章，讲解唐诗宋词。他的经常讲解与背诵，引导我发现了古文之美。从此，我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范围就不仅仅限于“之乎者矣焉哉”的用法了。孙老师见我兴致盎然，便把他的藏书《古文观止》借给我阅读，同时提议我在班里组织一个古文研究小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五六个同学的响应，小组成立了，钻研劲头也不小。我们除熟读一些古文名篇外，还试着把古文译成现代文，把现代文变成古文，或直接用古文来作文。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文字显得精练、严谨了。后来我当了记者，在实践中尝到了懂得古文的好处，就更加怀念那段日子，怀念孙老师。“文革”期间，听说老人因当过国民党军官，住了牛棚，后来又在学校看大门管敲钟。有老同学来京谈起此事，不觉相对唏嘘。1977年春天，我到石家庄驻军采访，遇到也在部队工作回家探亲的高中同学王庆增。他在上学时担任我们班长，家境贫寒，是孙老师重点接济的对象。说起中学时代，说起孙老师，我俩便买了礼物，专程到行唐中学探望他老人家。谁知进门一问，说他已退休回无极县老家了。老人的晚年是如何度过的？从此不得而知。每每想起，心头总会升起一缕淡淡的惆怅。
我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叫张谊文。四川人，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说话总带着笑意。那时也就是三十几岁吧，人却显得很拘谨。他是我们进入高二后期时来任教的。来后不久，班里就传开，说他是右派，爱人离了婚，每月只发20元钱的生活费，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说全国正大讲阶级斗争，阶级观念，但那时的师生关系还是颇为融洽的。有几个右派老师和学生相处得很好。张老师也是如此。我们在他的言行中感觉不到右派分子的“凶恶”，相反还为他每月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打抱不平。张老师由于受过挫折，对形势、政策类的问题常常避而不谈，但一触及语文教学和写作，便滔滔不绝起来。大概是听了孙老师的介绍吧，一接任，他就要走了我过去的作文本。看过之后，他找到我说：“你很有潜力，将来可以报考北大中文系。眼下还是要多看多写。不要只局限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光看不写，眼高手低；光写不看，眼也低手也低。”还给我讲了一些作家练笔的故事。
一任任老师的耐心指导，使我真的萌动了当作家的念头。要知道，作家这个职业，当时对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为了能当作家，我暗暗下了工夫。我特地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每星期都要写一至两篇散文、小说之类的东西。现在还记得起篇名的，有《僮年的伙伴》、《田野落霞》、《风雪故人》、《牧羊犬》等，同时也夹杂着一些读书、读诗体会。每写一篇，都要送给张老师过目。他也总是极为耐心地给我批改、指点。记得他看过《僮年的伙伴》后，曾对我说：“这篇有真情实感，可以投到《河北文学》上去。”我抄写一篇寄去了，却没有投中。张老师鼓励我说：“这没关系，写几十篇投不中的，有的是。还是那句话：多看多写吧！”
高中毕业前夕，我应征入伍。告别张老师时，他不无遗憾地说：“按说，你应该上大学中文系。既然你想当兵，也好。到部队更有生活，可别扔下笔。其实，好多作家并不是大学生。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我的语文老师。然而，他们对我的教诲，对我的期望，时时激励着我。在军营，我用他们教给我的本领，写黑板报，写通讯报道，一步步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当我接过《解放军军》的记者证时，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也就与日俱增。愿将此文作为心香一瓣，向他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