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感悟恩师——刻骨铭心的118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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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我的四任语文老师

文/刘波

当我褛过《解放军报》的记者证时,老师们的音吝笑貌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也就与日俱增。

1958年,我13岁,考进了河北省立行唐中学。上到初二的时候,来了一位语文老师。他叫傅世炎,二十五六岁年纪,一头黑发,身长面白,一表人才,还写得一手好粉笔板书。傅老师古典文学底子很厚实,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着。有一回,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课文《草船借箭》,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直讲得整个教室里屏息静气,完全把我们带进了古战场的氛围。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调皮的同学还常在背地里模仿他讲课的腔调。

那时候,我因为喜欢看小说。已经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济公传》、《岳飞传》、《三侠五义》等书,并能记住一些细节。因此,傅老师和我们谈起来,我还能插上话。傅老师特别推崇古典文学描写人物性格的工夫,常常把一些描写人物性格的句子讲给我们听。也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地,我在作文时,语言中就半生不熟地带了那么股味道。1960年麦收季节,我们全校出动,帮助农村收割。半月后回到学校,傅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叫《麦收》,限定一星期交卷。我那时正看着《三侠五义》,兴之所至,第一次用章回体写作文,因为有切身感受,写起来很顺手,很轻松,不知不觉写了十一回,近一万字。“有诗为证”、“且听下回分解”等话,都让我用进去了。本来是照葫芦画瓢的事,谁知傅老师看过后,认真起来了。当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宿舍里,先问我读过什么书,接着把我写的《麦收》大大表扬了一番,又把他写的好几页评点给我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写的章回体第七回标题“一场大战鬼神泣,月下比武天地惊”,他用红笔批了一行字“和社员比赛割麦,用这样的标题不确切。可改为一场大战天地动,月下比武社员惊”。傅老师和我交谈过后,指着我的作文本说:“看了你的作文,我高兴,一宿没睡着觉。我要报告校长!”

第二天,傅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评了我这篇作文,并对全班同学说:这小伙子将来能当作家、当记者哩!”

过了几天,傅老师找到我说:“校长看了你的作文,说要开个全校大会,让你在会上念几段,还要讲讲体会!”

我那时还是个很文静、腼腆的孩子。况且这篇作文也不过撞上了运气,有什么体会可谈呢!记得在全校大会上,我在掌声中走上讲台时,衬衣湿透了,眼皮也不敢抬,念了作文中的两段,就没的可讲了。

散会后,傅老师又把我叫去,要我抽时间读《中国文学史》。后来我到学校那座藏书甚丰的图书馆借了来,但那时读书,无非是兴之所至,哪有什么计划!一感到枯燥就读不下去了。直到20年后,在写作实践中有所悟,才仔细地读了这本书。此是后话。

进入初三,傅老师调到了新乐县中学。过了一段,他派了一个学生来找我,把我那篇《麦收》作文要走了。不久,我收到傅老师一封信,说他让人将《麦收》抄写了出来,推荐参加了石家庄市中学生作文展。傅老师虽已调走,却仍然如此关心、鼓励我写作,由此也改变了我的志向。我出生在医生世家,本来立志要学医的,从此后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替傅老师的语文老师叫康行言,是我们行唐县人,那时四十多岁,长得像电影演员张雁,朴实得像个老农。他不是班主任,对学生却很关心。那时候学生经常下乡劳动,康老师给我们带过几次队,每次都是左嘱咐右叮咛,都有点儿婆婆妈妈了。有一回他带我们到乡下去给一个生产队拔草,队长嫌拔得慢,竟骂骂咧咧的。康老师一听火了,猛地站起来说:“你敢骂我的学生,我们不干了!”领上学生就回校了。

康老师有些“婆婆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学生宣传学习语文的重要性,动不动就讲河北作家及其作品,从大作家孙犁到农民作家申跃中,都津津乐道。看他那心思,恨不得让每个同学都当了作家才好。他还把年级内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来,不定期地举办作品讨论会,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记得我们讨论过的作品有鲁迅的《做乡》、孙犁的《荷花淀》、申跃中的《社长的头发》等。初中毕业前夕,康老师把我近三年的作文本全部要去,由他逐篇看过,然后圈出了十篇,让人抄写在稿纸上,在全年级为我办了一期作文展览,并让我一个班一个班去介绍经验。那时候,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虽说对文学有了浓厚兴趣,但对数、理、化也不敢放松,每次测试,数、理、化成绩还都名列前茅。教物理的何老师就对我说:“你底子不错,将来还是要报考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并要我参加物理课外小组的活动。康老师知道后,好像要失掉什么似的,找到我说:“不要听他,还是学文科好。学好文、史、哲,走遍天下吃馍馍哩!”直到我上了高中,康老师还经常到班里来看我,问我的作文情况,为我编织着作家的梦。

进入高一,我的语文老师是孙宝善。孙老师50多岁,身板挺直,疏朗的花白头发总是梳理得纹丝不乱,透出一股军人气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真当过国民党军官,是起义过来的。他老伴是去世还是离了婚,我没有打听过。反正他是孤身一人,没有孩子。孙老师对学生有一种父辈的爱。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他经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送给饭量大吃不饱的同学,还为经济拮据的学生交过学费。我们都很敬重他。课余时间,他常叼着个“嗞嗞”冒烟的紫红色烟斗到班里转,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写作问题。孙老师古文底子厚实,常给我们讲解《左传》、《史记》、《吕氏春秋》中的篇章,讲解唐诗宋词。他的经常讲解与背诵,引导我发现了古文之美。从此,我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范围就不仅仅限于“之乎者矣焉哉”的用法了。孙老师见我兴致盎然,便把他的藏书《古文观止》借给我阅读,同时提议我在班里组织一个古文研究小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五六个同学的响应,小组成立了,钻研劲头也不小。我们除熟读一些古文名篇外,还试着把古文译成现代文,把现代文变成古文,或直接用古文来作文。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文字显得精练、严谨了。后来我当了记者,在实践中尝到了懂得古文的好处,就更加怀念那段日子,怀念孙老师。“文革”期间,听说老人因当过国民党军官,住了牛棚,后来又在学校看大门管敲钟。有老同学来京谈起此事,不觉相对唏嘘。1977年春天,我到石家庄驻军采访,遇到也在部队工作回家探亲的高中同学王庆增。他在上学时担任我们班长,家境贫寒,是孙老师重点接济的对象。说起中学时代,说起孙老师,我俩便买了礼物,专程到行唐中学探望他老人家。谁知进门一问,说他已退休回无极县老家了。老人的晚年是如何度过的?从此不得而知。每每想起,心头总会升起一缕淡淡的惆怅。

我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叫张谊文。四川人,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说话总带着笑意。那时也就是三十几岁吧,人却显得很拘谨。他是我们进入高二后期时来任教的。来后不久,班里就传开,说他是右派,爱人离了婚,每月只发20元钱的生活费,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说全国正大讲阶级斗争,阶级观念,但那时的师生关系还是颇为融洽的。有几个右派老师和学生相处得很好。张老师也是如此。我们在他的言行中感觉不到右派分子的“凶恶”,相反还为他每月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打抱不平。张老师由于受过挫折,对形势、政策类的问题常常避而不谈,但一触及语文教学和写作,便滔滔不绝起来。大概是听了孙老师的介绍吧,一接任,他就要走了我过去的作文本。看过之后,他找到我说:“你很有潜力,将来可以报考北大中文系。眼下还是要多看多写。不要只局限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光看不写,眼高手低;光写不看,眼也低手也低。”还给我讲了一些作家练笔的故事。

一任任老师的耐心指导,使我真的萌动了当作家的念头。要知道,作家这个职业,当时对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为了能当作家,我暗暗下了工夫。我特地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每星期都要写一至两篇散文、小说之类的东西。现在还记得起篇名的,有《僮年的伙伴》、《田野落霞》、《风雪故人》、《牧羊犬》等,同时也夹杂着一些读书、读诗体会。每写一篇,都要送给张老师过目。他也总是极为耐心地给我批改、指点。记得他看过《僮年的伙伴》后,曾对我说:“这篇有真情实感,可以投到《河北文学》上去。”我抄写一篇寄去了,却没有投中。张老师鼓励我说:“这没关系,写几十篇投不中的,有的是。还是那句话:多看多写吧!”

高中毕业前夕,我应征入伍。告别张老师时,他不无遗憾地说:“按说,你应该上大学中文系。既然你想当兵,也好。到部队更有生活,可别扔下笔。其实,好多作家并不是大学生。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我的语文老师。然而,他们对我的教诲,对我的期望,时时激励着我。在军营,我用他们教给我的本领,写黑板报,写通讯报道,一步步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当我接过《解放军军》的记者证时,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也就与日俱增。愿将此文作为心香一瓣,向他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