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年四月初六徐食田抱书自首，到八月扬州府调集人犯、案卷审办，中间经过了四个多月，表面上看似乎有所延误，其实不然。第一，徐述夔诗集等本不应在禁书之列，即使硬说它有“违碍”之处，属于应禁之书，逐级粘签呈缴亦属正常的工作程序。如果每本禁书都要立案追查，那么必然查不胜查，罪不胜罪。总的来看，从东台县直至江宁藩司，对徐述夔诗集的处置符合当时谕旨的精神，无懈可击。第二，徐食田在两年限期内自动呈缴祖上书籍，即使该书确属悖逆，也不应治罪。无奈蔡嘉树像条恶狗一样咬住不放，所以几经周折，由县而省，案件逐步升级。如果后来不是乾隆亲加干预，蔡嘉树控告徐食田一案很有可能就在扬州府了结了。然而，乾隆偏偏下手干预了，而且蓄意把它搞成轰动全国的特大案件。不过乾隆并不是从扬州方面得悉此案的，他的情报来自另一渠道。与扬州府审理蔡嘉树控告案的同时，江苏学政刘墉正在金坛地方按试。有一个叫童志磷的人向他投递呈词，并缴出徐述夔诗集一册、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童志璘对徐述夔诗集是否属于禁书，没有把握，所以在呈词中只是说：“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刘墉是被乾隆誉为“奋往任事”的已故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后世大名鼎鼎的所谓清官“刘罗锅”。子如其父，刘墉也很勇于任事，接受了童志磷的呈词，即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搜查办理，同时具折直接奏报皇帝。八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了刘墉的奏折及一并恭呈御览的《一柱楼诗》，随即通过军机大臣寄给两江总督高晋、暂署两江总督萨载及江苏巡抚杨魁一道密谕，指示他们严切查究徐述夔一切诗文。至于人的处理，乾隆帝交待：徐述夔所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徐述夔之后人正当查缴违碍书籍之时，不将书籍呈出，“亦当治以应得之罪”；曾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念其身故，姑免深究”。这时乾隆不过说其中有“怨愤之语”而已，说明当乾隆刚接触这一案子时，也把它视为寻常案件了。直到九月初七，江苏巡抚杨魁的奏折送达御前，乾隆才起意借此而兴动大狱。
杨魁是在接到刘墉的咨文后调查徐案原委的。他在奏折中提到蔡嘉树曾赴江宁藩司呈控，声称“他在县先行呈首，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这一情节。在杨魁，这不过是客观叙述案件的全过程，而乾隆帝则在遥遥数千里之外，没有作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判定“徐食田既隐匿其祖书籍不早呈缴，得知事已败露，复敢贿嘱县书，捏称自缴，其诈伪殊为可恶”！基于这一错误判断，他又立即降旨将徐食田解京严讯，并“将听受贿嘱之县书一并隔别管解来京”。皇帝已表示了明确无误的倾向性，案情开始向不利于徐食田方向发展。解京审讯，不仅明示案件升级，而且意味着对两江各级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九月十三日，继杨魁奏折之后，署两江总督萨载的奏折更激起了轩然大波。萨载向乾隆帝奏称，扬州知府谢启昆已签出《一柱楼诗》中悖逆之句甚多，他逐条看后，不胜发指。萨载建议：“徐述夔虽已身死，其尸骸应锉戮，其孙亦应从重治罪。”乾隆接阅这个奏折的当天，即通过军机处向两江方面寄出三道谕旨：
其一，切责江宁布政使陶易。谕中以严厉的口气责备陶易耽延此案，特别强调：“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首之鬼蜮伎俩陶易也未能查出，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诚何心？”传谕陶易“即行明白回奏”！
其二，谕责两江总督高晋。高晋以大学士久任两江总督，为什么徐述夔之逆书不能早为查出？陶易近在同城，如此玩视重大案件，高晋为什么毫无所闻？传谕高晋“即行明白回奏”！
其三，传谕萨载、杨魁，指示他们此案应视为特大逆案。乾隆帝谕：“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这样，在乾隆帝的督导之下，不仅要追究藏书的徐食田，而且要严办已故的著作逆书者徐述夔；不仅要查办“受贿”的书办之类的小人物，而且要追究包庇徐食田、玩忽大案的方面大员陶易与高晋。而要把这一切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又必须把徐述夔的《一柱楼诗》定为“罪大恶极”的逆书。
“罪大恶极”的根据何在？乾隆得之于萨载，萨载得之于谢启昆，谢启昆得之于铤而走险的光棍蔡嘉树，是蔡嘉树第一个摘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指为“非常悖逆”之句的。这《一柱楼诗》早经江苏学政刘墉恭呈御览，乾隆阅后只不过说它有“怨愤之语”，为什么十几天后便把徐述夔打成“系怀胜国，暗肆诋讥”的“悖逆”呢？
这里有乾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时查办禁书虽三令五申，但三年过去了，各直省特别是江浙两省仍未如所预期。乾隆认为，问题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贯彻中出现了“梗阻”，这“梗阻”便是各级地方官吏。头年拿江西巡抚海成开刀，局面有所改观，但毕竟只能算敲山震虎，不够直接，不够爽利。徐述夔一案发生在江苏，又抓到了下自县级书吏，上至藩司大员玩视查办禁书、以至包庇藏匿禁书者的若干把柄，所以要迫不及待地宣布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高压态势，兴师动众地深究下去。
九月十三日三道廷寄发出去，乾隆经过彻夜思考，觉得还有不妥之处。前此所发一系列谕旨中，都是基于蔡嘉树六月赴江宁藩司的控词，断定蔡嘉树检举在先，徐食田系贿嘱县书，捏称自首。但如果徐食田确系自首在前，便有诸多难于措手之处。本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刚颁布过一道明发上谕，向全国臣民郑重宣布：“此后续行呈缴，仍可不加究治。”据此，《一柱楼诗》即或“悖逆”，徐食田自行呈缴，也难以治罪。再者，徐食田若系自呈，“贿嘱县书”云云自然不能成立，陶易批交扬州府查办、追究蔡嘉树诬捏讹诈也就有理可据，很难惩治他延误大案之罪。这样一来，徐述夔诗案又成了寻常案件，借此而兴动大狱，以扫荡查办禁书中种种阻碍的目的不就落空了吗？思虑及此，乾隆认为打好这关系查办禁书全局的战略性一役的关键，是核实徐食田系自呈还是捏称自首。九月十四日一早即召见军机大臣，命立即传谕萨载，将此关键情节，“详晰查明，据实覆奏”，同时交待此廷寄要按日行五百里的速度加速发往两江总督的驻地——江宁。
出乎乾隆的意料，他急于要搞清楚的问题提前有了答案。九月十六日收到的萨载与杨魁联衔合署的一件奏折上提到，他们调取并核查了东台县的有关案卷，上面有明确的记录：“徐食田于四月初六日呈出各书，蔡嘉树于四月初九日首告。”萨、杨二人从江宁拜发此折时，还没有见到九月十四日的廷寄，但他们似乎也觉察到徐食田是否自首乃全案关键之所在，因此有向皇上早加说明的必要。萨、杨清楚，事实与乾隆最初基于蔡嘉树一面之词作出的判断相悖，尽管是事实，但指出它仍难免有拂圣意。于是在奏折中又说：“东台县保非蒙混舞弊，亟应穷究明确，务使水落石出，不便稍涉模糊。”为此建议将江宁藩司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以便提解究办。
徐食田没有贿嘱县书吏，确系自行呈缴，乾隆很失望，但事已至此，只能咬紧牙干到底。九月十六日，乾隆接受萨载等建议，降谕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照该督抚所奏俱著革职，隔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这道谕旨交内阁明发。至此，徐述夔诗案已朝野尽知。乾隆下定决心，按照自己既定的方略，强行把这一案件向纵深推进。
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再谕萨载、杨魁，命令他们将列名徐述夔诗文集卷首的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也派人提解来京。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前此已被逮捕，杨魁认为他俩的罪仅止于参与校书。乾隆却从徐、沈二人的名字中透视出他俩骨子里的“悖逆”。他说：“首发成濯”四字合在一起，寓有深义。“首发（髪）”即头发，“成濯”用的是《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的典故，“濯濯”原说山上的草木全秃了，“首发成濯”合看，不是头发剃光之意吗？显系“诋毁本朝剃发之制”——就这样，徐首发、沈成濯被划入了“逆党”。
还有比他俩更倒霉的。江宁书局负责查勘书籍的保定纬、沈澜二人以“延搁不签，显有欲消弭之意”，也奉旨押赴北京，“一并交部讯”。这已是九月三十日的事了。
至此，络绎北上的徐述夔诗狱涉案人犯共计十一人：第一起徐食田，县书金长五、倪锦，以及原告蔡嘉树；第二起陶易、谢启昆、涂跃龙；第三起徐首发、沈成濯；最后一起保定纬和沈澜。每一起又都是“隔别管解”，让犯人不可能在途中晤面串供。除此之外，为徐述夔诗文作过跋的毛澄则在缉捕之中。
不要以为案犯已经无一漏网，还有一个隐藏得更的人没有挖出来呢。此人即陶易的刑名师爷——陆琰。他和吕留良同乡，是浙江石门人，附贡生，长年在外作幕。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被陶易请去作幕友，在藩司衙门里专理刑名钱谷事件。四十三年六月东台县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陆琰对他厌恶之至，就代陶易在蔡的检举信上批了“与你何干？显系挟嫌倾陷”等语，随即又在批交扬州府查办的牌稿上加写“举首不实，照所诬之罪反坐”一段话。陶易看过陆琰所拟的批文底稿，未暇深思，签了字，照发下去。九月，陶易革职，解京审讯。东家获罪，幕友照例不受株连，陆琰暂留江宁寻找新的营生。但他阅历甚富，知道陶易一旦供出徐述夔诗案的文稿系其一手经办，难免不被逮讯，因此预先把身边的儿子遣送老家，留下自己孑然一身在江宁一带盘桓。不出所料，陶易果然把他供了出来。十月十八日陶易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其时他肚胀腹泻，下身溃烂，已经奄奄一息，乾隆抓紧时机，亲自审问。陶易供称，批词和牌文系幕友陆琰所拟改，“我不曾细看，就画行批发了”。乾隆下令立即查拿陆琰，锁押解京。陆琰随于宝应县境内被拿获。
挖出陆琰，乾隆帝很得意。他说：“朕初阅批词牌文，即疑必系劣幕有心袒护开脱，而陶易与之商同舞弊，欲图消弭。”他是否真的如此料事如神，已无从究诘，也没有必要究诘了。然而，徐食田是否自呈这个关系到全案的核心问题，经过刑部的反复严讯，却证明乾隆的预见错了。刑部将徐食田、金长五、倪锦及蔡嘉树的供词与有关的案卷作了对照研究，终于搞清了这个全案的症结：徐食田四月初六将已刻各书并板片呈缴在县，四月初九蔡嘉树亦将《一柱楼诗》等赴县呈首。徐的诗文集中有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县令涂跃龙见徐的传记中还列有未刻各书之名，就指名要徐食田呈缴。四月十六日徐食田又呈缴其祖徐述夔未刻抄本三种，此为第二次缴书。这个过程均记录在案，审讯时人证、物证俱全。徐食田自呈在前，蔡嘉树检举在后，明明白白，确凿无疑，最后连蔡嘉树亦不能否认其控告徐食田贿嘱县书、倒提年月等是虚。刑部等衙门只得据实奏闻。
这个结论摆在乾隆面前，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徐食田、金长五、倪锦、涂跃龙、谢启昆、陶易以及蔡嘉树等人的定罪，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尊重事实，维护《大清律例》的尊严，还是保全天威、不顾一切地实现发动此案的初衷？乾隆面临抉择。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眼前推动查办禁书的政治需要，乾隆决心仍照原来设想了结此案。
果然如此，就只能玩法。
如何玩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费周章。徐食田本为自首，偏偏要说不能视为自首，已经很难；说不能视为自首，还要在《大清律例》中找到根据，更难乎其难了。刑部的司官们搜索枯肠，冥思苦想，总算找到了“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这样的条例，然后轻轻一转，说：“徐食田闻蔡嘉树欲行呈控，始行赴县呈缴，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明明可以“减罪”的毫无弹性的律文，经刑官的曲解，竞得出了“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的结论。如此一来，就为乾隆提供了从严惩办的“合法”根据。什么叫舞文弄墨？什么叫玩法？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生动、最形象的注解。
棘手的问题让刑部司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将徐述夔诗案问成逆案，这只能靠乾隆“宸断”了。
徐述夔诗文中签出的语涉“违碍”之处诚然不少，但绝大多数只能定为“怨望”、“愤激”之类，可供锻炼人罪的，仍只有蔡嘉树早已指出的那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与“清都”，一说时间，一说地名，在作者本无深意，然则一经乾隆解说便了不得。乾隆说徐述夔“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复兴明朝、推翻我朝之意”。皇帝定了调子，奉命审拟此案的大学士、九卿们便只剩下“比照”大逆律判刑了。什么叫“以文字罪人”？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典型、最生动的注解。
至此，障碍全部排除，这件大案终于可以按照皇帝的意志圆满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