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皇太极在关外改建大清朝的时候，就按汉人的传统为他父亲纂修了《武皇帝实录》。在《武皇帝实录》成书前，曾经就《旧满洲档》的资料先编了一套《太祖实录图》，这部不合正统规格的实录图就是乾隆重绘《满洲实录》的底稿本。由此可见，乾隆把他们祖先两大古老文化遗产都加以整理并再版了，贡献是应该被肯定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在这次重绘《满洲实录》时，竞未更动书中的内容，并不像修《四库全书》那样强调满清正统，可以说是原文照抄地绘制了几份。现在举几个例子来作说明：
一、仍称明朝为“大明国”，如“大明国的万历汗”、“大明国的太子太保李成梁”等等。
二、对于努尔哈赤本人也不称“清太祖武皇帝、高皇帝”或“上”，还是用早年称呼为“太祖聪睿贝勒”、“太祖谦恭汗”、“太祖英明汗”等，跟汉文努尔哈赤实录中的书法不同。
三、记年份不用干支，月份还是以“在春天当中的月”表示二月，“秋天最后的月”表示九月，完全是阿尔泰语的本色。
四、早年《太祖实录图》中所记的残忍杀人事件与家族中的淫乱事件完全照录，不加掩饰或删除。
乾隆四十年代，正是文字狱大兴，强调清廷正统、强化皇权的时刻，皇帝竟以如此坦然的态度整理并保存祖先文献，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忠诚无私的学者帝王了。
由于《满洲实录》里也照样描下了《太祖实录图》中七十几幅插图，有人戏称简直像是一部“连环图画”的书。不过这些插图，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明清交战的情形、满蒙汉各族人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武器、居屋与蒙古包的模样、努尔哈赤当大汗典礼与大宴等等的实状。再说最早版本《太祖实录图》在此次重绘制《满洲实录》后不到二十年在一场宫廷大火中烧毁了，乾隆的重抄重绘的工作也因而显得更有意义了。
除了这些先人文化遗产以外，乾隆在位期间还为满族文化编制了专书，或便于人们研究，或广为流传至永远。以下就是当时出版品的名称：
辞书方面有《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汉对音字典》以及《五体清文鉴》等。其中《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蒙、藏、维、汉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大辞典，全书共分二百九十二类，收词条一万八千多个，修成于乾隆中期，是研究民族语言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史学传记方面有《开国方略》（记清入关前历史）、《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专记满族贵胄的事迹功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专录满洲八旗姓氏源流与始居地）、《满汉名臣传》等。
政书典制方面有《八旗通志》（记各种有关八旗制度与人物的专书）、《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
另外还有《满洲源流考》，全书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以清朝为纲，详述自周肃慎以来满族祖先的历史等事。
乾隆又为了强调他们本族自创的语文，除了以满文翻译部分儒家经籍与政府的典制史地书外，特别命令在臣工与僧侣中邀请专家，以满文翻译《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是向全国收集遗书的时候，皇帝突然想到：
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
他认为《大藏经》已由印度梵文先后译成藏文、汉文、蒙古文了，怎么能独缺满文本呢？乾隆同时进行《四库全书》的纂修与《清文全藏经》的翻译，实在是大手笔，也是学术宗教界两大如“万里长城般的大工程”。皇帝翻译《大藏经》的目的，他说并不是为了“以祸福趋避教人”，而是在让大家学习满文，并从佛教经书里知道“尊君亲上，去恶从善”的道理。可见他坦白地承认是有功利动机的，也是为推广满族语文教育的。
《清文全藏经》到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翻译完成，前后历时十九年。据庄吉发教授称：“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满文《大藏经》计三十函，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有七十六函，合计一百零八函，都是清代内务府满文原刻朱色初印本，其形式规格及朱色浓淡，俱彼此相同，应属于同一来源的满文《大藏经》。”而且认为乾隆当时“为了适应译经的需要，在译经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满文新词汇，对满文的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语文资料，对满洲语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确实是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满族文字存在，即使知道有这种文字的人，也大都觉得它是已经没落的，甚至死亡的文字。尤其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大家反清，连同满族的语文也被视为不值得一学的东西，真是到了弃之如敝屣的地步。可是今天满文的图书文献大公开了，包括乾隆年间整理的与新制作的在内，大家才发现真是一座大宝藏，不但对满族特有文化以及清朝历史的研究有极大极多的裨益，对探讨中国很多领域的学问也有帮助。就以《清文全藏经》来说，它是由汉文的《大藏经》翻译而成的，一般读者看汉文本时，不一定能通晓文义，尤其是一些佛学方面的专有名词，可是你若懂得满文，它的译文就像我们中国古经的白话翻译一样，浅显易懂，因此《清文全藏经》的译成，对印度佛教思想来说，既多了一种文字的译本，又提高了普及性。
乾隆与他的祖先曾经将中文的儒家经典几十种译成了满文本，对满族人士通晓汉学无异是一种津梁。又因为满文是拼音文字，西洋人学起来比学中文容易，盛清时来华的传教士都会满文，他们把满文本的“四书”“五经”带回了欧洲，引起了西欧的中国热。直到二十世纪前期，德国学者还说：“满文为我们研究汉学开辟了一条大路。”乾隆朝整理、保存、弘扬满洲文献的贡献，显然又加上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欧一项了。
五、《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徐述夔《一柱楼诗》一案，戮尸枭示二人，死刑六人，其中有省级大员一名，此外一人流放极边，一人徒刑三年，一人发往军台效力。徐述夔亲属多人给功臣之家为奴，原礼部侍郎、已故著名诗人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也受到株连，被革去官爵、加衔和谥典，并仆毁御制墓碑，撤出乡贤祠。徐述夔诗狱犹如一次强烈地震爆发在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江浙两省，余震波及全国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此后十数年间，官绅士庶提起此案，莫不胆战心惊，谈虎色变。
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他出生在什么时候，已经无从查考，只知他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后，曾拣选知县。有人说他的著作中多引吕留良语，可见其仍秉民族气节。其实，即或有，也十分淡薄了。徐述夔曾对他的两个学生说过：“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话语之中似乎对往昔汉人蓄发的朝代还有些怀恋——他的民族意识恐怕仅止于此了。如果说他有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慨，这倒更近乎实际。他自称其学问如在明朝可与唐荆川（顺之）、董思白（其昌）相比，可惜今天没人看得出。这么一个以才高自诩的人，功名止于举人，官职不过七品知县，心里难免不平。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就容易对现实政治不满。他的诗句如“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就流露出了某种危险的政治倾向。不过，徐述夔只是借诗寄托自己抑郁的情怀，绝对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甚至连自编的诗集——《一柱楼诗》、《小题诗》和《和陶诗》也没有送去出版，更谈不到借诗歌指斥清朝，搞煽动宣传了。这几本诗集还是他的儿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雕板付印的，那时徐述夔已离开人世了。儿子为父亲出集子以寄托纪念之情，本是很平常的事，特别是在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江浙一带，但谁能想到竟给徐家子嗣遗下了奇冤大祸呢？
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也故去了。这时查办禁书的风声已越来越紧，特别是这一年发生在江西的王锡侯《字贯》案，对江苏的影响更大。官府颁布的一道道谕旨不仅追缴明末清初的旧刻笔记野史，而且所有内容“违碍”的新编之书也都列入查缴、销毁之列。徐家祖家有几本诗集是十几年前刊刻的，远近皆知，徐怀祖之子徐食田、徐食书兄弟俩心里惴惴不安。不巧得很，这年冬天又与邻近的蔡家发生了田产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已经告到官府。原来徐怀祖生前曾用二千四百两银子买了蔡耘田地数顷，这时蔡耘的堂兄监生蔡嘉树忽然声称那卖掉的田地里有他家祖坟，非要赎回不可。赎回田地两家可以商量，但蔡嘉树只给银九百六十两，而且是赎也得赎，不赎也得赎，摆出一副泼皮无赖的架式。蔡嘉树如此无理放肆，是因为他窥破徐家兄弟处境不妙，他早已让人递话给徐食田，如果不答应按他的条件赎田，就告发他家刊刻、藏匿禁书。徐食田觉得与其被人告发，不如自己主动呈缴，于是就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抱书赴县呈首。此时的谕旨很明确，只要在限期内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蔡嘉树的如意打算落了空，仍不死心，即于四月初九也赴县检举。东台县见发展成呈首逆书，不敢怠慢，立即将《一柱楼诗》等呈解到省。当时江苏设江宁、苏州两个书局，凡苏北各州县查缴的禁书一律汇解江宁书局。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二人见《一柱楼诗》等书没有将注明“违碍”在何处的签子粘在书眉上，便又发回东台县，令加签后送局。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徐、蔡两家田地争讼已经官断结，县里令徐食田拨给蔡家墓地十亩。这本来对蔡嘉树十分有利了，但和原来想敲诈千余两银子的想法相距太远，就仍然想借禁书问题大做文章。他找到县里的书吏金长五，向他要徐食田缴书的批语。金长五告诉他，徐食田四月初六缴书的批语已贴在署前照墙上了，众所共见；徐食田后来又补缴过一次他祖父的未刻抄本，是四月十六日，你若要这次的批语就看吧。蔡嘉树拿到四月十六日徐食田缴书批语，如获至宝。他横下一条心，到省里把徐食田连同东台县一起告了。
当年六月蔡嘉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投递了控告信，说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为“非常悖逆之词”；又说他于四月初九检举在前，徐食田四月十六日被迫缴书在后，但徐行贿收买了县里书吏金长五，嘱托他将徐由被告发而改为自行呈缴。江苏布政使陶易不以蔡嘉树为是，在他的控告信上作了如下批语：“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蔡嘉树碰了一鼻子灰，好不晦气。陶易身居地方大员，又屡奉明旨，凡禁书只要呈缴，便可免予究治。况且，既日“禁书”，自然有所“违碍”之处，蔡嘉树摘出的两句又算得了什么“悖逆”？所以同意幕友陆琰代拟的批交扬州府就近查办的牌文：“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这句话十分厉害，当扬州府查讯对，蔡嘉树如果不能证实徐家确有“悖逆实迹”，则要反坐大逆之罪。陶易认为这样写固然倾向过于鲜明，但有《大清律例》为据，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于是将牌文标判发行。
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东台县把有关人犯及徐述夔诗集提解扬州府。扬州知府谢启昆不愧老吏，他看出陶易的批词有欠稳妥，但碍于上司情面，又一时没来得及仔细检阅徐书，也没说什么。待他认真审查《一柱楼诗》等书后，发现其中确有违碍之处，鉴于以往类似案件，他深知事态严重。这时已是八月十日，扬州府才开始审理蔡嘉树控告逆书及东台县偏袒徐食田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