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也在《呼啸山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呼啸山庄》的主题构思与情节安排在勃朗特一家人中间，只有艾米莉是最熟悉最有体验的。艾米莉幼年丧母，父亲是一位偏僻乡村的穷牧师，她在童年时代曾在专门为穷苦牧师的子女寄读的学校上过学，也曾与姐姐夏洛蒂一同远赴比利时异国他乡学习法语和德语，准备将来自己开办学校。但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为生活所追，艾米莉还担任过待遇菲薄的家庭教师。艾米莉性格倔强，文风简洁明快，是一个不信教，罕言寡语而具有强烈自我感的人，她的几位哥哥姐姐在性格上都比她怯弱得多，这正是艾米莉能够创作出这部撼世之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同时艾米莉也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清丽而深刻的隽永诗文。《呼啸山庄》既是一部感人心腑的不朽小说，也是一首完美动人的叙事诗。
《呼啸山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是一颗璀璨的星座，尽管其中的人物情节已经为成千上万的读者所熟悉，长久地留在人们永恒的记忆之中。但是，这部不朽之作的作者是谁？大多数读者入坠迷雾。
伊凡雷帝“书库”究竟在哪里？
俄罗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伊凡雷帝，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藏有大量珍贵的书籍和重要的文件，这个说法既流传于民间，也记载在书本上。但遗憾的是，亲眼见过的人却很少。虽然从16世纪起就有人开始进行探索，但直至今日，所谓“伊凡雷帝书库”依然是个谜。
1533年，年仅3岁的伊凡雷帝即位。1547年，亲自执政，并正式宣布为“全俄罗斯的皇帝”。
1550年，伊凡雷帝颁布新法，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和军事组织。为了巩固具有专制政权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对以前的封邑公爵、世袭封建主、大贵族进行了镇压。“雷帝”这个使人感到恐惧的外号，就由此而来。
伊凡雷帝收藏了大量的书籍，这可能是真实的。关于这批藏书，是根据有关福恩修道院的修道士马克西姆·克里柯的传说而得知的。这是一大批非常宝贵的古代抄本，其数量之多，可以抵得上一个图书馆。
这些书从何而来呢？
据说，是伊凡雷帝从祖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皇后索菲娅·巴妮奥洛克丝那里继承来的。索菲娅是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康士坦丁奴斯十一世的侄女。她来到莫斯科时，曾从帝国的皇家图书馆里带走了不少极为贵重的古代抄本。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稀世的珍本。
伊凡三世想把所收藏的书籍编个目录，就叫马克西姆·克里柯来完成。此人曾在巴黎、意大利的教堂学习过，很乐意做这项工作。同时，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本国使用的斯拉夫教会的翻译本同希腊的原著进行了对照，发现了许多误译之处，就逐个逐个地加以订正。
克里柯的这种做法使莫斯科的大主教约瑟夫大为不悦，认为有损教会的尊严。不久，他就离开了皇宫，又被教团开除，还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以上就是有关修道士马克西姆·克里柯和伊凡雷帝书库的传说。从这个传说中，对图书的编目工作是否完成了，大量的书籍藏在克里姆林宫（这是伊凡三世以马克西姆·克里柯的名字命名的）的什么地方，却无从知晓。
在16世纪编辑的《里波利亚年代记》中，对伊凡雷帝的藏书有如下记载：“德国神父魏特迈曾见过伊凡雷帝的藏书。它占据了克里姆林宫地下室的两个房间……”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或记录中，都没有提到伊凡雷帝书库之事。这是什么道理呢？是藏书已经散失了，抑或本来就不存在呢？
到了19世纪，有两位德国人对伊凡雷帝书库很感兴趣。其中一人为了弄清藏书的来龙去脉，还特意来到莫斯科。他在古代记录保管所里查遍了有关这方面的所有材料，并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线索。后来，他又对克里姆林宫的地形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也难以确定书库的下落。尽管如此，他在离开莫斯科时，还是留下这样的话：“我坚信，伊凡雷帝的藏书还沉睡在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解开这个谜，对世界的文化来说可能联系着非常重要的发现。”
对伊凡雷帝书库的命运，学者们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克里姆林宫发生火灾的时候，这些藏书也全都烧毁了。”“没有被烧的书籍，都移放到莫斯科大主教的图书馆，后来好像都散失了。”“伊凡雷帝的藏书确实还存在。有必要对克里姆林宫进一步进行探索。”
学者们的看法暂且不谈。而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密室，还有这样一段传闻：
19世纪末，克里姆林宫古玩器类的权威——历史学家扎贝宁，曾听某个官员说过，他在造币厂的文书保管所看到一本很奇怪的书，上面记的全是以前的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在1724年，彼得大帝决定迁都彼得堡，把莫斯科作为陪都。同年12月，一个在教会服务的叫奥希波夫的人，来到彼得堡，向财务局提出一份报告，谈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地下有个秘密的场所，是两个房间，里面放着许多大箱子。铁门上还加了大锁，贴上封条。
这个情况是奥希波夫从一个叫瓦西里·马卡力也夫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人是财政方面的官员。他在临死前说道，根据索菲娅公主的命令，他曾参与了对地下密室的调查。索菲娅公主是彼得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经过一番研究，立即着手对克里姆林宫地下的发掘。但不久，从彼得堡来了指示，命令停止调查。
9年之后，这个奥希波夫再次提出要求，希望能进行克里姆林宫地下的发掘。
结果怎样呢？在公文保管处所保存下来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尽管全力以赴，但没能发现秘密的场所。”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斯基认为，虽说奥希波夫失败了，但不能断言伊凡雷帝书库就不存在，他深信，总有一天会把这个谜解开的。
“死海书卷”是怎么一回事？
谁能够想到，中东地区约旦境内的一位普普通通的牧羊人，竟然为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事情发生在1947年，有一天这位住在约旦境内死海岸边的牧羊人突然发现他的一头羊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羊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财产，丢了一头羊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情，于是他独自一人四处寻找去了，可是一路找来都未曾发现他那只丢失的绵羊。
当他走到死海西北岸一个叫做库姆兰的地区，发现在那儿一座岩石山上有一个洞穴。他想也许他的那只羊钻到这座洞穴里去了。他当即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那么大小的石头，把它抛进了这个洞穴，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把他的羊从洞中驱赶出来。哪儿知道，这块石头落入岩石洞中以后，紧接着就传出了一连串砰砰碰碰的奇怪响声，吓得他拔腿就跑，以前他也有几次用这个办法把躲在洞穴里的羊赶出来的，可是从来投有听到过这样吓人的响声。
他一口气跑到他的一位朋友那儿，把发生的这件事情泵原本本告诉了他。他的朋友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情。两人商量一番以后，决定一起深入洞穴去探个究竟。他俩壮着胆，打了火把，一步一步跨进了洞穴。嘿！这是一座好大的洞穴呀！奇怪，在这荒凉的海岸边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洞穴里竟然放置着五十几个圆筒形的泥瓦罐。原来是石块在洞穴里断断续续碰击这些泥瓦罐后发出砰砰碰碰的声响，然后在石洞中引起共鸣，造成吓人的回响。
这五十几个圆筒瓦罐装的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古时候的羊皮书卷。经专家们研究，认定这是一些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手抄本书卷，分别用古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兰文书写，内容主要是圣经和对经文的注释。另外也有一些是有关修道团的规章以及片断的历史记载。
随着这些羊皮纸书卷的发现，自然而然地引出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谁把这些羊皮书卷放进这个洞穴里去的？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辛辛苦苦用手抄成的书籍放在这么荒凉的一座山洞里呢？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藏在那儿的呢？
至今为止始终没有找到有关这批文书的可靠史实记载，人们只能从各个角度作某种判断与猜测。
从这些文书的内容判断，人们认为这批羊皮文书大约是在公元70年代时被放进这个洞穴的，因为文书中所记载事情发生的年代，最迟的不晚于公元73年。
有人认为这是犹太教内某一个苦行僧修道团为躲避乱世的纷扰，选择了这座荒僻的山洞作为修道、习经场所。他们在这儿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行圣礼、研习与抄录经文，装在罐内的就是他们所整理与抄录的文书。在这批羊皮文书中也确实有一些文书是关于犹太教一个“戒行派”修道僧团章程的内容，章程规定该修道团内实行财产共有，生活俭朴，以水与面包为主要饮食等等，另有一种说法是：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军队入侵该地，该地某一修道团逃遁时，将这批文书隐匿洞内，以免遭受罗马人的破坏。此后该修道团的人员再也没有可能回到该地，这批书卷就在洞内沉睡了将近2000年，最后是一只逃跑的绵羊使它们重见天日，回到了人世间。
1964年人们在发掘死海另一岸，即西南岸边一座被古罗马军队毁掉的军事要塞时，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些羊皮书卷，从而证明“死海书卷”一事与罗马军队入侵有关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然而仍然无法寻找到确信无疑的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所以仍然无法完全解开这批文书的来源之谜。
神秘的“死海书卷”现今藏于中东耶路撒冷城内的希伯来大学的一间地下室里。这批羊皮书成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是供我们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情况以及晚期犹太教内各支派的情况的主要资料。
《马可·波罗游记》原本何属？
马可·波罗是家喻户晓的世界名人，他口述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以其真实而生动的描述，广博而丰富的记载，不仅使大家认识了意大利13世纪威尼斯地方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其人，更重要的是它曾经打开了当时欧洲人的眼界，使欧洲人旧有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进而萌发了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开辟新航路之壮举，这一重新认识世界的行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纪元。由于《游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它至今吸引着不少旅行家根据其记载，步作者之后尘，横贯亚洲大陆前来中国；而且它还激发了影视工作者将其搬上银幕，使人们能够进一步认识马可·波罗其人及其《游记》的价值。因此，世人对《游记》的内容充满了喜爱和尊重的感情。然而，从事《游记》研究的版本学家并不为上述感情所左右，他们认真而科学地对《游记》的各种版本的来龙去脉展开了研讨，从而产生了《游记》原本之争。
据考证，《游记》约成书于1298～1299年。《游记》一问世即引起欧洲人莫大的兴趣，被转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当时欧洲尚通行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文化。1477年，德国纽伦堡首次采用活字印制《游记》德译本。但是由于不少《游记》的珍贵抄本属私人藏书，因此此后数百年仍不乏新抄的《游记》，抄本问世。不幸的是，《游记》在被转抄和转译过程中遭受了中世纪科学著作不可避免的命运，即受到愚昧无知和粗暴武断的删改，其结果不仅使《游记》原本亡佚，而且使其内容遭到曲解，以致不能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景观。鉴于此，数世纪来不少学者专心研究《游记》诸抄本，以求解开《游记》原本之谜。
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游记》抄本计150余种，散藏于意大利及欧洲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抄本分别用法语、拉丁语、意大利的托斯坎方言和威尼斯方言，以及西班牙的加泰隆方言和阿拉贡方言等多种语言抄成。由于《游记》诸抄本之间所用语言不同，引起了人们对其原本用语的意见分歧。
第一种说法是所谓“法语说”。这种说法认为在马可·波罗时代尽管欧洲书面语仍以拉丁语为主，但是“担负书写功能的方言在欧洲散布最广泛并最为大众欢迎的却数法语”。意大利大文豪但丁的老师，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拉蒂尼就是用法语写作的。
第二种说法是所谓“拉丁语说”。这种说法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官方语言以拉丁语为主，并且抄本中数拉丁语抄本及其转译本居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西班牙塞维利亚哥伦布图书馆珍藏的大航海家详加边注的一种拉丁语《游记》抄本。
第三种说法是所谓“托斯坎方言说”。这种说法认为当时的意大利诸方言中数托斯坎方言影响最大，略晚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即以属托斯坎方言系统的佛罗伦萨语写成，从而奠定了意大利统一语言的基础。
第四种说法是所谓“威尼斯方言说”。这种说法认为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自然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写作，况且直至今日意大利语言还远未最后统一，地方上还习惯使用各自的方言交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