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也是家天下和尊祖敬宗的体现。它起源于西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到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发展到了极致。
所谓避讳，是指为了表示对封建君主和尊者的敬畏，必须避免直接说出他们的名字而采用别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十分讲究尊卑有序、长幼有别，所以，避讳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产物。
避讳的起源很早。《春秋左传桓公六年》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檀弓下》也说：“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可见，避讳最晚在周代就已经存在了，主要以避开神鬼的名字来表达尊敬之意。后来发展到对国君、圣人等的避讳。《礼记曲礼》中提到给儿子取名，不可用本国的国名，与日月、本国山川、隐、痛、疾、患相关的词语亦不可用。《左传》通过引申后形成了“六避”之说，即“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汉代以后的避讳，主要有三种，即国讳，讳帝王；圣讳，讳圣人；家讳，讳父母及宗祖。避讳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趋于严格。如北宋时，为避宋高宗赵构的“构”字，竟然牵连到“够”、“靖”、“购”、“遴”等五十余字。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在日常言语、文章中需要避讳的地方非常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功名，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唐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生造舆论，说李贺父亲李晋肃名字中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李贺应避讳，不能参加京城的进士考试。李贺因此失去进士及第的机会。当时的另一位文坛大家韩愈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鸣不平，其中的名句是：“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为了避免犯错误，古代读书人总结出了一些避讳的常用方法，即改字、空字、缺笔、同音替代等。
改字，是自秦朝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如秦始皇名政，与“正”同音，为避讳，后人称“正月”为“征月”，写成“端月”。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把“邦”改为“国”，如“何必去父母之邦”。因此现在常把“邦”“国”视为同义词。
空字，指遇有该避讳的地方则空而不书，或打个空囗，或用“某”字代替，或直接书“讳”字。《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文中的“某”指汉景帝刘启。
缺笔，是指用缺少字的笔画的方法避讳。用缺笔的方法避讳始于唐高宗时。“世”字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在唐代碑文中缺作“卅”，少了最下边的一横。
同音替代，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所要避讳的字。如苏轼祖父名序，他在为人写序文时，只要是“序”字都改用“叙”字；苏洵的文章中则改“序”为“引”。这种改法据说也始于唐代。
避讳虽然能表达人内心的敬意，然而更多的却是消极的一面。如明武帝朱厚照，曾发文全国，禁止养猪、杀猪，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此外，改字和空字等避讳方法，也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往往会造成后人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有所偏差。
延伸阅读
因避讳而产生的文字狱
避讳原本是一种文化习俗，是为表达对鬼神、帝王、圣人等的敬意的，但是，它在历史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比如说清代的文字狱。
据记载，康熙年间，前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直书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此事被提出后，前后株连了数百人，仅处于死刑的就达70多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录《诗经》中“维民所止”作为科举考试题目，后来，有人告发说题目中的“维止”二字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查嗣庭因此事不仅病死狱中还惨遭戮尸枭首，他的儿子被问斩，兄子侄被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目中有“乾龙”二字，因“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被送上断头台。
类似上述因文字而产生的冤案在当时数不胜数，可见文字虽小，有时亦可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