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官员，展现的是他的政治权谋与策略；多个官员，呈现的则不仅是权谋与策略，还是一种文化，是带着政客思想，印着政客足迹的文化。由错综复杂的政治交往而织成的官网，总免不掉那个时代的烙印。
君主与人镜
人生有三面镜子：一面是铜镜，照着它可以把衣服穿整齐；一面是历史，可以让人知道古往今来历代王朝兴亡的种种教训；一面是人，别人的话，就是可以照见自己本来面目的一面镜子，让自己了解自己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
矿石需要巧匠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徵就是我的匠人！”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徵，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徵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魏徵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徵，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徵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徵，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信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附，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徵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机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
以后，魏徵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徵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恨魏徵，反而夸奖魏徵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哩！”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
领导身边的谋士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和高管层之间可以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但企业的社会职能（以竞争求生存）决定了它的日常决策经常是由少数人控制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不那么完备的企业里，其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与古代帝国相比，有时并无本质差异。一个事业的成功，一定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比如楚汉相争中汉军胜利，贞观之治以及唐玄宗统治期间的前期繁荣。
如果说唐玄宗是首席执行官，那么姚崇宋憬就是他身边的首席运营官。
宋璟，字广平，生于公元663年，唐高宗调露年间进士及第，年仅17岁。武后执政，宋璟由风阁余人任御史中丞；睿宗称帝后，封为宰相，后因事被贬；玄宗执政后，在著名政治家姚崇推荐下，由广州都督调京再度封相。开元十年，退居东都洛阳。公元七三七年寿终，享年七十五岁。玄宗追封他为太尉，谥文贞公。
中唐年间，他曾两次任相，特别是在开元年间任相时，与姚崇同心协力，先后对唐中叶的文武吏治进行了大量的整顿、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治国的措施。革奸佞，任贤臣，整纲纪，为“开元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敢于犯颜直谏的宋憬，先后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睿宗、唐玄宗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和建议。在睿宗时，他针对后宫擅权、任用亲信、大搞裙带关系的恶习，提出了任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主张，并不顾太平公主等人的反对、阻挠，果断地罢去无德无才的官员数千人，因此得罪了太平公主罢相被贬。唐玄宗登位后，看清了姚、宋是真正的吏治之才，便再次封他为相。此后，璟仍提倡“量才任人”的原则。他针对过去奸佞之徒面奏皇帝必屏退左右的坏现象，提出百官奏事，必有谏官、史官在侧的主张。玄宗对宋璟异常重用，并以师礼待之；进则迎，出则送。对宋璟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通常都能采纳。因而在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唯亲为官、唯戚为吏的恶习，一些内侍、酷吏、贪官之徒，也不易单独御前奏事，密谗好人，使朝廷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
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书吏部不能因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出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遏制收礼受贿之风。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玄宗在姚、宋辅佐下，吏治不紊，纲纪有条，不到六、七年使唐王朝再次出现“天下大理”的中兴局面。但好景不长，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宫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出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唯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后有宋人张齐贤甚至说，假设还是由姚崇、宋璟这样的人继续做大唐帝国的COO，说不定唐玄宗与他的爱妃真的可以白头偕老呢！
宋璟同姚崇一样，是我国唐代历史上著名政治重臣。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宋璟为相期间，广州吏民怀其惠政，请为宋璟立碑，璟坚决拒绝，并对玄宗说：臣之治不足纪。广州吏民由于臣当国为宰相，“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纠正阿谀之风，“请自臣始”，建议玄宗下诏禁止。
宦海里的阴晴圆缺
宦海里的成功与失败并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政治万花筒里的图案，总是花样翻新，孰浮孰沉，都是未知数。姚崇、宋璟因成功而被抛弃，便是例证。
宰相——浮与沉的时势选择
唐朝，一个梦幻的时代，充满了激情与辉煌。那是一个中国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自信，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在这样一个瞩目的唐王朝里，大唐的宰相们——那些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砥柱重臣们，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都学识渊博，经历丰富。或以军功，封侯拜相；或出将八相，建功沙场。他们随着唐王朝的起伏，也悲喜各异。有人才智超群，有人碌碌无为；有人任性刚毅，不与时沉浮，遭遇坎坷；有人沉稳老练，俯仰其间，以得善终。但大多数人都是随着唐王朝国力的衰减，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为保卫李唐的江山，献出了生命。一直到最后一批宰相们，被投进了滚滚黄河中，唐王朝灭亡了，他们也成了一段传奇而已。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左右仆射为当然宰相，再加上一些参与朝政的人，成为了第一批宰相。到唐肃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了宰相唯一的名称了，三省长官不加此号，也不算是宰相了。
唐突行科举，以诗文歌赋取士，大多数宰相都是科举出身，在成为官员前，先成为了一个文人，然后才是出将入相的宰相。自然，这之中以文闻名的人不会少。有开创一代文风的大宗师，有留下传世之作的大诗人，创造上官体的上官仪，为当时文人称为一代文宗的张悦，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大诗人元稹、李绅，武则天时的著名文人李峤、苏味道，唐诗中留下名字的权德舆，李德裕，郑畋等等一大串。或许是因为唐诗的流传，人们只知道他们是诗人、文学家，却忘记了他们还是治理国家的宰相。
宰相作为朝廷的中枢，权力的核心，上马管兵，下马管民。一旦朝廷有大事，如征讨藩镇，平息叛乱，常常以宰相领兵。这时作为宰相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他可管兵、管民、管地方，号令统一，统率各部，也便于协调，使取胜的可能也就更大些。如元和十二年的讨平淮西吴元济之战。朝廷派兵进剿，由于各道观望，进展甚微，多次溃败。当时的宰相裴度，主动请缨，封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总揽全局。裴度审时度势，建议皇帝取消了宦官监军，使各将领不受掣肘，紧密协调各方力量，终于一举攻入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使朝廷局面为之一新，堪称一代中兴之臣。裴度回朝后，皇帝也是大大封赏，爵位为晋国公，官职为弘文馆大学士，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勋位为上柱国。赐二千户。留下了君臣同心，共支危局的佳话。也成为宰相领兵的典范。到了唐朝中后期，也常常以皇帝信任的宰相出任各重要地方的节度使，大多也能勤勤恳恳，抵制割据。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力量。
作为宰相，从诗文歌赋中脱颖而出，先为文人，后为官吏，再列位宰相，处理各种复杂朝政。需要时，又要领兵出击，既要运筹帷幄之中，又要决胜千里之外。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与机会的，但相信大多数宰相是具备这种能文能武的素质的。
宰相成为官员们的梦想，自然是好处多多，风光无限，一旦受到皇帝的宠信，更是气焰嚣张，无法无天。称为权臣的李林甫能在一次科举中，一个也不录取，称野无遗贤，玄宗竟然信了，致使包括杜甫在内的一批英杰们报国无门。杨国忠，不懂军事，安史之乱初期，在形势有所好转时，能令皇帝杀死了著名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强令哥舒翰出潼关决战，致使潼关失守，形势无法挽回。玄宗逃到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杀了杨国忠。真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即便是后世或是当时名声不错的，也都是高阁深楼，奴仆千百。称为中兴之臣的裴度，在东都洛阳午桥建亭台楼阁，华丽非常，名为绿野堂；李德裕在洛阳筑平泉庄，遍植奇花异草，写了一本书，叫《平泉草木志》，虽也有韬光之策在里面，也反映了他们的富有。
科举考试中，宰相的推荐很重要，士子们争相投谒诗赋，宰相门前，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旦考上，并不是立即封官，还要经过考核，这里就更需要宰相说话了。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中进士后，因无人推荐，困居长安三年，没有官做。他就给当时宰相赵憬、贾耽连写了三封信，在信中他以自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望拯救的口吻，恳求他们援引、推荐自己，但都是石沉大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宰相的地位和影响力。
宰相们政治地位尊崇，经济上富足，随着时代的变迁，授予宰相们的称号也是越来越多，皇帝们也越来越发愁怎么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宰相们更多更新的封赏了。在唐太宗时，称号不过几个，如什么国公、中书令兼六部尚书，顶多建了一个陵烟阁，画了二十四功臣的像，如此而矣。但到了后期，一个宠臣，权臣的名号很长，如唐昭宗时的宠臣孔纬。乾宁二年六月，为太子宾客闲职的孔纬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延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实封二百户。这还不算，到后来，又发展到赐铁券。赐予荣誉称号。如赐予当时权倾内外的宰相崔胤扶危匡国治理功臣的光荣称号，给节度使朱温也赐了称号。到后来无赏可赐，直接被朱温把江山给要去了，皇帝再不用发愁了，彻底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