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善文朋诗友们的邀约之下，我于2007年的金秋再次走向额济纳，走向居延海，与这片神奇的边塞大地、高原湖泊进行零距离接触。从驼城巴彦浩特出发，一路向北向西，一路欢声笑语。此前曾经下过一场罕见的连绵阴雨，车窗外牧草茫茫，天高云淡，辽阔的漠野虽说已经开始染上秋的颜色，却也绿得令人心荡神驰。行前，我又正好完成中篇小说《遍地香草》的写作，交给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应该说心情相当不错，尤其于我这样一个在阿拉善高原长大的牧人之子而言，深知一棵草在自己心里有着无比的重量。我创作的小说大都与草有关，也相信这是源自记忆和生命深处的感悟，甚至有着某种神示的意味。
窄窄的一条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丝带，向着天边蜿蜒。
我们是坐在舒适的轿车上前行的，倘若是骑着一匹马，感觉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应该更富于诗意。车行至乌力吉时，我的心情却又不免变得有些低沉。从这里开始，草稀稀拉拉的，像长了腿那样鬼祟地游移，似乎是要躲避羊的嘴巴（其实，车行途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羊群了）。此后一路都是这样，草越来越少，少得几近于无，大地越来越裸露，唯剩下苍茫的戈壁滩。同座的任明超先生神情凝重地说，几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随后他对我讲，苏宏图的山沟里那时长满了树，而且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每逢山洪宣泄而下，那些倒伏的枯树将河床都堵塞了，景象蔚为壮观。任明超先生曾经长期担任阿左旗乌兰牧骑的队长，是我很尊敬的师长，也是一位足迹踏遍阿拉善大地的“老江湖”，他的描述使我深信不疑，同时又像回味一个遥远的梦境。
眺望车窗外，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哲学家眼里一根看似弱不禁风的芦苇都有思想，那么这里偶尔闪现的一棵树呢？千百年的挺立于浩阔博大的原野，是那样的沉默无语，必定是一位饱经沧桑的睿智无比的哲人了。我们实在是应该毕恭毕敬地站在这样的一棵树下，虔诚地举头敬仰，然后低头忏悔。这样的一棵树，必定是菩提啊。有那么一刻，我的眼里转动着泪水，只是没有流露出来。
此后一路少话。
将近七百公里的路途，都似在月球或者火星上旅行，它对我的心灵撞击是强大而真实的。十年前，我曾应阿拉善盟林业局和郭志强先生之邀，为电视专题片《拯救——阿拉善生态纪实》撰写解说词，利用国庆长假，七天时间跑了近四千公里，穿沙漠、走戈壁、过草原、追落日、伴孤月，其艰辛程度远不是“风尘仆仆”能够形容的。额济纳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驿站，也因此生吞活剥式地查阅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于是便有了对额济纳居延绿洲的回溯。居延绿洲由大大小小的支流、湖泊滋润而成，汉代前因匈奴在这一带生活，居延由此得名。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王维都曾在这里留下不朽的诗篇，至今仍在流传。那是一个“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的时代，“骆驼之乡”又使它享誉古今，《楚辞》《史记》等都对它有过诸多记载和溢美。总之，那是一个阳刚与阴柔并存的额济纳。正是有了居延绿洲，我们的祖先才得以在这里创造两千多年的古代文明。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尤其是它那充满悲壮的一页，极具警示意义。
兴盛于公元前一世纪的我国古楼兰神秘的消失，就是其中之一。一千六百多年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深入新疆罗布地区，终于发现文明古城楼兰的废墟，并且证明它就是被沙漠吞噬而消失的。可怕的是，历史还有重演的可能：1961年后，西居延海干涸；1992年，东居延海干涸。而1993年5月5日下午二时突发的那场沙尘暴，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谈沙色变。科学家的结论是，沙尘暴系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下酿成的生态灾难，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正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错的不是我们的生辰八字，而是我们自己。”居延海的干涸，同黄河断流、塔里木河断流一样，是中国生态环境变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仅对生态，进而对人文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生长在居延湖畔的胡杨，它不仅是最原始古老的树种，也不仅是世界中亚腹地荒漠中唯一的乔木，同样是历史，是文化，是伟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正是居延绿洲和胡杨，见证了这样几次伟大的历史事件：
其一，18世纪中叶，以渥巴锡汗为首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历尽艰险，血染东归路，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回到祖国，额济纳成为他们的家园；
其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人类现代文明的标志，其实就在额济纳境内。还是土尔扈特人，为了祖国的国防和航天事业，向北迁移一百四十多公里，让出了弱水河旁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丰腴的草场；
其三，“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从这里启程，飞向茫茫太空……
居延海是不该干涸的。
土尔扈特人曾经漂泊了几个世纪，他们不能再漂泊了。
然而，十年前的居延海是个什么模样呢？“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以芦草风声”的居延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荒芜的浅滩。完全裸露的湖底寸草不生，贝壳和鱼骨被烈日晒成了苍白的标本，有风吹过时发出连片的凄枉之声，千万年的湖相沉积变为“大风起兮沙飞扬”的发源地。在它北侧的山头，则耸立着由枯死的胡杨、红柳和梭梭堆扎而成的额博，几片褴褛的经幡在怅然地舞动。还有距之不远的“怪树林”，其实就是一片枯死的胡杨，它们形态各异，却都像一个个彪悍的武士顽强地保持着生命绝决时的姿势，漠风剥去了他们的胄甲和血肉，袒露出不屈的骨骼甚至灵魂，整个场景犹如冷兵器时代那种惨烈的古战场。还有黑城遗址，这座被废弃了六百多年的中国北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在沙漠的围困中只留下残垣断壁，昔日的繁华和金戈之声早已随风而逝。在居延三角洲的巨大废墟上，这样的古城还有很多，汉居延城、唐宁寇军城、破城子……
古人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居延海却干涸了，干得没有一滴水。十年前，当我站在完全干涸了的居延海畔，尤其是小心翼翼地踏着它的湖底时，心情颇为复杂，有一种犯罪的感觉。真正是欲哭无泪，耳朵里尽是荡荡西至的大漠长风，身边如有万千个灵魂在啜泣、在呼喊。蓦然回首，举目张望，却又没有一点生命的昭示，唯有一轮西沉的落日，将它那血色的余晖播撒在苍茫的戈壁滩上。在额济纳广袤的大地上，在干涸的居延海畔，我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那一道横贯天地之间的地平线不是平的，而是一个巨大的弧线，或者从南到北，或者由东往西，或者……由于缺少某种参照，我在这里竟然失去了方向感。至今我都搞不明白，这种视觉上的奇妙的差异，究竟能够说明什么样的现象和问题。难道仅仅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幻觉吗？
老子有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再到庄子的《秋水篇》，水往往给人以宏然阔大、包容万物的生命启迪和思想境界。那么，历史记载的居延绿洲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胡杨七十五万亩，红柳一百五十万亩，梭梭二百八十万亩（我以为这几组数字值得怀疑，远远不止），整个绿洲和一系列湖盆洼地面积为三十万平方公里。想想吧，这又该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反差太大，当然不仅仅是时间和距离。
居延海，包括额济纳，在诸多诗人和作家那里，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它的历史与人文内涵和色彩如同千年不朽的胡杨一样，富于神性。行前，我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昔日干涸的居延海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是东居延海通过这几年上游黑河的调水灌溉，不仅恢复了水面，还重新生长出芦苇，甚至有了翔游的鸥鸟和鱼虾。台湾著名诗人席慕容女士（蒙古族）根据额济纳和居延海作词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传唱于大江南北，成为新的经典。通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歌曲，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远在西部、远在阿拉善的额济纳和居延海。
其实，我们应该记住的还有：2001年9月17日十三时五十二分，黑河水到达额济纳达来库布镇的达水源波桥。也就是从这天开始，东居延海已经连续保持一千二百天不干涸。而在此前，东居延海已经干涸了十年之久……
十年后的某一天，我又来了。
一个被阿拉善大高原养育成长的牧人之子，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而且有宁夏的诗人梦也和小说家火会亮（据说是蒙古人的后裔）一路同行。当他们接到邀请之后，竟然兴奋的一夜没有合眼。在额济纳时，他们又醉倒在胡杨林下，以致一塌糊涂，不省人事，正所谓“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家乡”了。参观和游历的路途中，他们却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这里处处透着神奇，有许多沉睡的神秘的东西，甚至是诗意的东西，它们是不应该被惊扰的。他们的家乡在宁夏最贫困、人口最密集的西海固山区，他们是第一次踏上辽阔旷远的阿拉善，大高原苍凉原始的面貌，让他们感到震撼，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更是第一次走进额济纳，走进居延海，那种别样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境与他们有所不同，十年前留下的隐痛需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中得到抚慰。
我是直奔居延海而去的，途中省略了许多其他景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旅游观光者，而是一个访问者，或者是一个寻梦的人。
于是，在那样一个“长河落日圆”的傍晚，我仿佛真的从一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走来，再走进一首千古流传的唐诗里去。只不过我不是诗人，我是一个所谓的“作家”而已，不可抛却某种世俗的东西，尤其是在某种语境的规限中，很难有那样一种诗意的表达，良知还是有的（这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最基本的活动区域）。否则，我不会在时隔几个月之后，再回过头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于是，在蓝的极致的蓝天下，在白的极致的白云下，在亮的极致的阳光下，我走过回绿转黄的荒漠草原，走过褐色碎石遍布的戈壁滩，走过金色的胡杨林，在一轮圆到了极致的夕阳下，再次站在了居延海边。而我十年前留在居延海湖底的脚印，已经被一泓平静得令人惊异的（并非波涛滚滚）水面所覆盖。蓦然间，我觉得呈现眼前的这泓湖水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它折射了太多太多的内容。它的每一滴水，其实都是一滴泪，承载着世间万物的悲欢离合而千转万回，而历经沧海桑田。然而，它又是沉默的。极致是大美，沉默也是大美。
沉默的居延海是大美。
那么，我们还能够说出更多的什么呢？当我们面对居延海，沉默也许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