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海荣，最早是在宁夏大学的校园里，时间是1978年10月，入校后的不多天。具体是哪一天倒忘了，毕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属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届，也是参加全国统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刚刚走进大学校园，又被誉为所谓的“天之骄子”，心情很是激动，不知天高地厚，言谈举止多少有点冒失。对海荣此前虽有耳闻，却始终没有机会面见。我们能够考入同一所大学，自然是一种缘分，尽管同校不同系。
海荣很顺利地考进了中文系，和他当初选择的专业完全一致，这与他的文学理想十分接近。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表明了他的能力和自信。毫无疑问，海荣非常珍惜难得的机会，学习很认真很努力，比其他同学付出了多倍的刻苦。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意味着从此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还有一点，海荣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行走很不方便，出入教室、宿舍和食堂时必须拄一根拐杖，特别是上下楼梯更加的不易，其艰难程度自不必多说。每到开饭的时间，学校食堂里人声鼎沸，十分拥挤，甚至还因为有人加塞而产生争执和殴斗。海荣是断然不敢近前的，只能站在远处惊恐地观望，很多时候得仰仗其他同学帮忙打饭，否则就只能吃一些残汤剩羹了。时间长了，海荣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经常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有愧，于心不忍。但是，他又不想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涯。尤其对于他这样一个残疾人来说，一生中的这四年太重要了。
由于行动不便，校园里是很难见到海荣的身影的，其他同学则在晚饭后纷纷走向操场，或者到校园外面散步什么的。高年级的师哥师姐们，相互接近得时间长了，难免日久生情，有的便开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了，校园内外、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事情并不鲜见，甚至某些隐蔽的地方还有他们草草尝试禁果之后，留下的来不及处理的证据和痕迹。而海荣就只能呆在教室、阅览室或者宿舍里，以书为伴。其实这样也挺不错的，以书为伴没有什么不好，既排解了暂时的寂寞，又增加了知识，精进了学问，一举三得。以我之见，这对于海荣而言，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安慰。这样一想，我还是为海荣感到欣慰的。四年的时光，其实说短不长，身残志不残，海荣是个坚强的人，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因为是老乡，又因为情况特殊，我每次在上下课的路上看见海荣，除了亲近更有一份敬意，却又惭愧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见面时沉默的时候多，话说得少，在心里为他祝愿和祈福。
两个月后，海荣被校方劝退，理由只有一条：残疾。
海荣大概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没有做什么求助和辩解，满含热泪，然后沉默地离去。于是，海荣的大学生涯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他离去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也许我正在上课吧，而且他本人事先没有透露一点消息。是和他同班的另一个老乡张立夫告诉我的，看着那一张显得格外空旷的床板，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两个人默立许久，相视无语，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我还这样想过，我们不是很重视个人简历吗？一生不知道要填写多少遍这样的表格。个人简历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吗？那么，海荣的个人简历里面肯定要有这样一条：1978年10月至12月，在宁夏大学中文系读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虽然只是短短的一行字，却完全能够证明海荣曾经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考上的大学生。据教育部官方统计的数字，这一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高达六百万人，其中仅有百分之四的考生如愿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荣显然是出类拔萃的。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没有谁愿意以身体残疾的方式获得关注，也没有谁愿意以悲痛的方式书写自己的一生，然后博取人们廉价的同情和怜悯。海荣用自己的顽强和坚韧不拔，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考上了大学，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是，海荣又无奈地离开了他一心向往的大学校园。
返回贺兰山那边的家乡，虽然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却是那么的遥远和漫长。回首渐渐模糊的校园，海荣只能沉默地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也许，这就是早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又像是开了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太残酷了。我不知道面对这样的打击，海荣是怎样挺过去的，即使是在我们往后的交往中，我都始终在回避这个问题。这无疑是海荣艰难曲折的人生中永远的伤痛，比身体的残疾更加令他不堪回首。既然不堪回首，最好还是不去涉及它，作为人生的一页轻轻地翻过去。当时流行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向前看。这句话用在海荣身上，是很合适的。坦率地说，当我后来读到同样是残疾人的作家史铁生的名篇《命若琴弦》时，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海荣。然后掩卷细细思量，久久无法释怀。
一切向前看！
事实证明，海荣没有被命运的不公平所击倒，而是更加执著地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首先，学业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他选择了到当地的电视大学继续读书，直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次，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尽管这条道路那么曲折，充满了艰辛。但海荣为了一个早就在心里确认的理想，而苦心孤诣，甘于淡泊，并且再三推迟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如果要追寻海荣文学创作的初衷，阅读他的系列散文《童年琐忆》就可以了，就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文学被誉为“心灵之约”，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从作者的内心出发，然后才成为文学，以作品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的读者，进而产生共鸣。《童年琐忆》凡二十四篇，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言之有物，感情真挚，和作者本人一样，于朴实中见深沉，许多情节催人泪下、引人深思，这就是作品细部的能指，更是文学的力量。荡荡漠风也好，融融秋水也罢，童年的记忆里最多出现的本该是青青的芳草地，然而海荣的童年记忆里却是困顿多于欢乐。后来因为残疾，致使他羸弱的身体过早地承受生命的重负，幼小的心灵开始备受打击。就精神的现实而言，海荣不是靠拐杖站立起来的，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实际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被损伤后能够完全复原。即使是钢铁断裂后再焊接上，再经过一番悉心打磨，那已经的裂痕仍然存在，只不过被暂时遮蔽了而已。海荣其实一直在负重前行，他比正常人忍受着多倍的痛苦，包括身体的和精神的。当他拥有了一份小小的收获的时候，别人应该能够理解他那孩子般的一种快乐和慰藉。海荣很勤奋，比我积极刻苦，不断地推出新作品，而且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个门类。海荣不停地洋溢着自己的才气，身体的残疾并没有扭曲他的心灵，反而助长了他的创作热情。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够感受到安徒生和格林笔下的那种真纯。文学创作需要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就海荣来说，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时光荏苒。
又是几年过去了。在家乡阿拉善，这时候的海荣小有名气了，发表了不少作品，而且开始从家乡出发逐渐走向全国，让身边的文学爱好者羡慕不已。他的小说《沉落在沙海中的故事》《柳树巷轶事》等，篇幅都不算长，却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对小人物们的人生际遇倍加同情，这或许就是因为自己那种负重的心路历程吧。海荣是真诚的，包括他的作品，所谓文如其人。我不大赞成海荣的是，他太过认真，太过严肃，作品里少了点机智、风趣和幽默，显得矫枉过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商榷，文章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海荣是不会责怪我的。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海荣，当他孤坐灯下，面对稿纸，开始进入自己默守的心灵世界时，比我痛苦得多。我们虽属相同时代的人，承受的来自于生命和精神的压力却并不均衡。
海荣和我交往甚笃。
作为兄长的海荣脾气极好，常常以微笑面对他人，非常谦虚好客。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找个地方相对而坐。在他家的时候多，在外面的时候少，有时候还有同样爱好文学的郭春浮、李万福和方来临等人。几瓶廉价的老白干，几盘同样廉价的小菜，一壶熬得浓香的砖茶。话题自然是文学方面的居多，内容由简单而繁复，是一个逐渐深入和扩展的过程。最近读了哪些书，有怎样的感想和见解，以及自己写了些什么样的作品。相互之间交流一番，时不时地调侃一番，气氛十分和谐融洽。“心有灵犀一点通”，谈着说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间已是月明星稀、夜深人静，然后带着对文学的虔诚和朋友的温暖，摇摇晃晃地回家去。友情深厚了，外在的具象就会消失，海荣在我眼里无有任何疵缺，他是我永远值得亲近和尊重的兄长。
现在，海荣又在文学创作的同时，正正经经地做起学问来了。
《中国地毯》和《知识窗》的编辑们慧眼识才，接连发表了海荣有关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丰富，专业性很强，有考证有图示，洋洋洒洒三十余篇，形成一个系列，系统地介绍了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渊源及其演变的历史。据行家们说，这些文章颇具史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有关我国地毯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可谓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诚然，这与海荣后来的职业密切相关。他在家乡国营地毯厂的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又是个有心人，平时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集腋成裘，点石成金，好文章自然从笔端流淌出来，然后无私地奉献给读者。
善哉如斯！
199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