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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流业——不同职业适用不同的人格类型(2)

被世人所熟知称道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显示出晏婴在外交上的聪明才干。而在处理国家内政问题上,晏婴则敢于犯颜直谏,专找国君的毛病。

一回,景公和他闲聊:“您知道市场上什么贵,什么贱吗?”晏婴答道:“踊贵履贱。”说假脚上穿的鞋子贵,普通鞋子贱。这是由于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一些犯轻罪的人都被砍掉了脚,要为假脚买鞋者甚多,供不应需,所以价钱昂贵。景公听了很惭愧,就减轻了这种酷刑。

晏婴上朝总是乘破车驾劣马。景公知晓,便派人送新车骏马,但连送三趟,晏婴都未接受。景公不悦,问为何不收,晏婴说:“您让我统辖百官,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齐国百姓负担。若君臣奢侈腐化,上行下效,歪风则难禁止。”

后来,景公到晏子家饮酒,见他的妻子又老又丑,就想把年轻貌美的爱女送与晏婴为妻,他说:“寡人有少女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婴谢绝说:“我和妻子生活多年,但不忘她年轻时的美貌。人要在壮年时想到老年;在年轻貌美时想到苍老时变得丑陋。我的妻子曾经想到这一点,劝我不要因其老来变丑而抛弃她,我答应了,现在自然不能食言。”说完再三向景公拜辞。

古人晏婴,智谋、气节和美德都颇为可贵,有帝王师的气概。

法家: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名相,论在历史上的辈分,称得起是法家的祖宗。

齐桓公恳求管仲替他治理国家,管仲就趁机说:“贱不能临贵,我身份卑贱,怎能统御那些贵族?”齐桓公便拜他为上卿,使他有了仅次于国君的高贵地位。

管仲愈发狮子大开口:“贫不能使富,我手中没有钱,那些富豪怎么会服从我的政令?”齐桓公又授予了他管理全国税收的权力。

管仲最后说:“疏不能制近,我与王室非亲非故,那些王子王孙、王兄王弟、王亲国戚怎么会把我放在眼里?”齐桓公二话不说,立刻尊他为仲父。

管仲在位四十年,助齐桓公完成了霸业。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讲的:“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他都“谋”了哪些呢,且看:

讲求“尚贤”,亲自推荐放牛出身的宁戚为大司田,成为富国强兵的得力助手。

开妓院,设置“官妓”。在宫中开起了官办公营的窑子。齐桓公经商的气派很大,一下子就设立了七个市场,开了七百个窑子。

提倡“农战”。主张管理国家必须先让人们添饱肚子。只有仓库里装满了粮食,才能谈得上道德。

官府介入商业,经营最重要的盐铁,又对私商统一管理,通过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让商业如同无孔不入的涓涓溪流,去渗透瓦解他国根基,暗中牵制其他诸侯国,而且融通了天下财货,使齐国临淄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商旅大都。

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居民们平时一起劳动,彼此熟悉,打仗时可以互相帮助,紧密配合,使齐国有了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强大军队。

管仲用五年时间将齐国从内到外好好梳理了一遍,于公元前618年时,已兵精粮足,成为中原各诸侯中的一个强国。

接下来,管仲运转手腕,覆雨翻云,尊周室,救邢部,南伐楚,北斩孤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赐胙,为春秋五霸之首。

以法强齐,称雄于世,这便是管子的功劳。

法家:商鞅

商鞅是魏国人,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堪称霸者的良师。

商鞅曾在魏相公叔痤府上做家臣。公叔痤病危时,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继任魏相,关于这次举荐,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词:他建议魏王重用商鞅,如果不用,也一定得把商鞅杀了,以除后患。同时,他又告诉商鞅,魏公不肯用你,我已经建议他把你杀了,所以你还是快跑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先君后臣。哪边我都对得起,都仁至义尽,至于你们以后谁死谁活,都是身后之事,我就不管了。

商鞅微笑,对公孙痤说:“魏王不肯听你的话用我,难道就会听你的话杀我吗?”这话精彩。

后来,商鞅闻秦孝公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就离魏去秦,向秦孝公献策,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之策,以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秦孝公叹服,并马上试行,果然效应如神。

商鞅变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初行时,连太子驷也不遵守。商鞅“劓”、“黥”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还把这一干“乱化之民”尽迁边城,以非常手段保证了自己意图的实行,终于使得秦国一跃而成为诸侯畏惧的强国。

商鞅同时还颇具兵法修养,他在对魏河西之战中所显示出的才能就足以证明一切:

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印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趁饮酒时,命令预先埋伏的甲士冲出,俘虏了公子印。秦军又乘势攻魏。魏军无备,遭受重大损失。魏惠王闻讯,十分惊恐,被迫割让大片河西之地与秦求和。这便为秦国东出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商鞅因功而受封,号为商君。

术家:奇人范蠡

范蠡曾任越国将军,齐国相国,后在海滨隐居时,又成为家有万金的商贾,实是术家奇人。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想攻打吴国。范蠡劝阻道:“战争太残酷,有违天和,不该轻举妄动。”勾践不理,调动全国精兵三万人,北上攻吴,与吴兵战于夫椒。

结果,勾践大败,仅剩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又被吴军团团围住。

勾践凄然地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眼下可怎么收拾危局哪!”

范蠡分析道:“为今之计,只有卑词厚礼,大力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就屈身去伺候吴王,慢慢等机会。”

勾践照做,想让范蠡主持国政,自己去吴国伺候夫差。范蠡说:“打仗的事情,文种不如我;但是治国安民,我可不如文种。我还是跟您同赴异国吧。”

他们到吴国后,吴王夫差派人盖了个石屋子,把勾践夫妇、君臣赶进去,脱去所穿衣冠换上罪衣罪裙,让他养马。

一次,夫差染病。范蠡看出来是小病,不久就会好,就告诉勾践,让他去尝粪的味道,取悦于夫差。

勾践求见吴王,探视他的病情。勾践伸手蘸起夫差的一滴大便,放在口里咂了咂,大声祝贺说:“大王的病,马上就会好。”

夫差问怎么回事,勾践就依照范蠡所嘱,说:“臣曾跟人学过医术,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粪便,就能知道生死寿夭,大王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所以大王之病根本不用愁。”

这番所作所为有了成果。

不久,夫差病好了,就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伍子胥大怒,对夫差说:“勾践尝大王粪便,是吃大王之心。”夫差不听。

在吴拘役整整三年后,勾践终于回到越国。他向范蠡请教振兴越国之道。范蠡先生就开言了,先作形而上之高论:“天时、人事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制定方针、政策要因时和事而定。万物生于地上,地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它总摄万物,是一个整体,禽兽、庄稼等始终不能离开大地。万物不论美恶,地都一视同仁,使之生长,人类也依赖大地以养生。然而万物生长又各有定时,不到一定的时机,是不可能勉强生长;人事的变化也一样,不到最后的转折点,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因此,应该顺乎自然以处当世,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就会把不利于己的局面扭转过来。”

然后转入眼前切实情况,范蠡主张要礼待弱小国家,对于强国,表面上应该采取柔顺的态度,但骨子里不能屈服。至于吴国,要等待或促使他走向衰落,等到时机成熟了,才可一举而灭之。范蠡最后说:“请您时时莫忘石室中受过的苦难!”

勾践听了便发狠用功,晚上睡觉不用床褥,躺在柴禾上。又在眼前悬起一个苦胆,饮食起居,都要先尝尝。夜里常常暗自流泪,恨恨自语:“你忘了会稽之耻吗?”同时,他尊贤礼士,敬老恤贫,以求得百姓拥护。他还大力奖励多生多育,积聚财物,演练士卒,修甲厉兵,始终不敢怠懈。

在整整自我虐待五年后,越国国库充实,军队训练有素,民心也得了。于是勾践便要报复吴国,一雪会稽之耻。范蠡却认为时机未到,谏阻说:“我们虽然尽了人事,工夫下到了,但时机还没成熟,太勉强了。”

勾践继续等待。

伍子胥死后。吴王宠信小人,朝政昏无天日。勾践又问范蠡时机到了没有。

范蠡说:“反常的迹象虽然已经萌芽,但从天时看,吴国灭亡的征兆尚不十分明显,现在还不行。”

越王勾践十四年,吴国遇到天灾,没有粮食,民不聊生。勾践问范蠡,他这回说:“这次天时到了,可惜人事又不够,大王还得等。”

勾践怒了:“我与你谈人事,你用天时应付我;现在天时到了,你又借口人事来推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范蠡一笑:“大王莫气。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参会。方可大功告成。现在吴国遭灾,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来抵御内忧外患。大王应该继续假装游玩欢饮。吴国见了,必然不修德政,等他们的人财枯竭,心灰意懒,便可一举成功了。”勾践没法子,只好把复仇的怒火按捺住,苦苦等待。

实际上,这年正值越国获得丰收,勾践用了文种的一条毒计,奉送吴国一万石蒸熟了的粮种。吴国见子粒肥大,认为是良种,留做种子,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

只是,这样不痛不痒,伤不得几分国力的小诡计,范蠡心下是不以为然的。

机会总会来的,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不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境况,竟然带精兵北上,到卫国黄池大会诸侯,国中仅留老弱病残。

这次范蠡认为时机已到,率兵从海路迂回,然后登陆直捣吴都姑苏。越兵训练多年,兵锋锐不可当,加上范蠡等皆为宿将,双方交锋后,吴军大败,吴太子友被杀。

夫差在黄池接到消息后,不敢张扬,暗派使臣,一如越国当年兵败,卑词厚礼,请求赦免。范蠡对勾践说:“现在还难以使吴国灭亡,大王且暂时答应和平,待机再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勾践赦吴,班师回国。

四年后,越王勾践再次北进伐吴。吴军慌忙应战,惨败于笠泽(今太湖附近)。越军继续挥师,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按着范蠡的战略,高筑营垒,围而不歼,竟达三年之久。

吴王夫差求和数次。越王勾践犹豫起来。这时,范蠡进谏说:“大王想得到的是吴国的宗庙社稷,如果不慎在郊外失手可不成,所以暂时不可决战。但是,我听说上天给予的如不获取,就会成为灾祸。天道本来如此,我们的策略已经定妥,就不要变了。”

范蠡向勾践传授兵法:“兵法有它自己的道理,不能违犯天道。太阳走到尽头,第二天会周而复始;月亮到了盈满之时,就开始一点点亏缺。打仗作战居于被动地位时,固然可以用阴柔之术,但也不宜过于退缩不前,以致屈居人下,无法还手;占上风时,固然可以用阳刚之术,但也不可过于显露,以致被敌人窥破虚实。当采取守势一方的潜在力量尚未耗尽时,看去虽似柔弱。也不可冒然进逼,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作无谓的牺牲,付出惨重代价。用兵之道固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法,但总是要谨严周密、从容沉着才能稳操胜券,无懈可击。”

于是,勾践以守为主,打打停停,围住不放。

磨到第三年,夫差终于撑不住了,不战而自败。他派使臣跪着到越军大营乞求和平。勾践想答应。范蠡在一旁说:“当年大王兵败会稽。上天把越赐给吴,吴国不取,所以才有今天。现在上天又把吴交到越的手中,越怎么可以逆天行事?况且,大王莫非忘了当年?谋划近二十年的事业,就这样放弃吗?”

勾践仍然心软,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这里我全权处理,你要是不尽快离开,可就失礼了。”说着就击鼓传令,大张声势。使者无可奈何,涕泣而出。

不久,越军灭吴。此后,越国称霸江、淮,成为春秋争雄于天下的一霸。范蠡也因谋划有功,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觉,心中了然:勾践为了灭吴兴越,不惜卧薪尝胆。如今如愿以偿,他便不想归功于臣下,猜疑之心已现。也到该走的时候了。

范蠡不辞而别,驾扁舟,泛东海,浪迹天涯,隐于江湖。

后来到了齐国,范蠡变名更姓,人称夷子皮。他与儿子们耕作于海边,齐心合力,同治产业。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十万钱。

齐人见范蠡贤明,想推举他做首领。范蠡长叹:“一做官就做到了卿相,而治家又经营出千金;名气太大了,会被人所知道,终非好事啊!”于是,他把钱分给众人,飘然而去。

术家:张子房

张良,字子房,其祖先是韩人。秦灭韩时子房还很年轻,没有来得及做韩国的官,但国破家亡却让他尝到了切肤之痛,于是不惜倾家荡产而谋求刺客,以报家国之仇。

后来,他终于访得一位力士,认为可堪重托,便铸铁为椎,重一百二十斤,趁始皇东巡之际,让那位力士潜伏道旁,待始皇车队驶过,力士借风沙作掩护,奋力抛出铁椎,却误中了副车,没有成功。始皇下令全国搜捕了十天,却也没有抓到力士和张良。于是张良逃亡到下邳(今江苏邳州市)。

刺秦不成,张良在沂水桥头闲逛,遇见了令他终生不忘的恩师黄石公。老人故意把鞋子扔在桥下,对张良大叫:“小子,给我下去取鞋!”血气方刚的张良,竟然忍受了这种倚老卖老的傲慢,乖巧地下桥取了鞋子,且为老人“长跪履之”。再经过几番考验,老人满意了,赐张良《太公兵法》,使之成大器。

对于这番故事,苏轼在《留侯论》中自有看法,他觉得黄石公并非鬼神,而是秦末的隐士高人,觉得张良才干有余,度量不足,所以要折其少年刚锐之气,想打磨一下张良,使之学会“隐忍”之道——此说相当有见地。

苏轼并且认为楚汉相争,刘胜而项败,关键在于“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刘邦的“忍”,则得之于张良的指导。

在刘邦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张良确是一位卓越的参谋,多次在关键时刻出了关键的主意。刘邦攻下咸阳之后,入秦宫,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迷昏了头,幸亏张良以民谚“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进行巧妙引导,使刘邦还军霸上。

鸿门宴前夕,张良联络了项伯作内应,又在宴会当中紧迫之际代献白璧玉斗,掩护刘邦脱逃。

项羽围荥阳,刘邦听信郦食其之计,要重新分封诸侯,立六国后世,张良八数其弊,及时阻止,不然将坏了大事。

刘邦灭楚,大业成就,张良功高盖世,却只挑了一个没人要的偏远贫穷的小县城留县。张良说:“陛下实在要封赏我,就把我和陛下相识的地方留县封给我作个纪念。我昔日刺杀暴君秦始皇,天下震动;现在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得到封万户侯的荣誉,这对我这个平头百姓来说已经太过了,我还是放弃人间的富贵,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随刘邦入关之后,天下大定,张良便称病,闭门不出,学导引辟谷之法,练起气功来了。晚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成了位不食烟火的人间逸仙。

张良的一生,尽显思通道化的谋略,进退自如的明智。

国体:圣人伊尹

孟子赞叹伊尹是“圣之任者”,他说,这位出身贫贱的人,为什么能有如此的才华和能力?他有什么样的魅力使商汤三次派人以厚币去农田里聘用他?他凭着什么辅佐商汤推翻了独夫夏桀,拯救百姓于水火?他如何能流放了君主太甲使之幡然悔悟而归于义?

应该是源于他曾说出口的那句“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