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识人时，只认可同类型的人，而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人则多有非难。这就是识人的最大障碍。养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与眼光，在形形色色的人才中选拔出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才称得上“善用众人之力”。
【原文】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何以论其然？
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故能识较方直之量，而不贵变化之术。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护为度，故能识方略之规，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故能识韬谞之权，而不贵法教之常。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趣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故能识诃砭之明，而不畅倜傥之异。言语之人，以辨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
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取同体也，则接诒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
凡此之类，皆谓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随其所兼，以及异数。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陈以美，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异则相反，反则相非。是故，多陈处直，则以为见美；静听不言，则以为虚空；抗为高谈，则以为不逊；逊让不尽，则以为浅陋；言称一善，则以为不博；历发众奇，则以为多端；先意而言，则以为分美；因失难之，则以为不喻；说以对反，则以为较己；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论以同体，然后乃悦；于是乎有亲爱之情、称举之誉。此偏材之常失。
【译文】
人最初是很难互相了解的，但士人无论才能是多是少，都认为自己能了解别人。所以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别人，就以为自己可以了解别人了；看到别人在观察人，就认为他不会了解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能识别和自己同一类型人的长处，但有时却不能了解和自己不同类型人的优点。
清廉有节操的人把正直当做衡量人物的标准，因此，他们在观察不同才智的人时，能够赏识性情品行有常规的人，却不能理解法术的诡辩狡诈。
重视法律制度的人，把守规矩、本分的程度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够识别出方正率直的人，却不会看重变通、演化的方法。
讲求权术谋略的人，把善于思虑谋划做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够注重有奇谋异策的人才，却认识不到遵守法律的好处。
有才能的人，把能够精于处理事务当作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够赏识方术策略的作用，却不知道制度的根本作用。
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把推究思想的根本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故而他们能够认识到韬略机谋所造成的变化，却不注意法规教化的基础作用。
善使花招的人，把能够邀功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所以他们能够赏识急功近利之徒，却不懂得道德的教化作用。
喜欢品评人物的人，把善于侦伺观察他人当做标准，因而他们能够赏识指斥规谏之人，却不能欣赏洒脱不羁之人的与众不同。
能言善辩的人，把善于辨别分析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赏识言辞便捷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才识深藏不露的美德。
凡是属于以上这样的人才，都可以称做是具有一种才能的人。如果具备了两种以上的才能，就随着他所兼具的才能的增多，而达到相应的不同的程度。所以说，掌握单方面才能的人，只能欣赏同一类别的人的好处；掌握了两种才能的人，就能识别具有两种才能的人才；完全具备了各种才能，就能够识别各种类型的人才。因而兼有各种才能的人和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属于同一类型。
想要观察一个人的某一个方面的才能，那么一会儿就可以做到了。如果想要探究起详细的内容，那么就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够用。为什么说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够用呢？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人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才能，因而不和他交谈三天不足以完全了解他：第一天用来谈论道德，第二天用来谈论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论策略权术。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了解他所具备的才能。在举荐他时，才能够做到没有疑惑。
然而怎样才能知道他是兼才还是偏才，从而和他交流呢？如果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致力于以各种方式发挥他人的特长，并且品评推荐，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兼才；如果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只喜欢展示自己的长处，并且希望别人称赞自己，不愿意了解别人所具备的长处，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偏才。不愿意了解别人的长处，那么和他交谈时，他没有不持怀疑态度的。因此，学识高深的人和见识浅薄的人交谈，谈论的问题越深入就越有分歧，意见越分歧就会越相互对立，越相互对立就会更加相互非难。
因此，在偏才的眼里，听人多次谈到处世要正直，就以为别人是故作姿态；有的人只是静静地听而不说话，就以为他没有真才实学；别人高谈阔论，就认为他不够谦逊；别人谦逊退让，就以为他见识狭隘；别人言谈中称许一种美德，就认为他见识不够广博；别人遍举事例阐释一事，就认为他不够精专；别人先于自己发表意见，就认为他是想要去分自己的好处；别人想要补救自己的缺失，就认为他是与自己过不去；别人与自己意见不合，就认为他是在与自己较量；别人见多识广，就认为他庞杂而没有专长。只有和与自己同类型的人谈话，才会感到心情舒畅和悦，并因此产生亲密无间的情感，因而高度赞美他，极力推荐他，这是偏才经常会犯的错误。
一、“以己度人”有偏差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何以论其然？
【智解】
大凡待人接物都有个原则——以己度人。这个原则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人类当然不会“心灵感应”，所以只能从自身的心思出发，以此来忖度他人的心思，待人行事。
不过，这就容易有偏差了，好比五代时的李载仁的想法。他视吃猪肉为最恐怖的事情。按照“由己推人”的原理，他自然认为世间人都把吃猪肉当做最恶毒的刑罚。后来两个部下忽然打起架来，他勃然大怒，就决定用最狠的手段严惩以绝后患，派人拿来烧饼和红烧猪肉，命令两个部下坐下来全部吃掉。旁观者已然是憋不住了，李载仁又训斥说：“假如你们还敢再犯，下次猪肉中还要放糖！”
人都喜欢识“同体之善”，用自己的眼光淘尽整个世间人物，合眼的留下为师为友，甚至甘为“门下走狗”；否则就嗤之笑之，贬为仇敌蟊贼。
因此，具有不同类型才能的人互相辩驳，都不肯承认对方的正确之处。而与自己同一类型人才的交往，就会接触和谐而且互有所得；与自己不同类型人才的交往，即使经历了很长时间也互相不了解。
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事篇】
孔明与曹操、孙权识人的风格
孔明以德才兼备作为用人的准则，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姜维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御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十分之一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十分之七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四十一年。
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儿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儿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
曹操则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司马懿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技，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伤。
孙权则“善用众智”。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报。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出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敌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己用，必须充分信任他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三十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纮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杜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所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