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在６０多年前就诞生了的科学的土地共同体理论，人们至今都未在实践中接受它，为什么土地共同体理论至今仍被许多人当成是多愁善感或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不屑一顾？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社会利益机机使然，在市利博弈身心俱疲的人们心目中，人们关注的是能使自己“最快”和“最多”获利的科学，而罔顾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二是人们的认识深受机械主义科学和弱肉强食哲学影响，认为科学和哲学与情感不相容，情感只会乱人心智。但真理是全面的，违背真理必遭惩罚，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在工业文明时代已具有关乎人类存亡安危的空前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利奥波德提出土地共同体理论的原因和科学与情感的关系。
利奥波德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密西西比河流经这里，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他父亲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使他从小就形成了热爱自然的情感，建立了与自然的终生心灵依恋。他在读大学时的一个圣诞节回到家乡，发现密西西比河已筑了堤坝，他童年时打猎的那些湖泊沼泽己被抽干并为玉米秆所覆盖，他为此而深感失落，以致事隔４０年后，即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还清晰地回想起这件事：
“没有人能懂得一个男孩对一片沼泽所能有的情感是多么强烈。我的家乡认为社区因为这种变化而繁荣了，我却认为它因此而贫瘠了。”
他在耶鲁大学取得林业硕士学位后，到联邦林业局工作，最初被委派为亚利桑那白山的林务官。在这里，他开始有了对政府控制肉食动物的直接体验，这里的牧人射杀他们所能看到的熊、狼、山狮和郊狼，“在他们的眼中，唯一好的食肉动物是一只死了的食肉动物”。人们组织专业捕兽者，后来政府又出钱雇佣猎人，使肉食动物在一个个局部地区被灭绝，直至在全国范围内被灭绝，甚至在保护区内也没有狼，只有处于危机中的残存的灰熊。公路不断向荒野、山区延伸和肉食动不断被消灭的过程被称为“进步”，这时及此后利奥波德成为西南部国家森林管理局长时，他不可避免地屈服于这种“进步”，“充当了一个生态谋杀者的帮凶角色”，但又“意识到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失落”，感到“一种强烈的对这种行动的伦理学上的不安”，肉食动物的灭绝，使植食动物失去天敌而迅速增长，它们吃光了可吃的植物后，饥饿和疾病使种群数量下降就成了必然结果，他对此感到“绝望了”，被“一种对狼的负罪感时时困扰着”，“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１９２４年，他被调派到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国家林业生产实验室任副主任，到墨西哥奇瓦瓦的马德雷山进行了一连串的旅行考察，马德雷山几乎是他所热爱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群山的副本，但由于惧怕印第安人而没有使它变成牧场和养殖场，与他到处所看到的“都是有病的土地”相比，这里是“一个仍然处在完美的原始健康状态的生物体系”，“正是在这儿，我才明确地意识到，土地是一个有机体”。这时的他已对该实验室工作目的———研究能产生更高经济效益的方法（“工业图式”）不以为然。１９２８年，他离开林业局，转向野生动物管理研究，在一家研究所的资助下，到美国中北部各州考察。１９３３年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１９３５年，他与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一道创建了荒野学会，同年还在苏县北部的威斯康星河边低价购买了一个废弃的农场，这里成了他一家人此后十几年的周末和假期生活的地方，他们每年都要栽种上千棵树来重建这里的生态平衡。生态重建经历了反复的干旱、洪水、火灾、兽毁的死亡和新生，他为自己有一块土地去研究和发展它的动物和植物区系而获得一种“深刻的满足感”。正是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引导着他一步步领悟到生命的整体性。
某些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拨动人类喜怒哀乐忧思恐的情感之弦。情感的缺失，使人身为有心智的生命，却不识生命的真面目。人类研究科学，科学揭示“是什么”？那么，人类是什么？如果物理学家说人类只是一架自动机器，化学家说人类只是生命大分子的某种组合，生物学家说人类只是细胞的特殊集团，经济学家说人类只是永无满足的逐利者，那么人类会拒绝这种“是什么”。因为这种“是什么”并没有给出真理，即使是所有这些“是什么”加起来，我们仍然不知道人是什么。
任何生命体都是一个整体，它由更小的部分构成，并处于一个更大的整体的复杂联系之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物质不排斥意识，科学不排斥情感，科学不能止于“部分之和”。认识不能止于物质，没有对“大于”“部分之和”的理解，人类就不能真的理解生命整体和人自身。没有意识就没有认识，没有情感人就不能认识人，更不能认识生命整体。进化赋予了人类以意识和情感，也即是赋予了人类认识生命整体和自身的可能。利奥波德是林业管理专家，又是生态学者，还有着深厚的文学和哲学素养，而且终生只要一有机会就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去探索深不可测的生命奥秘。他对大自然的情感之深，观察之细，联系之广，思虑之远，领悟之透远非一般专家学者所能望尘：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当营火已渐渐熄灭，七星也转过了山崖，你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去听狼的嗥叫，并且认真思考你所看见的每种事物，努力去了解它们。这时，你就可能听见这种音乐———无边无际的起伏波动的和声，它的乐谱就刻在千百座山上，它的音符就是植物和动物的生和死，它的韵律就是分秒和世纪间的距离。每一条河流的生命都唱着自己的歌。”
“一声深沉的嗥叫，从一个山崖回响到另一个山崖，荡漾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这是一种不驯服的、对抗性的悲哀，和对世界上一切苦难的蔑视情感的迸发。每一种活着的东西（大概还有很多死了的东西），都会留意这声呼唤。对鹿来说，它是死亡的警告；对松林来说，它是半夜里在雪地上混战和流血的预言；对郊狼来说，是就要来临的拾遗的允诺；对牧人来说，是银行里赤字的坏兆头；对猎人来说，是狼牙抵制弹丸的挑战。然而，在这些明显的、直接的希望和恐惧之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含义，这个含义只有这座山自己才知道。只有这座山长久地存在着，从而能够客观地去听取一只狼的嗥叫。”
利奥波德使人们在土地共同体那里听到、看到、领悟到了什么？他使人们听到了植物、动物、山脉、河流、土壤共同体生命协奏的和谐之音，看到了万物竞争的顽强、生灭转换的循环，领悟到了相互依存的本质、生命整体的协同。他告诉人们，人类在其中加进了滥垦土地、砍伐森林、拦截河流、排干湿地、消灭猛兽、公路分割、毒药喷洒和来复枪、捕兽器后，能听到的只有噪音而不是音乐。利奥波德的随笔中不乏这类饱含苍凉、隐喻和震撼人心的话，他非常清楚，对于只看到土地经济价值的“思想肤浅的”人来说，这些话是难以理解、不被接受的：
“已经丧失了他在土地中的根基的人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也正是一些在侈谈那种由个人或集团所控制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将永久延续下去的人。只有那些认识到全部历史是由多次从一个单独起点开始，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个起点，以便开始另一次具有更持久性价值探索旅程所组成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人们未曾触动过的荒野赋予了人类事业以内涵和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
今天的全球人口已有超出一半居住在远离自然的城市，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舞台，是他们施展身手和满足欲望的世界。城市高等教育培育出来的社会精英们也都集中在城市，他们知道城市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他的一切都在围着这个中心旋转。另一些人虽居住在农村，但他们的大多数是生活在被农田、牧场包围的半自然半人工的环境中，他们使用着来自城市的电力、机械和化学肥料、药物等来经营土地，他们关心的是这些来自城市的工业产品价格和自己的农产品在城市的市场行情，因为这些东西的价格是动态的，其变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收益，土地作为属他们所有或长期经营的一个相对稳定的要素，他们关心的不是它的生命状态，而是影响产量的水土流失和微量元素丧失，是投入的化肥价格和气候的变化，他们与农田之外的土地、自然也是疏远的。只有极少数边缘化的“土著人”还生活在残存的自然系统中，他们的生存与自然的状况息息相关，他们才有“天人一体”的领悟，才对自然怀有深厚的敬畏、依恋、热爱之情。
人不会对他所陌生的东西产生情感。通过对生态学知识的接触，人们可以了解到自然的价值，但如果从未或很少深入体验大自然，仍很难产生对自然的情感。只有融入大自然，才能真正发现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唤醒沉睡在现代人潜意识中的对自然的情感。英国著名自然博物学者、牧师吉尔伯特·怀特（１７２０—１７９３）出生在伦敦西南不到５０英里的小山村塞尔波恩，除中间有一段时间在牛津求学和任职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有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山村中度过。他在童年时起就已形成的对土地和动植物的强烈感情，使得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生命都投入于对塞尔波恩周边一小块自然生态系统的仔细观察和研究中，于１７８９年完成并出版影响深远、被美国作家詹姆斯·垃塞尔·洛厄尔比作是“亚当在天国的日记”———《塞尔波恩的自然史》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了自然的整体观：
“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师”，“（她———引者）把一种动物的消遣转化为另一种动物生存的依靠”。“最不起眼的昆虫和小爬行动物，在自然经济体系里的位置和影响要比人们能够意识到的多得多，它们的作用极其巨大的……蚯蚓，尽管从表面看是自然链条中一个卑微的环节，若失去了，也会造成可悲的缺憾。”
美国著名自然博物学者亨利·梭罗（１８１７—１８６２）于１８４５到１８４７年间，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自建的小木屋中独自一人渔猎、躬耕、观察、沉思、写作了两年零两个月，这里与最近的邻居都有一英里之遥，他全凭自己的双手谋生，并为世人奉献了一部展示自然勃勃生机、和谐统一的画卷———《瓦尔登湖》，在他生命最后的１０年还写下了有着宝贵价值的２００万字的日记。梭罗比怀特更进一步，他意识到自然是活的生命体：
“与自然的经济体系比较起来，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多么片面并带有偶然性。在自然界里，没有东西是无用的。每片腐烂的叶子、树枝或须根，最终都会在某个适当的其他地方做更好的用处，而且最后都会聚集在大自然的混合体之中。”“大地并不是一块顽石，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体，与其内在的生命相比，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只是一种寄生。”
怀特和梭罗的整体性自然观，特别是梭罗的自然是生命体的意识的形成，与他们对自然的深厚情感密不可分。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对自然的热爱、金钱的蔑视、精神的推崇和对社会的贪婪、自私、虚荣、奢侈等丑恶现象的讨伐充满着激情、智慧和哲理，加上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因而极富感染力。这使得它在当代美国拥有最多的读者，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２５本书”之一，包括托尔斯泰和圣雄甘地等都受到它的“塑造”。
怀特和梭罗对自然的深厚情感和他们的整体性自然观，特别是梭罗的自然是生命体的意识的形成，既是他们长期融入、仔细观察和用心体验自然的结果，也与他们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对社会分工和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偏见的哲学批判精神密不可分，没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哲学批判精神，就很难真正融入自然和理解自然。怀特和梭罗之后，有不少厌倦城市喧嚣的人想仿效他们，但没有几个人能真的在自然的怀抱中仅靠自己的双手快乐地生活下去，甚至也没有几个人能真的理解地球是活的生命体，就是因为转变情感和思维方式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利奥波德提出土地共同体理论１９年后，拉伍洛克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地球生命体理论。１９６８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的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科学大会上，英国大气科学家詹姆斯·拉伍洛克（Ｊａｍｅｓ。Ｌｏｖｅ-ｌｏｃｋ）首次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的盖娅假说，使与会者经受了一场强烈而复杂的心理冲击。当时及后来的各种反响表明，这一假说迅速打开了科学界部分人的视野，引起了热烈的支持；但科学界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是关于一位希腊女神的寓言，是非科学的、非常愚蠢的伪科学；多数人则保持沉默，静观发展。现在这一假说则已成了科学界所广为接受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