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系统地提出大地整体论，不仅是因为他了解现代生态学的知识，还在于他长期与大森林、荒野交往所带来的自然情感的觉醒，这两者的融合、升华，才使他形成了大地是共同体、有机体的全新认识，才使他完成了从参与灭绝白山地区的灰熊行动中“感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对这种行动的伦理学上的不安”，在任西南部国家森林管理局局长时，“又是灭绝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灰狼的帮凶”，到最终认识到“土地是一个有机体”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把环境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伦理学，从而创立了土地伦理。利奥波德认为：
“迄今还仅仅是由哲学家们所研究的伦理关系的拓展，实际上是一个生态演变中的过程。它的演变顺序，既可以用生态学的术语来描述，同时也可以用哲学词汇来描述。一种伦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则是对社会的和反社会的行为的鉴别。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定义。事物在各种相互依存的个体和群体向相互合作的模式发展的意向中，是有其根源的。生态学家把它们称作共生现象。政治学和经济学则是提高了的共生现象，在这种共生现象中，原有的自由竞争有一部分被带有伦理意义的各种协调方式取代了。各种协调方式的复杂性随着人口的密度，以及工具的效用而不断增长。”
他指出：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扩展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当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俄底修斯从特洛伊战争中返回家园时，他绞死了一打女奴，因为他怀疑她们在他离家时有不轨行为。他这样做在当时不会引起质疑，因为女奴只是一种财产，处置财产只有是否划算的问题，而无所谓对错。人类对土地的态度，就如同俄底修斯对其女奴一样，只需要特权而无需尽义务。现在，伦理拓展的前两步已经实行了：
“伦理向人类环境中的这种第三因素的延伸，就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生态上的必要性……我把当今的资源保护主义看做是确认这种信念的萌芽……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他的本能使得他为了在这个共同体内取得一席之地而去竞争，但是他的伦理观念也促使他去合作……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利奥波德看到，人们高唱着对土地和家园的热爱和责任，但爱的却不是土壤、水、植物、动物这整个共同体，并没有认识它的远比经济价值高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我们一再重复着：
“同样的基本矛盾：作为征服者与作为生物共同体的公民之间的对抗；作为草坪割草机的科学，与作为宇宙探照灯之间的对抗；作为奴隶和仆人的土地，与作为一个集合有机体的土地之间的对抗。”“土地伦理观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障碍，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教育和经济体系是背离，而不是朝向土地意识的。很多中间人和无数的物质发明，把你的真正现代化的人和土地分割开来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他强调了“社会进化”：
“我是有意把土地伦理观作为一种社会进化的产物而论述的，因为再没有什么比一种曾经被‘大书’过的道德更重要的了……土地伦理的进化是一个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感情发展的过程。保护主义被证明是由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良好意愿筑成的，因为它既缺乏对土地，也缺乏对经济性的土地使用的批判性的了解。”
这种“社会进化”将放在本书的后面再作深入探讨。这里要提及的是，这种“社会进化”姗姗来迟，《沙乡年鉴》于１９４９年出版后，并未引起社会应有的反响。在此后的１０多年中，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沉浸在二战胜利后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征服自然高歌猛进的一派乐观氛围中。直至１９６２年，卡逊《寂静的春天》发表才如一声惊雷催人猛醒，该书无情地揭示了人类征服自然、滥用杀虫剂，使化学毒素沿食物链聚集，最终祸及人类自身的可怕过程。其１７章的标题也振聋发聩，如“死神的特效药”“再也没有鸟儿歌唱”“死亡的河流”“自天而降的灾难”“崩溃声隆隆”等，最后一章她以“另外的道路”为题，提出了与征服自然的灾难性道路不同的另一条“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的道路，它依赖于对整个生命结构的理解，并警告：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寂静的春天》问世，终于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极大震撼，虽然它遭到农药生产的化学工业集团和农药使用的农业部门的猛烈抨击，连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参与其中，甚至作者本人也遭到诸如歇斯底里的病人、极端主义分子、煽情、老处女关心遗传学等等恶劣的人身攻击，但在民众的压力下，美国总统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农药的污染问题，得出了卡逊的警告是正确的结论。从此，人类的环境意识开始逐步觉醒，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著作不断增多，征服自然的观念和行为遭到广泛质疑，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深入探讨，利奥波德的大地整体主义思想终于像云雾散去后露出的启明星那样引人注目。
１９７４年，第一本研究利奥波德理论的专著问世，这就是苏珊·福莱德的《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对鹿、狼及森林的生态观的演变》。此后利奥波德及其大地整体观才迅速传播开来，利奥波德被认为是一个“先知”“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沙乡年鉴》被认为是自然史文献中的经典，环境保护主义的圣经。利奥波德的大地整体论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在论述人与土地的共同体关系中，他对人类被经济利益一叶障目而蹂躏土地的批判，和对土地所持的恭谦态度及热爱情感，使他把大地整体论上升到伦理层次，直接名为是“大地伦理论”，这是西方文献中第一个自觉不懈地和系统地试图创建一种包括整个地球自然界和将整个地球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置于道德视野的伦理理论。
利奥波德去世后６０年来，生态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今天对地球生命的整体性认识无疑已更加丰富、深化和清晰，可持续发展也在实践中推进。但是，毋庸讳言，人类今天的土地观仍是传统的陈旧的土地观占主导地位，利奥波德对于地球生命现象的整体性思维的划时代的奠基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少数生态学家的认识中，要使它普遍地见诸人类的实践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