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万多年前，世界某些地区的食物采集群体开始了种植和驯养的农业活动，逐渐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种生存方式经过几千年的扩散传播，才在欧亚大陆和中美洲逐渐变成了主要的生存方式。从事农业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需要清理土地、播种、除草、看护、收割、保管、饲养动物，所能提供的食物多样性和营养没有野生的丰富，在洪旱灾害面前更脆弱，与之相对照的是，食物采集群体的生存状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这些族群过的生活非常惬意，闲暇的时间很多，睡眠的时间不少，为了果腹也不必比邻近的农民更辛苦地劳动……布须曼人每星期觅食所费的时间，平均不过十二三个小时……有人问一位布须曼人，为什么他不学邻近族群去耕种？他的答案是：干嘛？四处不是有那么多孟公果吗？……今日的狩猎—采集族群，食物包括各种野生动、植物，含有更多蛋白质，营养也比较平衡。布须曼人平均每日摄取２１４０卡路里热量，蛋白质９３公克，以他们娇小的身材与剧烈的活动量而言，远高于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推荐的量。狩猎—采集族群，身体健康，疾病少，食物内容丰富，也不会像农人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遭到饥荒———因为农人依赖少数农作物维生。布须曼人能利用８５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他们难以想象饿死是怎么回事……别忘了，他们是被农业族群逼进世界上最糟糕的角落里的。过去的猎人，仍然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决不可能过得比现代的猎人还差。”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从食物采集转向食物生产即转向农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增长超出了天然生态系统的食物供给力，从而迫使人们从提高土地食物生产力上找出路。
在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前夕，人口已在欧亚大陆的宜居之地有着广泛的分布。冰期结束后，温暖的气候使动植物和人类都获得了更好的繁殖条件，动植物食物的增长又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支撑。人口的不断增长，对栖息地天然生态系统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超过栖息地食物承载力的人口，在一段时期内还可能有通过部落分化、向外转移的空间。但这种空间越往后就越小，加上冰期结束后气候曾出现过变冷的波动，这种波动导致动植物食物供给减少，对已经增长出来的人口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出路越来越集中到提高栖息地的食物生产力上，过去采猎活动无意间形成的“附属物”开始变得重要而走上前台，并逐步演变成了主角。
正如蜜蜂在采花粉时成了授粉者，鸟类和皮毛动物在取食果子时成了携带种子的播种者一样，人类也在漫长的食物采集历史时期无意间成了播种者。有所不同的是，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人类在栖息地将吃剩的野生植物种子随手丢弃，然后看到它们在来年能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如此播种的周而复始和人类的代复一代，自然不可能观察不到，只不过是在周边自然生态系统食物丰富的时期，采集者不会很看重这些东西，因为自然生态系统中有的是生长得更丰满更可口的食物可以随意选择。但在食物短缺时，这种食物也能成为聊胜于无的补充。只有当人口增长到天然食物出现经常性匮乏而又没有向外转移的空间时，这种副产品才变得重要起来。于是，清除森林、草原中的非食用性植物以腾出空间，集中栽种食用性植物，以大大提高栖息地的食物产出，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减少与周边相邻部落争夺栖息地和食物的冲突才成了必然的选择。因而，与其说种植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还不如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野生动物的驯化也不是某地人的突然“发明”，然后其他地方进行引进的结果。基因研究显示，马的驯化是分批进行的，牛的驯化也分为两支，一支来自非洲和欧洲，一支来自印度。狗的祖先是狼，据线粒体ＤＮＡ研究，狗与狼的分异点在１０万年前，这与现代人类开始出现的时间相吻合，但化石考证所提供的时间只有一万年，这可能是因为化石是罕见的。狗的ＤＮＡ可分为有区别的两大组，表明狗的最初驯化过程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①。绵羊、山羊可能驯化于西南亚。
驯养导致畜牧业的诞生也是无心之果，它可能起源于人类在捕猎过程中，除了会猎杀成年动物外，还会在其身边或巢穴中抓获一些幼兽，由于成年猎物能够满足小群体分享的需求，幼兽太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或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怜悯之心使人类不忍心杀害幼兽，于是幼兽便经常被收养下来，许多动物都有收养异类幼兽的行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更有怜悯之心，有这种行为毫不奇怪，何况人类还有经济上的谋划能力，幼兽养大后，难以约束的可以吃掉；温顺的可以让其再繁殖，待丧失繁殖能力后再吃掉；有些动物则还驯化成了人类的重要帮手，如牛、马、狗等。考古发现早在农业诞生前的冰期，欧洲的狩猎群体就开始了“放牧”鹿群和驯鹿群，萨米人养驯鹿，马塞人养牛，中亚的许多民族养马，到两万年前，在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人类就以半家畜的方式放养瞪羚。能够被驯养的动物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如性情温顺、能在人工环境中繁殖、有使用价值和在经济上合算。因而，在物种丰富的野生动物世界中，只有少数能够被驯养成功。
从采猎转向种养也不需要有生产工具上的重大突破，考古发现在１。７万年前的西亚就有磨板、磨石、臼、镰刀等工具，这些工具适用于采集生活方式，也适用于农业生活方式。制陶在农业诞生之前就有了，如日本在农业诞生之前几千年的绳纹文化就有制陶。定居在食物丰富且稳定的栖息地也出现得比农业早得多，如北美西海岸的印第安人定居地，有上千人口的村落，他们世代靠捕鱼为生。人类在５万年前甚至１３万年前就能造舟渡海，适应种植的需要而制造掘土的工具、储粮的仓室显然不需要有技术上的突破。
种养、艺术不是人类的突然发明，甚至也不是人类的专利。美洲有几十种蚂蚁会“务农”，如切叶蚁会“种植”，它们将树叶切下咬碎，清除不需要的真菌和细菌，再将碎叶片搬到蚁穴中，进一步切碎成均匀的叶糊，拌上自己的唾液和粪便，然后种上自己喜欢吃的真菌种。真菌在生长过程中，切叶蚁还会清除异类真菌孢子，最后就是收获自种的粮食。它们在离巢另建新居时，会带上培育的菌种到新居种植。有些蚂蚁会“养殖”，它们“收养”一些会从肛门分泌糖分很高蜜露的蚜虫，蚂蚁只需抚弄蚜虫的触角，蚜虫就会分泌蜜露供蚂蚁享用，冬天时蚂蚁将蚜虫卵搬到巢里过冬，到了春天就带着孵化的蚜虫外出“放牧”。艺术也不是因农业生产力高使人类有了闲暇而创造出来的。尼安德特人５万年前就会用颜料打扮自己，墓葬也很讲究。而且许多研究都表明，在通常情况下，食物采集者比食物生产者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也更好，人类在前农业时期已创作了不少洞穴壁画、岩画。
人在成长发育阶段的营养状况良好，会使成年时的身材增高，古病理学家研究希腊、土耳其出土的人骨，发现冰期结束前生活在那里的采猎群体，平均身高男性为１７７。８公分、女性为１６７。６公分；到６０００年前农业兴起时，男性只有１６０公分、女性１５５公分，直到现在希腊和土耳其人都没有恢复到其祖先的身高。古病理学家还对比研究了美国依利诺河谷与俄亥俄河谷印第安人采用农业生存方式前后的人骨，发现在这之前，他们非常健康，之后各种疾病纷至沓来，成人的牙齿蛀洞从以前平均不到１个增加到近７个，牙齿脱落和牙周病猖獗，母亲孕期和哺乳期严重营不良导致儿童乳牙珐琅质缺陷，贫血病例增加了４倍，结核病成了风土病，一半人患螺旋菌感染或梅毒，２／３有骨风湿或其他退化性疾病，活过５０岁的人由５%减至１%，２０%的人在１～４岁间夭折。
据英国剑桥大学莱弗休姆人类进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玛尔塔·拉尔的最新研究，与一万多年前采猎祖先相比，现代人的身材、脑容量都缩小了１０%，她认为这种变化可能与缺乏微量元素有关，虽然食物的热量足够多，但身体发育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取不足，如中国古代农民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中缺乏长个子所需的烟酸。美国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阿蔓达·穆默特在２１个从采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的古人类种群中，发现有１９个出现身材缩小的现象，而且伴随而来的是种群患病率的升高，他认为是农业的影响、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传染病的增多，导致世界各地的人类种群身材缩小。人类营养平衡来自于食物多样性，集中种植少数作物虽然使人类吃饱了，但却因营养失衡而付出了健康下降、疾病上升的代价。
因而，从采猎转向种养并不是因为后者有明显的优势、好处，被人们争相仿效而在短期内就完成了这种转变。在人口密度大的平原地区，由于生存压力大选择余地小而转变较快，如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非的尼罗河中下游平原、中国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就是如此。在邻近这些平原的山区，因平原人口转移而密度逐渐增大会仿效农业模式来解决生存问题，但山地森林中的野生动植物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至于边缘山区，则长期更多地保留着采猎生存方式，甚至直到工业生产方式以更高的生产力问世后，许多采猎部落长期与外部进行商品交换，不是不知道农业、工业的生产力更高，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但他们只愿换取一些效率更高的生产工具如锯、斧、猎枪等及某些生活用品，而不愿改变自己传统的生存方式。在农业生存方式诞生以来的一万多年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农业在空间上的进展像蜗牛一样爬行，采猎民族后来虽然在农业民族领地不断扩张、欧洲殖民主义血腥征伐、全球人口增长无情挤压、不平等交换残酷掠夺等等的巨大冲击下走向衰落，但仍有一些顽强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种养业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兴起于世界的几个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也说明它不需要什么新技术的重大发明，而只是人口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西亚地区在约１。３万年前开始种植黑麦，长江流域在约１。２万年前开始种植水稻，南美洲丛林中的开阔地在约１。１万年前开始种植南瓜。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们之间不可能有相互学习的机会，如果有，为何不直接引进别人已驯化的种子？也没有什么技术信息的传递，如果有，它们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为何被跳过？为何传远不传近？冰期结束后白令海峡已被海水隔断，亚洲的农业信息也不可能传到美洲。它们最初种植的作物，都是本地的野生植物，是他们在采猎时代不知已无心“种植”了多少代、熟之又熟的植物，后来有意去专门种植的是选择其中较易种植、产量较高、口味较好的种类，其他的则仍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因而，早期分散的农业发源地都驯化了一些本地的野生植物种类，像玉米、马铃薯的最早种植地在南美洲，辣椒、胡椒、西红柿、鳄梨、番木瓜、番石榴最早的种植地可能是墨西哥，木薯、红薯、竹芋可能最早种植于安第斯东部的低地，葡萄、橄榄、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鹰嘴豆的最早种植地可能都在西南亚。黍类、稻子、大豆是在中国驯化的，芋头、山芋、面包果树、椰子、香蕉、西米可能是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最早种植的。澳洲和南部非洲未发现有发源于当地的人工培植植物，这并不等于是当地缺乏有价值的可人工培植的植物，原因可能是，当地的植物物种非常丰富，土著人口密度低，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比培植植物更少费力气；或者是他们虽有种植，但没有持续地培植使之进化到其他农业民族培植植物的水平，其原因仍然是生存压力小，移动性的生存方式或者还加上土著文化因素的影响。农业中的相互学习和引进都是后来的事。
人类驯化动植物除了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如食用、捕猎、防卫、役使等外，还衍生出了精神上的需求如观赏、陪伴、炫耀、癖好等。猫可以捕鼠，能成为粮食和衣物“保管员”；狗可以捕猎、看家，是生产生活中的“好助手”，因而在农业社会中，无论是农人还是猎人，家中养猫养狗都是常事，目的已不是为了吃肉，而是把它们当成了家庭成员。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种植养殖某些动植物，还有着某种象征意义。早在４０００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舒尔吉国王就在他尼坡的神城附近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园，里面圈养着狮子。圈养狮虎象征着主人的权威和富有，古代的许多国王都这样做，１６世纪印度莫卧儿大帝阿卡巴曾饲养了２万只鸽子、囚禁了１千只猎豺。私人这样做的也不在少数，亚里士多德和西奥多·罗斯福都拥有自己私人的动物园。更为普遍的则是权贵和富商家庭都建私人花园，种养一些名贵的树木、花草和鸟类，这不仅是为了获得一个方便观赏、游乐、休闲的场所，也是一种对身份地位、情趣品味显示和炫耀的心理满足。在人满为患的现代城市中，人们都被分隔封闭在斗室之中，已没有空间去建私人的动植物园了。但仍会有许多人孤养宠物和在小阳台上种点植物，植物能给远离大自然的环境带来一丝生命的气息，小宠物则能给孤独空虚的主人带来些许情感上的慰藉。当然，人们还可以在这些家养动植物的“名贵”程度上作些比较的文章，以给闲暇时间赋予某种有意义的内容，不过“名贵”与否的标准是人为的。已被命名的家养犬至少有３００个品种以上，但它们并没有不同的“纯洁血统”，它们共同的唯一祖先是狼，其野生祖先具有尾巴上翘、爱舔自己的伤疤、经常感染淋病、听到某些音乐符号就想撒尿的特征，被著名分类学家林耐命名为“家犬”。由于人类的驯化选择，其子孙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基因变异，毛色、外形、性情千差万别，但都被人类主人驯化得退化了野外生存的能力，意大利有１００万只被人类遗弃的野狗，其幼崽能活过第一年的只有１／２０；加拿大东部的拉布拉多狗大脑体积比狼的大脑小１／５，仅相当于３个月幼狼的大脑；欧洲南部山区的比利牛斯山狗、安纳托利亚牧羊犬貌似凶猛，其实是体形大的婴儿，追猎能力很弱，即使在饥饿状态下也不愿吃动物的尸体，只吃经人肢解后的肉块。所有品系的狗有约１／４患有遗传紊乱，已知有３５０种遗传性犬类病症。狗的大部分种类都已被驯化成供人把玩的“宠物”，但它们的原始狼性本质并不会消失。人们将狗区分为不同的品种、亚种，但狗与任何狗甚至狼都会发生基因交流问题，ＤＮＡ分析表明，狗的ＤＮＡ注入了俄罗斯狼的基因，所谓纯种狗，不过只是养狗者一厢情愿的标准而已。仅仅是性因素，狗类作为统一体注定要瓦解。新的研究还显示，北美深色或黑色皮毛的现代灰狼，在一万多年前注入了古代狗的基因，这是人类首次通过白令海峡陆桥进入北美时携带了狗所发生的故事。
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的阻隔，人类不同族群种养适应本地环境的动植物品种和可采猎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仍很丰富。工业生产方式出现后，随着世界人口及其需求的高速增长、陆海空交通的全球覆盖和世界市场的迅猛发展，一个曾经是空间和资源近乎无限的地球，在两三百年间变得局促而贫乏，过度的索取和栖息地的丧失、破坏已使野生动植物资源趋于枯竭；急速膨胀的需求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贪求，驱动着种养向生产周期短、产量高的选择倾斜，又使种养的品种趋向空前简化，使种养的动植物基因因此而严重丢失。加上无所不在的工业和生活污染，已人为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物种大灭绝和气候恶化。
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气候是生态安全的基础，这一基础的破坏虽然未必会导致盖娅生命体的消失，但无疑会摧毁她的许多进化成果，使整个生态系统必然要发生重构性的大洗牌，从而使人类的生存陷入变化莫测的风险之中。当代人已意识到这种全球性风险，但这种意识最初是从试图改变局地生态环境恶化开始的，这就是：人们试图通过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来保护在其他环境中已不可能生存的动植物。以往的动物园饲养动物纯粹是为了观赏，与保护动物的意识毫不相干，而荒野则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是文明进程必将征服的对象，这种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人们有了一定的保护意识。通过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来对野生动物特别是对野外已很少有残存的物种来进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成效的，否则，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许多珍禽异兽。
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最早尝试始于１８２８年，伦敦新动物学社团发起第４次倡议，要为英格兰引进动物新种，目的是为驯养、农场、森林、游乐场、肥料场提供更多的储备，该社团后来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珍禽异兽收藏馆，伦敦动物园也为尽力保护自然遗产免受人类侵扰作出了贡献。但是，动物圈养难以为野生动物提供最后的庇护，其一是动物园仅能饲养很少一部分野生动物，其配种繁殖的基因库极为有限，且几乎不存在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选择，这就必然使动物发生被驯化的改变；其二是将它们放归大自然后，其野外的生存能力很差，生存率很低，大多数会死掉或被吃掉。１８７０年前后，巴黎动物园将其圈养的动物放归野外，绝大多数动物都被吃掉了，其他释放例子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释放到野外的圈养动物的基因进入野生种，还有可能使野生种退化。１９３４年人类发现有白虎的存在，现在全球有数百只白虎被圈养，它们全都出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雷瓦的玛哈拉杰猎获的一只雄虎———莫罕，仅辛辛那提的动物园就繁殖了其中的１００多只。白虎、白狮、白猫都是人工驯养中近亲繁殖产生白化病的结果，它们的生命中隐藏着有缺陷的基因，在自然选择中，一旦缺陷性状表现出来就会被自然淘汰。
１９世纪前，哥伦比亚河流中每年都有约１６００万条鲑鱼和鳟鱼回游，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开始大幅度下降，于是人们采用释放人工饲养的鲑鱼以避免它的灭绝。人工饲养的鲑鱼成长快、发育早，具有侵袭性，释放后在配种繁殖时会淘汰野生种，同时，它们又由于原始遗传多样性的丢失，缺乏敏感的适应性，从而加剧了鲑鱼的生存危机。用人工养殖的动物向野外释放的办法去拯救濒危物种，可能于事无补。
全球只有约占土地总面积４%的自然生态系统被列为保护区，它们绝大多数是人工环境包围中的孤岛，内受不断增加的旅游者的干扰和污染，外受不断扩张的农田牧场矿区“兵临城下”的威胁，还有偷猎偷采者和大气环境污染的侵害，不过，比较而言，仍然是相对安全的野生动植物的最后庇护所。孤岛化的保护区狭小空间难以形成健全的自然生态平衡机制，这突出地表现在：没有大型肉食动物，植食动物会失控性增长，从而造成可吃的植物资源枯竭，进而带来植食动物被大量饿死病死，或侵入到农田牧场村落，损毁庄稼和惊扰村民；有了大型肉食动物，植食动物的繁衍数量不足以支撑大型肉食动物可持续存活的种群数量，还会造成植食动物资源枯竭，进而带来肉食动物被饿死病死，或侵入到人类居住地捕食牲畜甚至伤及人类。这种状况使许多自然保护区陷入矛盾的困境：肉食动物“多了”就猎杀肉食动物，植食动物“多了”就猎杀植食动物，仍然是人类在替代自然充当着生态平衡的调节者。这种调节使肉食和植食动物都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风险，而且人类还按照自己的利益标准对生物进行“有益”或“有害”的划分，保护前者，杀灭后者，自然的平衡和进化机制被严重削弱和扭曲。所谓“自然保护”不过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尺度进行自以为是的“保护”，它并不是真正的自然调节状态。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人类过多地侵占了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在狭小的空间中，寥寥无几的野生生物种群无法实现生态系统的自循环、自平稳、自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