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园张家
我入蒙的小学校从前是一座教堂——圣公会。入门处一座礼拜堂，主建筑是一座二层楼房。窗户上镶着彩色玻璃，墙体是一种薄薄的青砖，现在很难再看到这样的砖了。现在流行一种用煤灰和着沙浆再加少许水泥混合而成的免烧砖，据说省工又省料，却不知道质量如何。现在是快餐时代，这个话题，不说也罢。
圣公会建于1914年，距今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但直到不久前我去那里时，虽然屋顶已部分坍塌，但那些薄薄的袖珍型青砖砌就的墙体不见一块分化，不见一处朽损。
从我的家去那座小学校，有两条路可走，如果走大道，需绕过大粮库，绕过中山路，路就远了，但如果走捷径，从后门直接插入一片菜地，就近得多了。五六月天，我们走过那片菜地时，会随手摘一颗菜地里熟透了的蕃茄或是一根水嫩的黄瓜。即使种菜人就在一旁，也是不会介意的。对于那些每年收获上千斤蔬菜的菜农来说，谁又会在意一个过路人采摘的一两颗瓜菜呢？等上三年级时，我们又被转到另一处地方，那同样是一座教会的楼房，我们需要穿过一片更大的菜地。站在那教学楼的二楼阳台上，满目青绿，不见尽头，我这才知道，这片被和悦洲人称之为“小菜园”的菜园子该有多大！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的，小菜园其实并不小。直到现在，小菜园仍是江南一片重要的蔬菜基地，其面积足有五千余亩，所生产的无公害蔬菜除保证着整个铜陵市区几百万人口的蔬菜供应，周边如池州、青阳、南陵等市县的蔬菜市场，也从和悦洲小菜园源源不断地批发蔬菜。小菜园小矣，大矣？由此可见，小菜园之小，并非是对面积的界定，而是对菜的称谓。就像上海人说的：烧两个小菜吃吃。虽然有些菜看起来个头并不算小，像冬瓜或是南瓜之类。在“民以食为天”的社会，人们的观念中，唯有粮食才是大物。这食是谷，是稻，是麦，是粟。从饥饿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有体会，一只糠皮窝窝头，一颗玉米饼子，乃至一小块山芋干，就能让人度过生命的难关，菜的有无是无所谓的。北方人嚼窝窝头时，一根大葱便是极好的佐料。只有到了仓禀足而知荣辱的时代，当人们有条件追求更高的饮食体系与营养结构时，品种的丰富，生态的而无公害的蔬菜才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新的追求。
和悦洲松软的沙土地似乎格外适宜蔬菜的生长，所以大通旧谚《十不舍得》中有：“舍不得，关门口的鲜鱼小菜。”几十年过去了，和悦洲几经变迁，如今，三条大街的石板路上长满了荒草和苔藓，那曾经繁华了一百多年的街道渐渐地变成一片废墟，唯独小菜园依然生机一片。这是上苍对和悦洲特别的恩惠，是和悦洲小菜园对这个世界的特别惠顾。
我去和悦洲，往往选择下午三四点钟，这是菜农们往外运菜的时候。我喜欢站在渡口，看一队队，一列列的运菜大军从清字巷渡口逶迤而出，看那些肩挑车拉，将一捆捆蔬菜运到那条机动船上的菜农们黧黑的脸上满足的笑容，看那些青凌凌的蔬菜在阳光下透着诱人的绿意。江风吹拂着，那些香芹、芫荽每一茎都散发着阵阵香意——我似乎从来都没有闻到过这样的菜香。有时候，我会同他们套着近乎，但他们对我的问话爱理不理，他们似乎觉得，我与他们并不是一路的人。往往这时候，我就真的有了一丝莫名的惭愧，赶紧把我的相机掖进怀里。
和悦洲小菜园有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姓张，我们叫他张伯伯。直到今天，我一直不知道他与我们究竟是什么亲戚。大约六七岁时，我曾跟着母亲去过一次张家，而现在，留在我记忆里的就只有一间简陋的草屋，四周一畦畦青青的菜地以及空气中淡淡的粪水气，再也记不起其他了。平常的时候，两家并无太多的交往，只是每年到了腊月三十的清晨，厨房里会有满满一篮青菜：乌心白、香芹、芫荽以及菠菜等，那些水凌凌的青菜透着一种宝石般的绿意，让整个厨房漫溢着一股春节的气氛。每年张伯伯来时，除了早起的母亲，我们都还在睡着，等到我们起床，张伯伯已经走了。
直到很多年后，腊月三十清晨前来送菜的是张伯伯的妻子，这才知道，张伯伯过世了。母亲怪罪着婶，怪她不该把这样大的事不报告我们。婶说，老头子去得很急，也就来不及通知所有的亲戚。
1982年，父亲离开人世，眼看着我们在大通的家将不复存在，但我们还是决定在大通过最后一个春节。腊月三十的清晨，来给我们送菜的不再是婶，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张伯伯的儿子。于是我们知道，那个小脚的老女人追随她的丈夫去了很远的地方，不再回来了。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与小菜园张家早就失去了联系。前年我带着母亲回和悦洲时，刚踏上清字巷的沙滩，母亲就说，不晓得小菜园张家还有没有人在。我知道，母亲想去小菜园看看，想去看看张伯伯家的后人。但毕竟失去联系太久，想找，也问不到路了。
江北人
我记得这里原来有一条河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玉带河，河上有一座桥，玉带桥。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得经过这桥。说是河，当然有些夸张，不过是一条小沟，两米宽左右，但水却是活水，真的就像一条玉带，由这条街一直逶迤过去，一头连着祠堂湖，一头通着长江，水一年四季都是清朗朗的，与这河连接的祠堂湖的水也是清朗朗的。
老佘说，日本人占领大通时，他还很小，那时候，常常有一些日本婆子穿着比基尼在湖里游泳。老佘说得不错，就是我小的时候，祠堂湖里的水也是清朗朗的，我一开始学游泳，也就是在祠堂湖。没有自来水的日子，大通人一般都是在这湖里洗菜，洗衣，洗被。这一切，都得力于那条只有两米宽的通往长江的玉带河。
现在，玉带河没有了，玉带桥也没有了。连同老运动场，一同被夷为平地，做了菜市场。每次我来大通，都要赶一回早市，买我喜欢的臭干子或是香菜。有时碰巧，还会买到一二条江鱼。
我起得太早了，早市上还没有多少人。但已经有人在地上摆着摊子，菜贩子在他的小菜上洒着水，鱼在塑料大盆里游着。有收音机在唱庐剧《秦雪梅吊孝》。我自幼不喜欢听这种像哭一样的倒板子戏，只有江北那边人才喜欢听。
庐剧是从一个肉案子上发出来的，肉案子上摆着半片猪，一个约五十来岁的汉子坐在肉案子后面悠闲地抽着烟，听着秦雪梅在吊孝。一般说来，凡五六十岁的大通人，起码都是面熟的，虽然岁月已在他们的脸上刻下许多痕迹。但这个听庐剧的男人我却面生得很。我怀疑他不是大通人，而是从江北那边过来的。老大通人大部分都在市里买了房子，空下来的老房子，就租或卖给了江北那边过来做小生意的人。
对面路边摆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塑料盆，里面养着鲫鱼，大约六七两一条的样子。一般说来，如果摊子上摆着大小不一的鱼，品种也不齐全，那应该是江鱼，是挂钩或丝网打上来的，而像这样，一只盆里养着整齐划一而且是活着的鱼，他咬死了说是江鱼，也别信他。
我走过原先的玉带桥的位置，出运动场时，转拐处有一家油条锅。昨天延龄说，这一家油条锅炸的花卷比较地道，有他父亲当年的风味。我决定在这里停下来。油条锅边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模样还算干净。油条锅也刚刚开锅。我取出保温杯，要了一根油条，一颗花卷，又从对面刚刚摆下来的豆腐摊子上买来两块臭干子，坐在这个中年女人的油条摊前吃起了早点，并体会着当年父亲的心情。花卷果然不错，内外焦黄，但到底比不得延龄父亲当年的花卷松脆绵软。我一边吃，一边同女人搭讪着。
我说，都说你的花卷炸得不错，你有什么诀窍吗？
女人笑笑说，我要把诀窍告诉你，你不就学去了吗？
我说，那也是。
女人看看我，说，不过你也不像是干我们这一行的。
我说，你也不像是大通人，江北那边过来的吗。
女人说，是的，我家在梅龙那边，在这里租了房子，讨饭一样啊。
我说，你不能这样说，大通这一片都说你的花卷好，讨饭能讨到这样的名声吗？
女人又笑笑，显然，她对我的恭维还是在意的。
早市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人来人往的。女人说，要不等油开了下锅，炸出来的花卷才会内外焦黄。
这是又一种说法，而我昨天听延龄说，要等油烧开了才将花卷下锅，这样炸出来的花卷有一层焦黄的皮，里面却松软，一只花卷，能吃出两种味来。不等油开和等油开了，炸出来的花卷风味不同，就看各人的口味和喜好了。对于炸花卷的人来说，就同我们写作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风格，读者群当然也是不一的，关键还是功夫。
一个女人提着一杆老秤，一只篮子，篮子里有几条大小不一的鲑鱼，要死不活的样子，另有一只塑料桶，桶里养着一条三四斤重的鲤鱼。我伸头看了一下，女人站住了，说，你要吗，刚从江里打上来的？我知道她没说谎话，鱼和她脸上的傲慢都可证明。问了一下价，女人说，鲑鱼十八，鲤鱼十四，要不要？我说，我家不在这里，我没法要。女人说，不要你问干什么？女人一张口，我就知道她既不是大通人，也不是渔船上的人，而是江北那边过来的人。
我开始往回走，走到那个猪肉案子前，那个男人的猪肉案子还没开张，那架小型收音机还在唱着庐剧。我问他，你是江北人吧，早上你一直在听庐剧。男人说，你说对了，我老家在无为，姚沟你晓得吗？我说我晓得，我过去一个同学就是姚沟人。
我把一条街都走遍了，也没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现在这条街上从江北那边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大通的这条石板路已不再是从前的石板路，大通人也不是从前的大通人了。世界每日迁流变化，生生不息，就是我，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大通人了。
国平的烟
国平是我的老乡，但我离开和悦洲时，他刚出生，他上大通中学时，我已举家迁徙他乡。因此，我与国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出生五十年之后。当时他正在和悦洲拍一个与我有关的电视专题片。
我们走在荒草丛生的石板路上，但整个和悦洲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几条废街。当我们走到浩字巷附近的一座废墟前时，国平放下摄像机，点燃了两支中华烟，他将其中的一支烟恭恭敬敬地放在一座门坎上，一支留给他自己。这是国平的故居，那支烟，国平是点给他父亲的。
国平父亲生前是一个皮草鉴定师，无论什么皮子，只要一过他的手，他就立即能说出是冬天的皮子还是夏天的皮子。国平父亲爱烟，一天之中烟不离手，但那时没有中华，没有小熊猫，只有大铁桥、玉猫或是东海。后来是佛子岭、飞马、大前门。等到能抽过滤嘴时，老父亲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像老父亲一样，国平嗜烟，但他说，每次当抽着一种品质极好的烟时，他总会想到他的老父亲。因此，每次回和悦洲，国平总要揣上一包软中华或是小熊猫，他一支，他父亲一支。那场面是令人感动的，于是，我们也默默地站在一旁，看这一对父子在袅袅的香烟里阴阳相隔，默默地诉说着别后的话题。
郭熙之的纪录片
去年冬天，我在和悦洲遇到了电视制作人郭熙志，当时他正带着他的助手拿着小型摄像机在浩字巷附近拍他的又一个关于和悦洲的电视纪录片。郭熙志的家在大关口附近，离我的出生地不到一百米。同我一样，郭熙志也是吃着江水长大的，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电视台，后来又去了深圳，从事电视节目制作。几年前，他的纪录片《渡口》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大奖，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个有关故乡的节目。现在，郭熙志再次回到这条已成废墟的街道上，回到浩字巷，他希望能用十年时间拍一部关于和悦洲历史和文化的纪录片。他说，到时候，他要在清字巷拉一块幕布，邀请和悦洲所有健在的老人观看他的这部纪录片。
钱和生的修房梦？那一次我们在和悦洲还见到另一个和悦洲人钱和生。他是国平的邻居，家的大门正对着浩字巷。几年前，花甲之年的钱和生突然回到和悦洲，不顾家人的反对，以他有限的退养保证金，决计修复几近倒塌的故居。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得到母亲在一天夜里托给他的梦。现在，钱和生将故居修复得跟从前一模一样，连屋顶上的亮瓦也仿照当年被安放在同一位置。他在屋里摆放了母亲当年用过的器物，并供上所有故去长亲的遗像，每当清明或是冬至，钱和生会回到故居，和母亲共度一段默默的时光。钱和生还特地为他所有儿女都配上一把故居的钥匙，钱和生说，他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不要忘记故居，不要忘记祖辈们曾经的生活。
汪更生的蛋糕坊
几天前铜陵就有人用短信告诉我，央视“走遍中国”栏目将于某日晚播放铜陵和悦洲的内容。我记住了，但到了时候，却忘记了。那天晚上，我接到两则短信，一则是商业信息，并祝我生日快乐（这一天并不是我的生日），一则是我的学生鲁生发来的，告诉我央视四套正在播放的内容。
随着画面的流传，和悦洲，在一个个熟悉面孔的叙述中向我走来。我于是再一次看到那一处处已成废墟的房屋，看到那苍凉背后所发生的一幕幕令人感叹的故事和一个个熟悉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