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所以养五脏之气，病而气虚，所以不能多食，少则补，多则伤。五味各有独到的治疗功能，据《内经·藏气法时论篇》所说，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谷粟菜果都有辛甘之发散、酸苦咸之通泄的效用，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这样的道理：食物不仅可以果腹，给人以营养，而且都有良药之功，可以用于保健。
这里将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的性味都阐发出来了，其中的主要理论基本为现代食疗学所继承。《内经·素问》为假托黄帝之名而作，从它的思想体系分析，人们认为同战国时的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有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引述的五味健身的理论，经现代医学的检验，应当说是正确的，是可取的，它也是历代医家所奉的圭臬。
一般凡属辛、甘、湿、热的阳性食物，大多有升浮作用，有升阳、益气、发表、散寒功用。凡属酸、苦、咸、寒、凉的阴性食物，则多有沉降作用，有滋阴、潜阳、清热、降逆、收敛、渗湿、泻下功用。我们一般的食者，不大了解各类食物的性味，读了《内经》也许会弄得不知如何动筷子，不知吃什么才好。其实一般日常饮食，只要不偏食某味，不要吃得太杂太多，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害的。食物的性味大多比较平和，短期内偏食某种食物，也不致弄出什么毛病来。当然在身体有了毛病时，或者体质本来就不大强壮，饮食还是注意一些为好。古人的经验，许多是由教训中得出的，而饮食保健的许多原则，又是数千年数不清的人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虽不是都有值得传承的价值，但总的理论体系还是值得肯定的。过去有存在的价值，现在和将来依然也有价值。
食疗术
饮食既能养生，又可疗疾，不过弄不好也会造成病痛与死亡，这些道理早在野蛮时代人们就懂得了。然而这些知识要上升为科学，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唐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研究食疗的学者和著作，一个新的学科逐渐形成。
唐初医药学家孙思邈，少时因病而学医，一生不求功名，潜心研究医药学。他著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被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的这两部著作有专章论述食疗食治，对食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千金方》又名《备急千金要方》，全书三十卷，第二十六卷为食治专论，后人称之为《千金食治》。所以名为“千金”，有一方药值千金之意。孙氏自谓“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千金食治》的绪论部分谈到了食疗的必要性，孙思邈援引东汉名医张仲景的话说：“人们平时不必妄用药物，否则会影响肌体内的平衡。”孙思邈说：“人安身的根本，在于饮食；若要疗疾见效快，就得凭于药物。不知饮食之宜的人，不足以长生；不明药物禁忌的人，无法根除病痛。这两件事至关重要，如果忽而不学，那就实在太可悲了。饮食能排除身体内的邪气，可安顺脏腑、悦人神志。如果能用食物治疗疾病，那就算得上是良医。作为一个医生，先要摸清疾病的根源，知道它给身体什么部位带来危害，然后以食物疗治。只有在食疗不愈时，才可用药。”孙思邈还谈到饮食不当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提倡少吃一些佳肴，要注意选择对人体有益的食物。他告诫人们说：“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人饱，食讫觉腹中彭亨（涨肚）短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臛、酥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仿。夫在身所以多疾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又鱼脍诸腥冷之物，多损于人，断之益善。乳酪酥等常食之，令人有筋力胆干，肌体润泽，卒多食之，亦令腹胀泄利，渐渐自已。”这既谈到一些配餐禁忌，也谈到饮食与季节的关系，尤其节食一说，包含着极科学的道理。
《千金食治》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等篇，详细叙述了各种食物的药理与功能。
果实篇述及槟榔、豆蔻、蒲桃、覆盆子、大枣、生枣、藕实、鸡头实、芰实、栗子、樱桃、橘子、梅、柿、木瓜、甘蔗、芋、杏仁、桃仁、李仁、梨、安石榴、枇杷叶、胡桃等二十多种果类。提倡多食大枣、樱桃，能使人身轻如仙。告诫不可多食者有：梅，坏人牙齿；桃仁，令人发热气；李仁，令人体虚；安石榴，损人肺脏；梨，令人生寒气；胡桃，令人呕吐、动痰火。食杏仁尤应注意。孙思邈引扁鹊的话说：“杏仁不可久服，令人目盲，眉发落，动一切宿病，不可不慎。”
菜蔬篇记有包括枸杞叶、枸杞、瓜子、越瓜、胡瓜、早青瓜、冬葵子、苋菜实、苦菜、荠菜、芜菁、菘菜、芥菜、苜蓿、葱、韭、薤、海藻、白蒿、藿、莼、小蒜、茗叶、苍耳子、食茱萸、蜀椒、干姜、生姜、芸苔、竹笋、茴香等在内的蔬菜野菜五十多种。孙思邈说，越瓜、胡瓜、早青瓜、蜀椒不可多食，而苋菜实和小苋菜、苦菜、苜蓿、薤、白蒿、茗叶、苍耳子、竹笋均可久食，令人身轻多力，可延缓衰老。
谷米篇记有谷物及其酿造制品二十余种，包括薏仁、赤小豆、荞麦等，食盐也附在其中。孙思邈说，薏仁、胡麻、白麻子、饴、大麦、青粱米久食身轻有力，令人不老；而赤小豆令人肌肤枯燥；白黍米和糯米令人烦热；盐损人力，黑肤色，这些都不可多食。
鸟兽篇记述了包括虫鱼在内的动物及乳品四十余种，有人乳、马牛羊猪驴乳、酥酪、醍醐、熊肉、青羊、狗脑、猪肉、鹿肉、獐骨、麋脂、虎豹肉、兔肝、鸡、石蜜、蛇肉、鲤、鳖、蟹等。其中乳酪制品对人大有补益；虎肉不可热食，能坏人齿；石蜜久服，强志轻体，耐老延年；腹蛇肉泡酒饮，可疗心腹痛；乌贼鱼也有益气强志之功；鳖肉食后能治脚气。
《千金翼方》是为补《千金方》的不足而写的，两书宗旨相同，内容相近。
他主张晚餐不饱不醉，否则难得长寿；主张“醉勿食热，食毕摩腹能除百病”；并创立了“食后将息法”。孙思邈还说：“热食伤骨，冷食伤肺。热无灼唇，冷无冰齿。”
孙思邈这些虽都是经验之谈，不过想想孙思邈享年有百余岁，我们满可以放心地接受他的养生学说了。
在孙思邈门下，还有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孟诜，也是一位寿星佬儿。孟诜师事孙氏，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食疗专著《神养方》。后由其弟子张鼎作了增补，易名《食疗本草》，共载食疗方227条，集药用、食品共一册，但此书早已散佚。这本书的许多内容散见于其他一些唐宋医籍中，近代许多学者进行了辑佚，出版了比较完备的辑本。
唐代末年，四川名医昝殷写成《食医心鉴》一书，也属食疗专著，不过有所创新。唐代其他一些医学著作中，有时也载有食疗内容。唐人讲究食疗食治，并不只是限于医药学家们，事实上它在唐代已成为一门比较普通的学科。
药膳
药膳这个词，是最近十多年才出现的，而且有愈叫愈响的趋势。但药膳的形式，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药膳是以药入食，中医营养学理论认为食物与药物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不过在量的取用上区别是明显的。食物每日不可缺少，药物却不是这样，一般是有病才用药，剂量要求很严格。以药入食，主要还是为了使味道大多不佳的药物具备诱人的味道，以改变用药为用餐的方式，达到防病、保健、治病和康复的目的。
大约从唐代末年开始，一些食疗著作已不能满足于探讨单味食物的治疗保健作用，开始了复合方剂的研制，出现了一种新的医疗体系，由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药膳出现了。药与膳的结合，将古代食疗学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拓这个新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唐代末年四川名医昝殷的《食医心鉴》。他的《食医心鉴》原为两卷，宋代后即已散佚。近代学者罗振玉游日本时，得到日本人由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的辑本，共一卷。辑本大体可以反映出原书全貌，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所在。书中不像过去的食疗著作那样，只介绍单味食物的治疗作用，而是以病症分类，每类中开列数方或数十方。
昝殷在论述每类疾病之后，具体介绍食疗处方。这些食方剂型包括粥、羹、菜肴、酒、浸酒、茶方、汤、乳方、丸、脍、散等，选用食物以稻米、薏仁、大豆、山药、羊肉、鸡肉、猪肝、鲤鱼、牛乳最为常见。这可以称为初级药膳，如治心腹冷痛用桃仁粥；治五痢用鲫鱼脍；治痔疮用杏仁粥；治产后虚症用羊肉粥等。
到宋代时，药膳又有发展，应用也更加广泛。北宋初年编定的《太平圣惠方》及稍后出版的《圣济总录》，是两部重要的医药巨著，都分别有几卷专论食治。两书所列食疗方大多属药食共煮的药膳形式，分粥方、羹方、饭方、饼方、胜方多种。
宋代还有专为老年人写成的食疗专著，曾任县令的陈直，就撰有《养老奉亲书》一卷，为老年保健提供了许多食疗方。至元代又有邹铵的增补本，共四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养老奉亲书》分饮食调治、医药扶持、四时养老、食治养老、食治老人诸疾方、简妙老人备急方等几部分，他在“食治养老序”中说：“人若能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倍胜于药也。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况是老人之疾，慎于吐利，尤宜用食以治之。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这也应当是陈直撰写该书的初衷之一。
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第二卷“食疗诸病”一节，述及药膳几十种，也极有价值。其他还有约150种饮馔，不少也属药膳之类，有汤羹、粥面等，有配料和制法，并注明所治病症。
现代热门的药膳，主要的也不外乎是粥食、面点、羹汤和菜肴，市肆上推出的多以菜肴为主，并出现了专营药膳的餐馆。常用的药膳有虫草鸭子、白果全鸡、黄芪炖鸡、米酒炒田螺、莲子猪肚、杜仲爆羊腰、百合粥、荷叶粥、马齿苋粥、茯苓饼、山药糕、当归羊肉羹、山药奶油羹等。许多病症都有药膳验方，许多人都在关心食疗，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不少医生与厨师也在不断开发新的药膳品种，出版了一些药膳食谱。
药膳虽好，不过推广有一些问题。如我们的《食品卫生法》规定，严禁在食品中加入药品，药膳岂不成为违法制品？为解决这个矛盾，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又特地开禁，公布了几十种可以加入食品的中药，如刀豆、大枣、干姜、山药、山楂、枸杞子、牡蛎、桂圆肉、百合、花椒、赤小豆、苦杏仁、昆布、莲子、木瓜、乌梢蛇、酸枣仁、栀子、甘草、罗汉果、肉桂、决明子、陈皮、砂仁、乌梅、肉豆蔻、白芷、菊花、藿香、沙棘、青果、薄荷、丁香、白果、香椽、茯苓、香薷、红花、紫苏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已入药膳却没有合格身份的中药，如何进一步合理地开发，是有关专家们正在探讨的课题。
药膳在国外也有，甚至比较盛行，被称为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有趣的是，国外的保健食品中所采用的药物原料却是取自中药，有人参、枸杞、红花、意苡、枇杷、柿叶、葛根、大蒜等。
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欧洲的不少保健食品，现今仍然畅行欧美大地。欧美市场上能见到许多中国传统保健饮品和食品，如菊花酒、竹叶酒、五加皮酒、人参酒、枸杞酒、木瓜酒、鸡蛋酒、蜂蜜酒、乌龙茶、橘皮茶、茯苓饼、八珍糕、薄荷糖、松子糖、姜汁糖、话梅和药橄榄等。中国的药膳药饮，越来越多地涌入国际市场，进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饮食生活中。“国粹”筷子
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筷子，它的使用可能已有近六千年的历史，筷子被看做中国的国粹之一。在《礼记》上就记着“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就是说孩子到能吃饭的时候，你一定教他用右手拿筷子吃饭。考古发现的各时代的筷子，有骨质的；有铜质的；也有金、银、玉和竹木质地的。
比起勺子和叉子来，国人对筷子有更为特别的感情，朝夕相处，每日作伴，“不可一日无此君”。虽然如此，我们对筷子的历史，却未必人人都能道得出究竟。论说起来就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遗憾了。
筷子中国古代箸的出现要晚于餐勺。自从筷子出现以后，它便与餐勺一起，为人们的进食分担起不同的职能。
虽然箸的形状是那样的小巧，不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古箸数量却不少。年代最早的古箸出自安阳殷墟—○○五号墓，有青铜箸6支，为接柄使用的箸头。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发掘时，在商代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地层里都出土有箸、有骨箸、也有象牙箸，箸面还装饰着简练的纹饰。春秋时期的箸还见于云南祥云大波那木谆铜棺墓，墓中出土铜箸二支，整体为圆柱形。
到了汉代，箸的使用非常普遍，它被大量用作死者的随葬品。考古发现汉代的箸除铜箸外，多见竹箸，湖北云梦大坟头和江陵凤凰山等地，都出土了西汉时的竹箸。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竹箸16支，一端粗一端细，整体为圆柱形。马王堆汉墓也有竹箸出土，箸放置在漆案上，案上还有盛放食品的小漆盘、耳杯和酒卮等饮食器具。在云梦和江陵汉墓出土的竹箸，一般都装置在竹质箸筒里，有的箸筒还有几何纹彩绘图案。
东汉时的箸，考古发现的大都是铜箸。湖南长沙仰天湖八号汉墓发现的铜箸二支，首粗足细，整体为圆柱形。在山东和四川等地的汉墓画像石与画像砖上，也能见到用箸进食的图像，例如新都马家东汉墓出土的“宴饮图”画像砖。图中三人跽坐案前，案上放置箸两双，左边一人手托一碗，碗中斜插箸一双，这表明当时箸的使用已是相当普及。在汉代画像石里，有一幅“邢渠哺父”孝子图，画面上的儿子拿着筷子夹着一块食物送到父亲的嘴边，以此表示他的孝敬，这是表现用筷子的生动场面。汉代箸的形状两端粗细不同，大体为圆柱形，长度一般为25厘米上下，直径多数只有0．3—0．2厘米。
隋唐时期的箸考古发现较多，箸的质料有明显变化，很多都是用白银打制的，文献记载唐代还有金箸和犀箸。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银箸，出自长安隋代李静训墓，箸两端细圆，中部略粗。浙江长兴下莘桥发现的一批唐代银器中，有银箸30支，也是中部稍粗。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一批唐代银器上，有箸36支，一端粗一端细。隋唐时期的箸，大都为首粗足细的圆棒形，长度一般在28—33厘米上下。
宋代的箸，考古发现不少。如江西鄱阳湖北宋大观三年墓出土银箸两双，长23厘米，首为六棱柱形，足为圆柱形。四川阆中曾意外发现一座南宋铜器窖藏，一次出土铜箸多达244支。铜匙111件，铜箸首部亦为六棱形，足为圆柱形。成都南郊的一座宋代铜器窖藏中，发现首粗足细的圆柱形铜箸32支。
元代的箸略有增长的趋势，如安徽合肥的一座窖藏中有银箸110支，其中长25．6厘米的有106支，首部截面呈八角形。
宋辽金元的箸，形制比起以往，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大都是圆柱形或圆锥形，也有六棱形、八棱形，比较重视箸首的装饰。长度一般为23—27厘米，最短的为15厘米。
明清两代，箸的形状有了明显变化，流行款式大都是首方足圆形，也有圆柱形的。明代开始有了类似现代这样的标准的首方足圆箸。四川珙县悬棺中发现竹箸一支，首方足圆、满髹红漆，上有吉祥话语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