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祭天的正祭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做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穰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胙。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祭地，《释名释地》云：“地，底也，言其底下载万物也。”大地承载万物，所以历代帝王莫敢不敬地如天。《周礼·大司乐》：“冬至日，礼天神；夏至日，礼地祇。”古人认为天圆如穹隆，地方如棋局，以圆盖方不能密合，所以方地四周泰山桧松为四海，而方地则按“中国”和四面八方分成“九土”，又称“九州。”按这种宇宙模式，祭地神在泽中筑方坛以像地，四周有水像四海，叫“方丘”或“方泽”。周时，人们在国都的北郊建方泽坛祭地；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祭地或与祭天同时同地在南郊进行，称为郊祀天地；或在北郊于夏至日专门祭祀。祭地的仪式总体上与祭天相似，不过燔烧祭品的方式变为瘗埋或血祭。瘗埋即将牺牲埋入土中或地坛中，直接向地神献祭；血祭即以人或牲、畜的鲜血直接滴入土中。
封禅，是祭天的最高礼仪。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曰“封”，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甫）山或肃然山等处筑坛祭地，报地之功，曰“禅”。如《白虎通义》所说：“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禅梁父之趾以报地。”泰山为五岳之首，是日出之处，古人认为它离天最近，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上去祭祀天上最高的上帝，以表示王者是承受天命而治理下民。所以，古代天子受命登基之后，便往往要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告示上苍，已按其兆示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从而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同时也借祭礼来祈求上天的庇佑与赐福，保江山社稷安泰。另外，历来封建统治者认为封禅是“太平盛世”的事，即“封禅以告太平也”，有德政的皇帝才有资格封禅。它也成为颂扬皇帝“功德”、粉饰太平的手段。封禅之说，现存文献最早者为《管子·封禅》，其中记载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就有七十二家。《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封禅的仪式不但复杂，而且神秘。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记载。进入封建社会，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的封禅仪式不尽相同。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他于公元前219年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秦始皇封禅之前，召集儒生博士70人询问封禅的礼仪，儒生众说纷纭，秦始皇无所适从，最后自定封禅的仪式。他从泰山南坡上至山顶，“立石颂德，明其得封”，然后从山北坡下，禅于梁父山，礼节类似太祝之祀雍上帝，但封藏皆秘，所以世人不得而记。
汉武帝封禅前，也屡次和诸儒生研讨封禅礼仪不决，最后由武帝自定，按祭祀太一神的仪式又加礼，以示隆重。其封土在泰山脚下东方。封土下埋藏玉牒书，内容保密。进行封土礼后，汉武帝独带侍中霍子侯登上泰山，也进行封土，仍保密。登泰山顶的次日，从泰山北道下来。到梁父的肃然山举行禅礼。山下的封、禅两次典礼，与祭者均穿黄色衣服，用江淮间产的“一茅三脊”作为铺垫，用象征五方的五色土加封。举行封礼前，命令宫廷侍从和儒生均头戴皮弁，束大带，插笏版，举行射牛礼。举行封礼后，纵放从各地搜集来的“远方奇兽尺禽及日雉”。典礼完毕，武帝在泰山的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颁下诏书，宣扬封泰山时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景光”，以表示自己得到了上天的认可。为纪念这次封禅大典，汉武帝在当年改元为元封元年（前110年）。其后，汉武帝又多次到泰山封禅。以后历代的封禅，基本上与此雷同，但细节各异。
纵览中国古代，共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六位皇帝举行过泰山封禅典礼。想封禅而未果的，有魏明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自南宋后的几朝皇帝把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年间，又将天地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即地坛）祭地，把南郊原建的圜丘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祈谷。明朝郊祭时“陈户口钱谷籍于坛下”。清朝时也在天坛祭天祈谷。清朝后期，礼制禁防稍弛，民间逐渐产生祭天的习俗，人们往往在元月元日，焚香拜天，继而祀祖。民国以后，祭天更以一种平实的面目出现于民间，成为民俗，如婚庆礼仪中的“拜天地”等。
社稷坛祭祀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由来久远。
现存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其前身便是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期所建的社稷坛。说得更精确一点，这种铺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实在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有关明代的史料说，这种太社坛在明代先后有三处：一在南京，一在中都，一在北京。公元1367年（洪武前一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的两坛，社稷分开。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太社坛才改在午门的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这座太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那么社稷坛祭祀究竟源于何时呢？据有关史料来看，自汉以来直到清代，社稷坛的建筑几乎都以周代作为依据。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掌管国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掌有“以血祭社稷”的职责；又有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负责社稷坛的建立；在祭祀的时候，鼓人“以灵鼓动社祭”，敲击一种名叫灵鼓动的六面鼓动；舞师“教帗（fú）舞，率而舞社稷之祭祀”，领头者用一种柄上系着五色缯的名叫帗的舞具，跳一种称做帔舞的舞蹈。不难看出，祭祀社稷的活动在周时的确是隆重而热烈的。
尽管这样。人们却认为对社稷的祭祀不是从周朝开始的。《史记·夏本纪》写道：“尧崩，帝舜……曰：汝其往视尔事矣。……禹乃行，相干宜所有以贡。”《尚书·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五色土。”前人普遍认为，《禹贡》中徐州所贡的这五色土，便是舜时铺填社坛的所用之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大夫蔡墨答魏献子问时，说：“后土为社，……柱为稷，自夏以土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无怪乎《汉书》在述及汉时对社稷的祭祀时要说“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了，这个“尚”，就是久远之意，夏禹呢，不过是“遵之”而已。
太庙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祭祀社稷的呢？《白虎通义》的记载是后代学者普遍接受的。《白虎通义》的《社稷》篇是这样总结前人的看法的：“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地。”成书年代比《白虎通义》稍早一些的《孝经援神契》也说：“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要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xí）之中能长五谷之祇（qí），故立稷而祭之。”这一看法根据我国古代地貌学的观点，把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称为“五土”），它认为，原隰（即湿润的平地）不过是五土之一，而社却是五土的总神，因而人们说社时就可以代表稷，社稷也就又可简称为社，祭社也就是对社稷的祭祀。由此看来，人们对社稷的祭祀的确是出自对养育自己的乡梓国土的感激之情。
不少人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古代对社稷的祭祀只是帝王的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其他史料印证，《礼记》中关于社稷坛建置的记述还是相当可信的。《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祖，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群王所建立的最高等级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五色，正是五方的象征。据称，在未实行郡县制之前，君王要分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上取一撮色土赐与该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它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社坛也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下一级置社时所立之坛，当然也就只能用本土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国君在仲春仲秋之时还要“择元日，命民社”，这样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组织也叫“社”。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还要各栽其土所宜之树，这树也是社的标志。《论语·八佾（yì）》载，哀公问社于宰我时，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经柏，周人以栗。”不少学者认为，这松、柏、栗，便是立社时宜栽的树木。《庄子·人间世》讲述的匠石在齐国曲辕所见的其大蔽牛的栎社树，抑或正是周初立社时所植栗树的别种。《礼记·效特牲》还说：“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zī）盛”。意思是说，在称做社日的会堂主这一天，全社里的人都要出来参加会堂主的活动；为了准备会堂主所用之牲，国中之人都参与了跟社猎有关的劳作；为了供给祭社需用的谷物，农家一起凑集了必需的粮食。
至于民间为祭社而建立起的组织——“社”的规模，汉代《风俗通义》和《说文》都曾引用前人的解释：“二十五家为社。”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别的资料也有说十二家、五十家、乃至一百家的。汉时，民间就自发组织过不少不合规定的私社，因而才有官方禁止自立私社的命令。南北朝时，《荆楚岁时记》描述祭社这天民间风俗时这样写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láo），为屋于树下，先祭社，然后飨其胙（zuò）。”说的是社日这天，住在一起的左邻右舍邀约在一起，各自凑上一些祭社的肉食和米酒，在树下搭起了棚屋，一起祭祀了社稷之后，或者各分一些祭品，或者兴高采烈地会餐一顿。
社日民间活动最普及的时期，大概应推唐宋，这时的社日简直成了民间的盛大节日。社日来临时，各社便杀鸡宰猪，到了祭祀的时候，几乎全社人都要出来参加庆祝活动。这天还有一种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糕社饼。那时除了做社日的活动外，几乎其他事都不干了，连妇女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当媳妇的还可以回娘家。农村里，同社人的聚会饮宴更为引人注目，社鼓神鸦，优扬处处，畅饮欢歌，热闹非凡。孩子们这天也无须再念书，当然更是欣喜若狂，外公姨舅们还要送些葫芦儿、枣儿之类零食，还要玩一种名叫斗草的游戏。社日这天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老百姓的这些欢乐，自然也引起了接近民众的诗人的极大兴趣，如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等，都在他们的诗中描写了社日的盛况。而这社日邻里的会集，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一词的起源。
由于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民间集社集会的钳制，宋以后，民间的社日活动便开始走向衰落，以致到了最后，百姓所用的社稷坛竟然变成了广布全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不过民间社日的娱乐活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如鲁迅先生《社戏》一文所描写的，就是清末江南地区的社日生活。
祭祀山神水神
人们对于自己知识范畴以外的事物，总会怀有恐惧和敬畏的心理。尤其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面对人力无法了解和掌控的自然现象时，会产生原始崇拜。祭祀山神水神即由此而来。
祭祀山神水神由来已久，《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即有五岳四渎之祭，称为“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水神有四海之神、四渎之神和天后等说法。
四海之神。古人认为，大地的四面都是海洋，且四海都有神灵主之，即所谓四海之神。在《山海经》中就有东海、南海、北海这三海之神的说法了。西海之神的出现稍微晚些。四海之神与四个方向相对应，人们为他们取了世俗化的名字，甚至还安排了他们的婚姻。《重修纬书集成》卷六《龙鱼河图》云：“东海君，姓冯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隐蛾；南海君，姓视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灵名素简；北海君，姓是名禹帐里，夫人姓结名连翘。”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秦朝以前，人们就开始立庙祭祀四海之神了。汉朝以后，朝廷开始了祭祀海神的常礼。唐朝，朝廷加封东海神为广德公，南海神为广利公，西海神为广润公，北海神为广泽公。宋代还在京城设海神坛，海神被加封为王，如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后来，祭祀有了统一的时间地点上的规定：立春日，祭祀东海于莱州；立夏日，祭祀南海于广州；立秋日，祭祀西海于河中府；立冬日，祭祀北海于孟州。四海之神中，以南海之神最为人所尊崇。这大概是因为南海常有风暴海潮等自然灾害，且当地渔业较为发达，人们为了生存，便祭祀海神请求他保佑出海平安。在沿海地区，往往有较多海神的祠庙，如浙江海宁县盐官镇东的一个海神庙，修建于清朝雍正年间。位于广州市庙头村、建于隋朝开皇年间的南海神庙也十分有名，人们的祭祀非常隆重。宋朝方信之在《南海百咏》中记剥了相关祭祀的场景。历代帝王常派特使在这里祭祀南海神。
四渎之神。分别为河神、江神、淮神和济神。除了四季定时的祭祀，每逢旱涝之灾，皇帝便要颁诏祈请四渎之神保佑国泰民安。沿岸的居民、渔民、船夫和商旅，更是祭祀拜颂水神，以求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