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科学而献身
在1918年大流感的狂风暴雨中，各国的科学家和医生们怀着巨大的兴趣和渴望，希望能够找到大流感的病源。
微生物学发展起来之后，每一次传染病大流行，都是发现致病源的绝佳机会，细菌培养技术的成熟，使得细菌性传染病的病源相继被发现，比如亚历山大霍乱流行中发现霍乱菌，香港大鼠疫中发现鼠疫菌，因此在1918年大流感出现以后，有很多人开始致力于寻找大流感的病源。
当年的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还保持着为科学献身精神，1918年大流感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流感，因此研究大流感是有生命危险的。当时对流感的病源是细菌还是病毒，医学界尚不清楚，科学家首先要证明是流感通过打喷嚏传染的，这样做必须要有志愿者，德国的一位科学家把自己当成志愿者。
他让流感病人打喷嚏，然后过滤一下，喷到自己和助手的喉咙里，结果他们出现了一些流感症状，但并没有真正感染流感。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证明自己的流感症状是因为这个实验才出现的，还是在生活中染上的，因为当时到处都是流感，不接触流感是不可能的。
和德国人一样有献身精神的是日本人，三位日本科学家于1918年底到1919年3月进行了一项实验，以期证明病毒和细菌究竟是谁导致了流感。志愿者是包括他们三个人在内的一组医生和护士。
日本科学家的试验是这样设计的，取来流感病人的血液和粘膜，将细菌过滤掉，然后将其感染给志愿者，如果他们还能被传染流感的话，就证明流感是病毒造成的，因为病毒体积更小，不会被过滤掉。
从琴纳发现天花病毒到巴斯德发现狂犬病病毒，他们都是采取黑匣子式的办法，而没有着眼于病原究竟是什么这种刨根问底的办法，走了直接制备疫苗的捷径。
病毒的发现并不是因为人群疾病，而是因为烟草花叶病。1892年，从事烟草病研究的俄国科学家伊万诺夫斯基过滤了感染花叶病的叶汁，发现剩余物中仍具有传染的性质，从而证实了存在着一种更小的病原，不过他认为那是一种细小的细菌。
1898年，荷兰科学家贝杰林克重复了伊万诺夫斯基的实验，发现这种病原在凝胶中以适当的速度扩散，而细菌仍滞留于琼脂的表面，因此证明了这种病原要比通常的细菌小。贝杰林克用“病毒”来命名这种小病原体，成为第一个真正证明病毒存在的人。
从此病毒学得到独立的发展，同年德国细菌学家勒夫勒和弗施证实了口蹄疫病毒。1911年，劳斯发现了引起鸡的恶性肿瘤的劳斯肉瘤病毒。1915年至1917年，托特和德爱莱尔分别发现了噬菌体。1918年大流感出现时，病毒学已经成形。日本人的实验正是用这种传统的鉴别病毒和细菌的办法。
志愿者被分成几个组。六名志愿者鼻子里滴进流感病人的血清作为对照组，另外六名志愿者鼻子里滴进过滤了细菌的流感病人的血清。另外还有两组志愿者，各八名，接受皮下注射。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流感病人血液中分离出一些细菌，放到十四名志愿者的鼻子和嗓子里，看看是不是它们引起的流感。
实验结果证明了是病毒引起的流感，也证明了得过流感的人不再得流感。这项很严格的实验是历史上第一次证明流感病毒的试验，但是有一个大漏洞，因为参加试验的都是医生和护士。在大流感的年代，每一个医生和护士都不得不接待数不清的流感病人，科学家不能确定这些志愿参加试验的医护人员是不是被那些病人所传染的。
这项试验的结果非常完美，接受了细菌样本的那组没有一个人得流感，但接受了过滤后的样本的所有人，无论是鼻腔还是皮下注射，无一例外地得了流感，和预想的病毒源的设计百分之百的吻合。就是因为太吻合了，这个结果让严谨的日本人不敢相信，总是怀疑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日本的试验没有得到认可，除了上面两个原因外，还有对日本科学水平的轻视。这种发现流感病原的事即便不是由欧洲人来解决，起码也得由美国人来解决。
早在日本人开始之前，美国人已经动手了，他们同样有献身精神，只不过这种献身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自由。
2.在科学与道德之间
1918年11月，第二波大流感正在波士顿肆意横行，美国海军医疗单位希望能从了解流感入手，以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
摆在海军医官们面前的有几个问题，首先需要证明流感是否真的像流行病学家观察总结出的那么容易传播。
传播如果很容易的话，为什么有的人感染有的人不被感染？是不是存在什么因素可以使人免于感染？
感染流感之后，为什么健康的人和年轻人容易死亡？
流感的大流行是不是和战争有关，特别是部队的移动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导致流感扩散的？
流感的病原是什么？
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动物实验，但在当时，流感还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人类疾病，只能和德国、日本一样用人来做实验品。
美国海军的医生们有没有为科学献身精神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确考虑了实验的志愿者应该相对隔离，不能经常接触流感病人。可是流感到处都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接触流感是不可能的。
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并被接受了，于是医官们来到波士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向关在那里的六十二名海军士兵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同意参加一项科学实验的话，就免罪。
今天如果有人向犯人提出这样的条件，他们肯定会马上和犯人们同吃同住，因为触犯了相关法律。即便万分侥幸没被治罪，犯人们也会异口同声不同意的，因为医生和科研人员根本没有权力给病人减刑。
科学的发展，人体实验是不可缺少的。今天，人们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会进行动物实验，起码在毒性方面很有把握之后，才施于人体，不管有没有效果，但起码不能有害。美国算是这方面很严格的国家，科研人员都非常谨慎，一旦出事，不仅科研经费没了，还得吃官司，曾经红火一时的基因治疗就因为试验中死了一个人，结果大幅度后退。
美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做人体试验需要征集志愿者，通常靠提供少量金钱和免费的医疗服务来招揽人，这些试验基本上能保证安全。但也有例外，比如一些用于艾滋病和癌症的药物，很可能会有不良影响，因为艾滋病和肿瘤被认为是绝症，所以审查比较松。人体试验在美国耗资巨大，一种新药，研制的费用也许要几千万，但人体试验的费用则要以亿来计算，因此美国大药厂采取到其他国家进行试验的办法。
但是在九十年前，人们对人体试验的道德问题并没有什么顾忌，尤其是失去自由的犯人，长时间以来，他们和笼子里的实验动物没什么区别。
用犯人做实验历史悠久，也可以说犯人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21年，蒙太古夫人把她随丈夫出使奥斯曼帝国时学到的种痘之法在伦敦大力推广，威尔士王妃、未来的英国王后卡罗琳公主特意把她请到宫中，详细地询问了接种的细节，打算为年幼的小公主种痘，但人痘接种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御医对接种都持反对态度，卡罗琳公主便下令医生们先进行试验。
医生们来到伦敦监狱，从死刑犯中挑出从来没有得过天花的六个人，三男三女，向他们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接种后活下来的话，就可以被释放。对于这六名死囚来说，不存在选择问题，接受之后还有活命的可能，不接受的话就只能等待被吊死。
这六名死囚全部接受了这个条件。医生给他们接种了人痘，这六个人都没有出现意外，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
解决了接种的安全性后，卡罗琳公主还不放心，要求验证人痘接种的可靠性。
医生们命令其中一名女囚去照顾一名刚刚得了天花的十岁小女孩。接下来的六周里，这名女囚和这位小姑娘生活在一起。小姑娘不停地咳嗽，吐得到处都是，甚至包括这名女囚的脸上。
这名接种过人痘的囚犯没有染上天花。卡罗琳公主还是不放心，因为所有试验都是在成人身上进行的，没有在儿童身上进行的。医生们奉命来到伦敦一所孤儿院，找出十一名没有得过天花的孤儿。这一次根本没有必要问孩子们愿意不愿意，直接接种了。十一名孤儿接种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卡罗琳公主终于首肯了，让医生给女儿接种人痘。
这次人体试验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卡罗琳公主因此了解了英国监狱的状况，从此关心改善囚犯的待遇。
两百年后，犯人的待遇比当年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在医学试验上，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只需要一个承诺，就能够获得自由。
但是，犯人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个承诺所要面临的危险？
3.为自由而献身
波士顿港的海军监狱里的这六十二名犯人的年龄从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不等，罪名也更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得过流感，而且失去人身自由，不用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接触流感病人。
犯人们也许不知道大流感是如何的可怕，医生们提出这个交换条件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实在没有更好的实验群体了。医生很少用免罪作为换取犯人参加试验的条件，但大流感当前，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减刑的代价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献给科学研究。
六十二名犯人一致接受这个难得的条件，他们被转移到一个设在岛上的隔离站，以确保没有外来的流感的存在。
医生们从重症流感病人的口腔粘膜上取样，这样可以确保能够采集到引起流感的病原。然后将之接种在试验者的鼻部、咽部或眼部，甚至放在取样的相同部位。
他们同样对样本进行过滤以除去细菌，借此验证流感是否由病毒导致。此外，他们还将流感病人的血液直接输给志愿者。
医生们还考虑到传染病传播的自然性，生怕人为的办法不能确保传染。他们还将十名志愿者带到医院，躺在流感病人躺过的病床上，每个人旁边躺着一个流感病人。光躺在那里还不成，试验者还要贴近流感病人，面对面地呼吸起码五分钟，病人要深呼气，试验者要深呼气，以确保能把病原吸进肺里。然后，流感病人对着接受试验者的脸部咳嗽五下。
这样还不够，每个接受试验者要和十名重症流感病人重复上面这些步骤。
研究人员认为，这样的试验设计万无一失，接受试验者肯定会接触大量的流感病毒，他们也肯定会如预期的那样得流感，得出其后不久在日本进行的试验那样的结果。
但是，接受试验者不要说没有出现百分之百的流感，甚至连一个流感病例都没有出现。
参加试验的六十二名犯人没有一个人得流感。
波士顿的军医们觉得遇见鬼了。
平民中流感流行的情况先不说，流感在美军各营地和各个军舰上都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着，感染率往往会达到百分之三四十，这六十二个人怎么会是零感染呢？他们有那么多的接触机会，根本不可能没有接触到流感病原，是什么原因让这六十二个人没有一个发病的？
研究人员总结了几种可能，一，试验设计有问题；二，这六十二个人已经得过流感了，但没有症状，所以已经有免疫力了；三，这些人都对流感有天生免疫力。
每一种可能都不可思议，试验设计已经很完善了，尤其是那十名在医院里反复接触流感病人的试验者。六十二个人都得过没有症状的流感也不可能，对流感有天生免疫的人统统关在一个监狱的几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吧？
怎么办？
再来一次。这次要更加严格，尤其是要保证参加试验的人确实没有得过这种流感。
波士顿没有合适的犯人了，可是美军监狱里犯人有的是，科学家这次来到旧金山，还找犯罪的海军。试验之前，科学家让五十名犯人在一个隔离的小岛上生活一个月，没有一个出现流感症状，医生们认为这五十个人可能没有被大流感传染过。
试验方法和波士顿的试验几乎一模一样，医生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让试验者接触流感病原。
结果也和波士顿的试验结果一模一样，这五十个人没有一个得流感。
这次起码不存在接受试验者在试验前已经被流感传染的可能了，于是研究人员彻底蒙了，流感到底是怎么传染的？
这也是日本人的试验得到质疑的另外一个原因，一边是零，一边是百分之百，而且美国还进行了重复的也是零感染的试验，而且美国的试验接触性远远高于日本的试验，因而结论只能是：日本人的试验有问题。
但是，在科学上打击日本人容易，怎样解释零传染的现象难。研究人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连第一个都没有被证明。在人群中观察到的流感非常容易传播的现象，为什么被试验否定了？
这两次试验的结果表明，流感非常难以传播。但是，研究人员也知道，如果这样说出去的话，肯定成为笑柄。究竟是什么导致流行病学观察和临床试验之间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一团乱麻
九十年后，这几个为什么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流感病毒已经被确定、能够分离培养测序的今天，再来审查这两次试验，从接触的角度看，试验的设计没有问题，因此问题只能出在试验者和病毒本身。
被流感病毒感染后，有大约7%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对这型流感的抗体，就不会再被感染。这些人无论从病史上还是从症状上，都无法发现他们被流感感染过的表征。前面说的两起试验的试验者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尽管可能性非常低。
此外，病毒的毒力是另外一种可能。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流感病毒为何物，这两个试验都从重症流感病人那里取样，也许到了这个程度，病人身上的流感病毒已经失去了传染性。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参加试验的都是正常的年轻人，也许能够感染健康的年轻人的时机是流感病毒的某个特定繁殖阶段，这两起试验恰恰没有捕捉到这个阶段。
这两次试验除了提供了更多的问题和混乱外，没有对流感流行给出任何答案，其后科学家再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试验。试验不能解答，这迫使医学界从其他角度来寻找1918年流感的秘密。
负责美国卫生防疫的联邦公共卫生服务署在接到各地的报告后，试图画一张流感在1918年9月到10月的传播图，按他们的分析，第二波大流感应该是始于几个港口城市，然后蔓延到全国的，这张图应该能够从时间上反映出流感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去。
图画了出来以后，公共卫生服务署的官员们受到了海军军医们相同的打击。
这一波大流感似乎同时在全美各地出现，起码不能用人群流动或者军队调动来解释，在第一起病例被发现后的四到五周，全美国几乎到处是流感，从地理上看几乎遍地开花，看不出传播的趋势。当年不存在坐飞机旅行的问题，其他交通工具是不会传播那么迅速的。
大流感头一周在美军东岸九大军营出现，第二周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十三个营地，但是从病死率上却看不到一致性。在波士顿的致死率最高时，相隔仅数小时车程的纽约却在三周后才达到致死率高峰，离波士顿较远的城市则先期达到到流行的高峰期，看起来不像是通过患病的人旅行传播的。
于是公共卫生服务署这张流感图也成了一个谜团。
是个谜团就要有所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流感的病原本来就存在，由于某种原因被同时激活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太牵强了，但这并不是第一次，自从流感在美国出现后，同样的现象就反复出现，早在1789年，有人就发现流感流行的传播速度之快，很难用人到人这种接触传播来解释，每一次流感流行都好像是在很多地方同时出现的一样。
这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认为流感是由细菌引起的，1892年，德国科学家弗里德理西·费佛在研究1890年大流感时分离到一种细菌，即流感嗜血杆菌，虽然他没有能够在动物身上造成传染，但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他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科赫的助手，费佛以严谨闻名于世，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上有诸多建树。
流感嗜血杆菌的发现，似乎结束了流感病原的疑问，科赫团队又赢得了一场科学竞赛。
直到1918年大流感第一波的出现，医生们在病人身上根本找不到流感嗜血杆菌，这个说法才受到怀疑。
第二波流感病人的身上，流感嗜血杆菌出现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费佛的说法并不能得到证实，如果流感嗜血杆菌是病原的话，就应该出现在所有病人身上，因此，二十多年的流感细菌说受到了巨大的质疑，1918到1919年各国进行的实验都试图证明是病毒引起的流感，虽然没有最后的结论，但多数人，尤其是亲临流感防疫第一线的人，已经放弃了细菌导致流感的理论。
随着大流感的消失，寻找这次瘟疫病原的努力也告一段落。1918年大流感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也留下一团乱麻，虽然人类集体性地将这次灾难遗忘，但科学家们却没有，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迫使他们一定要找到最后的答案。
寻找答案的路程并不是从人类流感开始，而是从另外一类流感——猪流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