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石头里蹦不出孙猴子
2009年春，猪流感病毒凭空出世。和1918年不同，科学已经具备了对于新的病毒追根究底的能力。只是这一次，除了确定它最先出现在拉格洛里镇外，科学家还是没有找到其真正的源头。
拉格洛里镇的居民们是不可能自己孕育出这种人兽杂交的病毒的，一定有另外的来源。既然是猪流感，人们首先自然地想到了猪，拉格洛里镇附近有养猪场，于是最初的推测是猪流感病毒来自猪，穿越了猪和人的界限，而且能够在人群中相互传播，这符合对禽流感的预测和推论。
但是，不仅拉格洛里镇猪场的猪群没有猪流感流行，整个墨西哥的猪群都不存在这株能够在人群中传播的猪流感病毒。WHO在全球的猪群中找了一个遍，根本就没有这株猪流感病毒的痕迹，直到6月下旬，才在阿根廷的一头猪身上发现了这株病毒，而且可以肯定它是从人那里得来的。
猪流感不是来自猪的流感，又是从哪里来的？
科学家没有答案，这株震撼全球的猪流感病毒如同西游记中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孙悟空一样凭空出世，也许人们永远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样来的，或者是怎样变幻成的。
从始于1997年的禽流感热开始，人们对未来大流感的警惕集中在动物身上，普遍认为某一天突然有一种动物流感病毒出现了变异或者变种，能够在人群中传播，由于人类的免疫系统对这个变种非常陌生，来不及做出反应，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过去的十几年，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猪流感的出现，让不少人相信我们等到了这一天。千日防贼，防到最后就成了期盼，当贼终于来了，便有一种如卸重负的感觉。
但是，对全球豢养的猪的调查并不支持这一点，或者说这次猪流感并不是猪饲养得越来越工业化造成的。
对于这一切，有没有合理的解释？
前面提到的陶本伯格等人最新的论文，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出了解释：“当今人群中所有的流感病毒，都是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后代。”
陶本伯格为人谨慎，而且不随波逐流，他的这个解释给人一种茅塞顿开的感受。
作为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发现者，他的这个解释等于在否认自己的功绩。
敢于否认自己，才能登上更高的山顶。
陶本伯格等人认为，1919年后，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存在于人群之中。过去的九十年，无论是每年流行的流感病毒，还是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流感病毒，都是从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直接或者间接而来的。
西班牙女郎并没有消失，阿拉斯加冻土中复活的是她的原形，这些年间她如同千变妖狐一样以不同的面目年年在人间游荡。
西班牙大流感的平息，是因为人类对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产生了免疫能力，与此同时，西班牙大流感病毒自身也产生了变化。
从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角度，它要多繁殖，条件有两条，一是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二是毒力不能太大，要在宿主身上多繁殖几代，如果像1918年那样，不少宿主得病后没几天就死了，从病毒繁殖的角度看，这等于自毁长城。因此，1918年之后，流感病毒年年变化年年流行，但毒力都远远比不上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也因此无限地繁殖下去，也无限地生存下去。
陶本伯格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西班牙大流感病毒，那一株病毒确实来自禽类，对人类来说是一株新病毒，它具备了一种到现在还不清楚的机制，能够感染人而且在人群中快速传播。
如风一样快速，如核爆炸一样快速。
而一度被环球瞩目的H5N1禽流感病毒，和西班牙大流感没有血缘关系，因此只能偶然感染人，但不能导致在人群中的流行。
2009年的猪流感，则是西班牙大流感的后代，所以能够在人群中流行。
这一切，在陶本伯格眼中，正是因为出现了西班牙大流感病毒这个恶魔，从1918开始，人类进入了流感瘟疫时代。
这个时代的最大的特点是等待，等待下一个1918年。
2.你相信宿命吗？
三十多年前，基尔伯恩根据二战之后全球流感流行的情况，总结出每十一年一次大流行的规律，并预测下一次大流行发生在1979年，这个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计算方法也是错误的，错在他混淆了流感全球大流行的概念。
1977年到1978年确实出现了被称为俄罗斯流感的流感流行，但相对来说，这是一场局部流行。称得上全球流感流行，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很快传遍全球，二是杀人以百万计，到目前为止，只有1890年到1891年，1918年到1919年，1957年到1958年和1968年到1969年这四次可以被称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1946年和1977年的流感流行达不到这个标准。
国际上对于流感流行的分级是按患者死亡率计算的，如果小于千分之一为一级，每年的流感流行都属于这一级；如果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之间，则为二级，1957年亚洲流感和1968年香港流感这两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都属于这一级；如果在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之间，则为三级，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一级的流感大流行；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之间，则为四级，目前也还没有出现这一级的流感大流行；患者死亡率在百分之二以上为最高级五级，西班牙大流感属于这一级。1890年大流感没有可信的数字，不能分级。
西班牙大流感之下，隔了两级才轮到其他两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足以证明西班牙大流感的威力。
美国官方预测，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按30%的人口生病来计算，发生二级大流行，美国会死九万到四十五万人；发生三级大流行，则死四十五万到九十万人；发生四级大流行，会死九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人；如果发生西班牙大流行那样的流行的话，最低死亡人数是一百八十万人，没有上限。
如果将同样的计算方法来预测全球死亡人数的话，最低死亡人数是四千万，同样没有上限。现在世界人口是1918年的3.7倍，这样根据西班牙大流感最保守的两千万人死亡来计算，得出来的数字是七千四百万，专家进行了核算，得出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但是，如果按近年来趋于一致的西班牙流感死亡在五千万到一亿来推算，下一次类似的大瘟疫全球死亡人数则在1.8亿人到3.7亿人之间。
这恐怕是除了核战争之外，最残忍的预测。
如此冰冷而又残酷的数字，看得人不禁发问：真有这个可能吗？
2005年，美国NIH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接受NBC电视台的采访时，对类似西班牙大流感的大瘟疫再次出现的预测是在十五到二十年之内，也就是在2020年或2025年之间。
如果预测失准呢？
福奇回答：“迟早会发生。”
你相信宿命吗？
福奇的预测的根据是，从1836年开始，流感开始了在全球范围里的流行。流感流行的趋势是年年小流行，然后过一段时间后出现一次全球大流行。人类历史上的五次大流行，也就是流感流行二级以上的流行分别为1836年大流感、1890年至1891年大流感、1918年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至1958年亚洲流感和1968年至1969年香港流感。
这五次流感大流行，第一次和第二次间隔五十四年，第二次和第三次间隔十八年，第三次和第四次间隔三十九年，第四次和第五次间隔十一年，也就是一次长间隔、一次短间隔、再一次长间隔。按这个规律算，第六次大流行应该是上一次大流行之后的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今后的十年到十五年之间。
2018年，是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之祭，从2009年开始的十个春天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大流感祭台上的祭品。
2009年春天，不过是一个开始。
3.我们也有权幸福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很多不可一世的瘟疫相继被消灭或得到控制，人类的前途一片光明。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光明之路上唯一不和谐的声音，但很快被和谐的声音掩盖了，被当成了一次意外或例外，人类照旧信心十足地走着，认为他们已经走出了瘟疫时代。
艾滋病的出现，给人类的乐观主义当头一棒，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旬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中，全球调动了空前的人力和物力，出现了数不清的乐观的预言，到头来征服艾滋病的事业连一丝曙光都看不到。
征服艾滋病的屡战屡败，让人类终于走出了对科学的迷信，在意识到人和自然依旧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后，开始审视我们自身，意识到艾滋病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艾滋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病，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如滥交、同性恋和吸毒等，都和当今社会现状有关。预防控制艾滋病最有效的办法正是杜绝这些行为，征服艾滋病的答案在于我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仰仗科学的进步。
慢性病的流行也一样，越来越多的心脏病、肿瘤、糖尿病等，正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逆转这个趋势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走健康的生活之路。
科学技术只是辅助工具，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自己。
那么，大流感的出现和重来是不是也有相同的背景？
人类出现在地球之上，原本是和其他生物共享大自然的，但当人类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后，自然环境的变化走入一条反自然的不归路，人类用自己的群体性力量改变了自然界原有的各种平衡。从畜牧种植到工业化生产，短短几千年内，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此外，人类过度繁殖，仅仅在九十年前，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全球约有十八亿人，今天，已经将近七十亿，这种人口爆炸进一步造成地球生态走向崩溃。
西方国家有很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天天身体力行，从不用杀杂草剂到养一堆细菌把家里的垃圾都吃了，而且非常关心生态环境。由于他们的存在，西方各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很重视，相比之下，在环境保护上，发展中国家显得很没有觉悟。
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和工业化年代，在环境破坏上也曾经当仁不让，现在他们亡羊补牢，为先辈补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国家走过的这条弯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能否从中吸取教训，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求发展？
回答是不可能的。
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美国成为一个样板。但是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之上的，美国一个国家，三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4%，却使用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它所代表的物质文明，是一个资源浪费和使用效率很低的文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都依赖对美出口，正是他们在支撑着美国的物质文明。
美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给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一个奋斗的目标，他们也要过上这样的日子。温饱已经不能让人们满足了，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才是人们的目标。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资源是无法让七十亿人都过上这种生活的，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也无法满足。
但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权利，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来说，在保护环境和满足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后者，否则他们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原因。
环境破坏的警报响了很多年了，响得人们都无所谓了，雾蒙蒙的天空看久了，人们便忘记了还有蓝天，中老年后得了病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污染造成的，反正多少亿人都这么活着，就不操天会塌下来的心了。科学家喊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喊出个石破天惊来，地球还是那个地球，转了那么多亿年了，难道因为污染严重就不转了？
地球还会转，但某种生活很可能转不下去了。
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玛雅的先例。
对，玛雅。
4.地球不能承受之轻
不了解玛雅，会觉得玛雅消失得不可思议；当了解了玛雅，你就会明白玛雅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文学上的炒作，玛雅没有消失，只是在几百年间经历了衰落、中兴而后彻底衰落的过程。
没有到过玛雅，就不能解释玛雅消亡之谜。当站在废弃的玛雅金字塔下，你就会明白玛雅并没有消亡，那些卖玛雅历的小商贩们就是玛雅的后人，玛雅的消亡是一次文明的返祖现象，是玛雅人的一次轮回。
对危地马拉高地玛雅文明中心的分析表明，八世纪时，当地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以美洲大陆当时的经济条件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九世纪的中国靠的是太平天国，而八世纪的玛雅则付出文明衰亡的代价。
玛雅历有终点之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尽头，然后重新开始，下一个尽头是公历2012年。
曾经准确预测了自己的衰亡的玛雅先哲们要告诉我们什么？
当今世界，是不是会成为另外一个玛雅？
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从极广义上讲，也可以划归为生命的范畴，有它的生老病死。人类和其他生物是这个大生命体内的寄生物，自然环境可以被看做是这个大机体的五脏六腑和新陈代谢。今日的世界可以被看做人类这种寄生物超级繁殖，已经使得这个大机体处于慢性病的状态，就要到了不得不做出反应的时候了。
地球总人口已经接近七十亿，到2040年会达到九十亿，关于地球能够养活多少人的讨论开始于很多年前，专家们认为的最高界限早就被打破了。这种超额繁殖除了有赖于工业化之外，就是得益于对环境的疯狂掠夺。
自然环境不是无穷尽的，破坏的尽头就是灾难，玛雅就是实例。但是，全球化的大趋势已经使得地球不能再用这种割肉挖疮的模式来解决问题了，因为环境的破坏已经全球化了。它能做的，是第二种办法，黑死病的模式。
黑死病是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被成为查士丁尼大鼠疫，发生于公元六世纪，死亡人数并不比黑死病少多少，较高的估计在一亿上下。这场大鼠疫发生之时，正是欧洲环境破坏到了一定程度之际。这场鼠疫结束之后，欧洲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到公元1000年，欧洲的生态环境基本上恢复了，于是由于人口增多，又开始新的一轮环境破坏。
几百年之后，欧洲再次面临人口过多，耕地太少，只能破坏环境的局面。十四世纪黑死病出现后，在三年之内，欧洲少了将近一半人口，中东和亚洲同样出现大幅度人口下降，环境破坏的死结打开了。从1400年开始，欧洲环境开始恢复，之后由于美洲大陆的发现，欧洲走出了循环。
美洲大陆的发现，还给旧大陆带来了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和工业革命一起，使得旧大陆能够养育更多的人口。以中国为例，在汉朝时已经达到五千万人，在之后的一千多年内，中国的人口一直维持在这个界限之下，直到美洲作物传入之后，到了清朝，人口才得以高速增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四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可是战争还在继续之中。
战争，被不少人认为是减少人口的最佳办法。其实，和瘟疫相比，战争中减少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其产生的破坏力太大。一场四年的世界大战，只不过杀死了一千五百万人，而一场十个月的大流感，就杀死了五千万到一亿人，而且对社会结构产生的破坏力小得多。西班牙大流感结束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而且出现了十年黄金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班牙流感。
九十年过去了，世界又面临了1918年般的死结，那么，会不会出现1918年的震荡？
或者说，该不该再来一次凤凰涅槃？
除了一次大瘟疫外，还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开这个死扣吗？
我们自己制造的宿命，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受。
5.狼来了的次数喊得多了以后
2009年1月19日，奥巴马就职典礼的前一天。当选总统办公室发出一道指令，是有关人事方面的。
作为第一位非白人总统的团队，就职前夜，奥巴马团队忙得四脚朝天，这时候发出的人事指令，可以说非同小可。
这个指令的内容是要求CDC主任朱丽亚·葛贝丁立即辞职，葛贝丁获知后，当即辞职，并要求几位副手一起辞职。于是奥巴马继任时，CDC主任空置，直到5月15日，猪流感已经流行了，才任命纽约卫生局局长汤马斯·费德平出任。
美国总统换人，内阁成员会统统开路，由新总统提名新的人选，是政治酬谢的一大内容，但也有例外，比如奥巴马要求国防部长盖兹留任，为的是不影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局。但是，CDC主任是局长级的二级官员，虽然大多数时候也会走马换将，但通常不会由新任总统直接过问，尤其是在就职前夜这么火急火燎地赶人。
奥巴马并没有料到，他上台后的第一个春天就赶上了猪流感，又加上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提名难产，部长定不下来，就无法提名CDC主任，结果造成猪流感蔓延之际，美国主管卫生和防疫的两级官员全是维持会。
临战易帅，奥巴马犯了兵家大忌。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奥巴马背后有高人，当选之后颇有神来之笔，比如任命对手希拉里为国务卿。若说CDC易帅之举，堪比国务卿的任命，正因为这一招，使得美国在这次猪流感春季流行中举重若轻，处置得当，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以最小的代价应付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行。
奥巴马并没有这种远见，他只是阴差阳错，无心插柳。葛贝丁去职的主要原因，在于她喊狼来了的次数喊得太多了。
2009年春天的猪流感流行，和往年类似的事件相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电视上见不到美国政府的官员。往年一有风吹草动，葛贝丁便出现在电视上，虽然说得比较慎重，但还是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效果。
政府主管官员出现在电视上，向公众解释面临的疫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既让大家提高警惕，又劝导大家不要惊慌失措。民主国家的民主政府遇事不隐瞒，这样做几乎成了惯例，和出了重大事件后，治安官员上电视是一样的。
但是，治安官上电视和卫生官上电视是不一样的。社会上的事件有新闻效果，老百姓也喜闻乐见，看多了不过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卫生上的事，特别是事关可能的瘟疫流行，不管你在电视上说得多婉转，只要老百姓看得次数多了，心里难免会出现恐惧。
恐惧还在其次，真正要命的是恐惧的次数多了，就耐受了，到了无所谓的地步。这就和童话中狼来了的故事一样，经常喊狼来了等到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你再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了，于是几十年之功，到头来一点作用都没有。
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大张旗鼓的隔离，到处都在大谈特谈猪流感，结果根本没死几个人，老百姓变得对猪流感漠不关心，也失去了应用的警惕，一旦它卷土重来，或者出现其他严重的疫情，很可能不再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配合了。卫生防疫如果没有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2009年春天，电视上没有喋喋不休的卫生官员，对于猪流感确诊人数占全球首位的美国来说，是万幸之万幸。
最出色的卫生防疫主管官员，是和媒体绝缘的人。
奥巴马换CDC主任，代表了很多美国人对防疫官员政客化的反感。没有了赶场似的媒体秀，防疫工作才能够踏踏实实地进行。2009年春天的美国，才能够一任环球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
6.活着都不容易
过去十几年来，WHO在流感的预防控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WHO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成立于1948年，上承国联的卫生组织，致力于国际公共卫生合作。
WHO在过去六十年中的最大成绩是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人类历史上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天花。
天花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是人类摆脱不了的魔鬼，没有得过天花就不能算真正成年，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人会死于天花，只有得过天花，才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天花除了杀死三分之一的患者外，还在活下来的人身上留下永久的痕迹，就是看上去很丑陋的麻子，它让人类在那几千年中通过彼此的麻子牢牢记住自然的威力和恐怖。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的一位乡村医生琴纳超越时代地发现了牛痘疫苗，使得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对抗传染病的武器。经过一百八十多年和数亿条生命，人类终于彻底战胜了天花，1980年天花在全球绝迹。
在消灭天花的最后过程中，WHO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协调和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天花疫苗的接种行动。天花被消灭后，WHO继续走全球铲除疾病的道路，相继开展了几项消灭传染性疾病的行动，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的行动。
WHO所倡导的是，只要我们相信科学，就能够一个又一个地征服疾病，最后消灭所有的疾病。
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由于艾滋病的出现而被彻底粉碎了，但是对于WHO来说，艾滋病的出现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
联合国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美国保守派占主导地位后，对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养活无数联合国官僚非常不满。1984年，里根政府决定拿联合国所属组织中最腐败、最无效率、最官僚的机构科教文组织开刀，宣布美国退出该组织，随后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从此，科教文组织从联合国最引人注目的组织变成一块鸡肋，靠着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搞文化遗产之类的活动苟延残喘。
砍完科教文组织后，美国还不罢手，一度考虑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传来，WHO一帮官僚们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决定命运那天，全部聚集在会议厅，等待命运的宣判。幸好到了最后时刻，美国方面认为全球卫生防疫还是值得自己继续充当冤大头的，没有下这个狠手，让WHO虚惊一场。正在朝不保夕的时候，艾滋病出现了。WHO如同死鱼翻身，成立艾滋病规划，请来美国人当头，乘势勃起。
轰轰烈烈的全球艾滋病防治，经过二十年，早已归于平静。征服艾滋病遥遥无期。好处大家分，联合国干脆把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从WHO分出来。成立了艾滋病规划署，让本来已经打持久战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更没有什么油水了，WHO的存在价值再一次受到质疑。
就在这时，禽流感出现了，WHO继艾滋病之后又挖到了金矿，于是禽流感压倒艾滋病，成为全球卫生的首要问题。十几年徒劳无功后，猪流感出现了。
2009年春天，WHO连续提高流感流行警报，直到高到不能再高了，表明WHO认为大流行是肯定的。但是，2009年春天，猪流感的流行非常轻微，达不到二级流行的程度，WHO又一次忽悠了全球人民。
当今这个世界，所谓国际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手道，只要新闻效果，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就拿艾滋病预防控制来说，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古巴和泰国，或者是由于社会制度加上强势政策，或者由于两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其关键还要靠本国政府，WHO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在美国等先进国家，WHO根本插不进来，在中国震耳欲聋的WHO，在美国根本就没几个人知道，而穷国的卫生状况它又改变不了。
一旦出现大流行，很多卫生防疫措施要靠本地政府来推动执行，WHO这种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国际组织能成什么事？它所能办成的，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瘟疫热点，让自己能够活下去，这样各国的卫生官僚就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面临注定要出现的流感大流行，各国政府不能指望WHO为他们做什么，各国人民也不能指望WHO能为他们做什么，甚至不能指望自己的政府能够做什么。
那么，当瘟疫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作为微小的个体，能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