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医学大流感:比世界末日更可怕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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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春天的故事

1.迫在眉睫的大流行

2009年3月15日,墨西哥东部维拉克斯州拉格洛里镇,有人开始生病,很快全镇60%的人都出现了流感样的症状。

拉格洛里镇坐落在墨西哥湾附近的一个山谷之中,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活力的地方,人口在两千到三千之间,很多人偷渡到美国去了,剩下的人中的有一半平时在墨西哥城打工,周末回来。

流感在周末时于拉格洛里镇流行,周一被外出打工的人们带到墨西哥城,周二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觉,因为城里的流感突然增多起来。

春天本来就是流感流行的季节,每年春天,各地多多少少总会出现流感,比较严重的时候会有一两成人同时生病,人满为患的墨西哥城对此并没有加以重视。将近半个月后,3月30日,美国的一家生物监测公司才开始调查墨西哥城最近出现的反常的呼吸道疾病。

就在这一天,科学家从美国加州的一位九岁的患呼吸道疾病的女孩咽喉部采集了样本,第二天,又从加州一位十岁的男孩咽喉部采了样,两份样本被送到CDC。

十二天后,CDC宣布,男孩是被一种新的流感病毒感染了。这个流感病毒是甲型的H1N1亚型,是猪流感病毒。

很快,那位女孩的样本也被证实是猪流感病毒。

4月12日,事后证明,墨西哥出现全球第一例猪流感死亡病例。

拉格洛里的一位叫埃德加·赫尔南德兹的五岁男孩是最早得病的人之一,从他的咽喉采集的样本证实其感染了猪流感,这个男孩被认定为第一例H1N1猪流感病人。拉格洛里60%的人成为猪流感病人,但只有三位婴儿死亡。

4月中旬,墨西哥政府开始承认出现新的流感病毒传播时,猪流感已经在墨西哥蔓延开了。北美的其他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猪流感病例逐日增多,4月25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城外的一个校区因为猪流感而整个关闭,此为这次猪流感流行中所采取的第一个防疫行动。

两天后,4月27日,加拿大、西班牙、英国各自宣布发现猪流感病例,墨西哥承认有七人死于猪流感,欧盟建议民众避免去墨西哥和美国旅行,WHO将猪流感的流行警报从三级升高为四级。

4月28日,以色列和新西兰加入猪流感国家。

4月29日,WHO将猪流感流行警报升到五级,德国和奥地利出现猪流感,全球正式报告的猪流感病例数为148例。

此时,墨西哥已经陷入瘟疫的恐慌之中,社会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5月1日,香港对三百名曾经和一位猪流感病人接触过的人实施了为期一周的隔离,此为这次流行中的第一起隔离行动。墨西哥开始了为期五天的社会关闭期,以期控制猪流感的流行。次日,全球共有十五个国家报告了615例猪流感,墨西哥占397例,死亡101人,很明显,实际病例数远远不止于此。美国一共有189例,十八个州430多所学校因为猪流感而暂时关闭。

5月2日,墨西哥飞往上海的航班被取消。5月10日,中国确定第一例猪流感,这时已经有二十九个国家报告了4379例猪流感病例。

6月1日,WHO宣布全球六十二个国家报告了17410例猪流感,死亡115人。中国早已采取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政策,主要针对北美来华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病例,本人及密切接触者一律隔离。归国探亲人员被要求自觉在家隔离七天,每天测两次体温。亚洲其他国家也风声鹤唳,许多国家采取和中国一样的隔离政策,菲律宾立法,外国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的距离不能在两米之内,否则予以逮捕。日本有关方面则预测这一次猪流感将杀死五十万日本人。

6月10日,WHO宣布七十四个国家共报告27737例猪流感,死亡141人。其中中国的病人数字就要突破两百大关。

6月11日,WHO将流感流行警报升高到六级。这是流行警报的最高级别,表明一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迫在眉睫。

西班牙大流感结束后九十年,上一次流感大流行后四十年,1976年猪流感虚惊后三十三年,世界终于盼到了全球性流感大流行。

这次,是我们和流感的百年之约吗?

2.重灾区稳坐钓鱼台

猪流感,怎么会是猪流感?

过去十二年来,人们脑海中只有禽流感,政府和专家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禽流感,只有禽流感才是改变历史的动力,我们如同在等待地球毁灭一样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禽流感的大流行。

突然,2009年春天,政府和专家改口了,猪流感就要大流行了。

禽流感、猪流感,到底还有多少流感?下一回是不是狗流感、猫流感、马流感、驴流感?

十几年来,人们对禽流感到了极端程度的重视,使得人们渐渐忘了为什么要提防禽流感,忘了在禽流感兴旺之前的事情。

但是,专家们没有忘,他们没有忘记萧普留下的遗产,没有忘记和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约会。

2009年春天,萧普的阴影又一次笼罩着天空。

类似的情况在三十三年前出现过。1976年,猪流感使人草木皆兵,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这一次会不会又是重蹈覆辙呢?

不会。因为1976年春天只有可怜的那么几例,而且未出新泽西军营,而2009年春天五大洲已经遍地猪流感了。

更为重要的是,和1976年不同,今天科学界已经完全了解了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本来面目,虽然西班牙流感病毒属于禽流感,但和猪流感病毒也有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流感病毒不是过去十二年被渲染得甚嚣尘上的H5N1亚型,而是H1N1亚型。

2009年正在流行的猪流感正是H1N1亚型!

先闹禽流感,然后突然出现能够感染人而且能够在人群中相互传播的猪流感,又是在春季,又是先出现在北美,然后蔓延全球。虽然死亡比例很低,但死的大多是年轻人。以美国为例,猪流感患者的平均年龄为十二岁,需要住院的猪流感病人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岁,因猪流感而死的患者平均年龄为三十七岁。

这些和1918年的情形何其相似。

1918年的春天,流感很多,但致命性很弱。可是到了秋天,流感病毒经过在人群中的一番传播,毒性发生了变化,引起了千古无双的瘟疫流行。这段历史告诉我们,2009年秋天,很有可能是我们等了九十年的一场大限。

2009年春天,WHO将流感的流行警报的级别一升再升,直到没有更高的级别了,也就是说,从WHO的角度,一场流感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种相当肯定的预测之下,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采取各种各样的努力,试图制止或者减弱猪流感在本国的传播,尤其以中国政府最为积极,采取了相当严格的全面隔离手段。但是,作为猪流感病例数最多、已报告病例人数占全球猪流感总病例数三分之一的美国,在这场全球抗击猪流感大流行的行动中,却采取了非常保守的做法。

2009年春天,猪流感先在墨西哥爆发,但很快美国和加拿大成了主角,尤其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和加拿大的游客很多,来自墨西哥的人很少,因此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成了重点防范对象。中国有关部门防范的对象,就是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一时间仿佛每个从美国回来的人都是传染源。

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到了5月底,全美国的五十个州均已出现猪流感,从6月中旬开始病例总数超过墨西哥,而且仍在直线上升。到6月底,美国猪流感病例为27321例,全球为78729例,美国猪流感死亡病例为155例,全球为385例,这两项数据,美国都把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占第二、三位的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病例数分别为9028和8314,死亡数为117和30,合起来也赶不上美国。

如果这样还不算严重的话,6月25日,CDC公布了最新的预测,绝大多数猪流感病例并没有被诊断出来,每一个确诊的猪流感的背后至少有五十个没去看医生或者没有被确诊的病例,也就是说到那时为止,全美国得了猪流感的起码有一百万人以上!

一百万人了,还能稳坐钓鱼台?

中国这么严查,才发现不到一千例,而且早就全国动员了。

美国有关部门这次是怎么回事?

3.美国没有猴屁股

每次我给国内打电话或者在网上遇见国内的亲友,都不免被问到美国的情况,那口气好像美国已经是人间地狱了。

放下电话,从电脑屏幕上移开目光,看看春风春雨依旧的美国景色,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猪流感呢?

当美国CDC公布猪流感总数上千的时候,我的一位在哈佛大学任副教授的同学是这样回答国内同学的同样问题的:起码还有四倍以上的猪流感,包括她本人在内。

猪流感这种事还有对号入座的?医学专家居然这么毫不在乎?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她知道用不着在乎。

前面讲的一百万人的数字是CDC专家根据统计模型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被提交给疫苗顾问委员会。对,就是前文说的在1976年全民疫苗接种行动中起了很重要作用的那个疫苗接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一旦需要就要开会,现在又到了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说,美国有关部门又处于要为控制猪流感做点什么的地步了。

做点什么呢?做过什么呢?

没有在猪流感流行早期严格控制美墨边境,给每一个入境的墨西哥人都查体温;没有花多少亿包下旅馆饭店,把发烧的老墨及和他密切接触的人都隔离起来;每天动员各州县卫生人员跟踪每一个刚到美国的老墨,让他们自觉隔离,每天测两次体温;没有在确定猪流感后上天入地,把和这个墨西哥人同做一辆长途车、一起打工的,甚至一起偷渡的人统统找到后隔离起来,因此才会造成美国成了全球猪流感的老大。

越说越有气,美国成天想着当世界警察,居然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还连累了全世界人民。这美国人民也是,政府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忍受,一点没有群体性的卫生觉悟。那些老嫌没事的媒体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和政府穿一条裤子似的。阴谋论者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么好的题材居然没有人肯挖掘。

美国在这次猪流感春季流行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是关了一些学校,到了春夏之交,连统计数字都不再坚持了,只是做些监测。我们附近有的中学一下子出现上百个学生得流感,他们也不当回事,怎么会迟钝到这种程度?

答案有两个。一个在疫苗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一并提交了,在说出一百万猪流感这个预测之后,CDC的专家还有另外一个数字。正常情况下,流感流行季节,全美会有一千五百万到六千万的人得流感,也就是说,今年得猪流感的人只占得流感总人数的1.7%到6.7%之间。

今年春天的人流感依旧流行,得这种流感的人是得猪流感的十五到六十倍,而且死的人更多。美国平均每天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人死于流感,而到那时为止死于猪流感的一共不到两百人,仅从防疫的角度,不到两百人和多于五万人之间,孰重孰轻根本用不着考虑。

如果美国全力对付猪流感,很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造成社会恐慌,造成医疗系统和卫生防疫系统放弃应尽的职能去应付猪流感,从而造成比猪流感多得多的其他病症的死亡病例。中国恰恰是这种情况,医疗系统全力对付猪流感,结果不知道有多少本来能够生存下来的患其他疾病的病人死去了。

全球性猪流感恐慌并不在于有多少病例,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这是一株新的流感病毒,其亚型、感染方式等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接近,说到底,还是出于西班牙大流感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噩梦。如果春天不加以控制,这株H1N1流感病毒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很可能和其他流感病毒发生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毒性非常大的流感病毒,九十一年前,1918年秋天西班牙大流感的第二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从WHO到许多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积极地控制猪流感。

美国的专家也大多持这种态度,但他们建议的行动还是在监测上,其理由是这次猪流感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及其余几次大流感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传播很难。

相对于正常流感而言,猪流感的症状比较严重。无论是在动物模型上的试验还是对人群的观察,都表明猪流感比正常流感传播慢,前面讲过的数字就说明这一点,对密切接触者隔离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真的很容易感染,那么被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中起码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发病,但是结果几乎没有人发病,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都不采取严格隔离接触者的政策,至多把病人隔离而已。

猪流感和正常流感比,不仅传播慢,而且病死率也不高,这便是美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坐不住的猴屁股,而是很沉着地看着猪流感从春到夏。

无论怎么沉着,还是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全民接种疫苗?

4.疫苗不是万能的

吃一堑长一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算是有长处的,起码在这次猪流感流行中,很好地吸取了1976年的教训,在疫苗接种问题上做到内紧外松。

1976年春天,在没有可行的证据下,仅仅凭着推测,美国就仓促宣布全民疫苗接种计划,结果猪流感没有流行,疫苗接种出了一堆副作用。这个惨痛的教训被美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牢牢地记住了。

但是,2009年春天和1976年春天不一样。1976年春天,美国只有那么可怜的几例猪流感,而且还集中在一个军营里。2009年,全美到处是猪流感,如果宣布全民疫苗接种的话,计划是不会因为1976年的事情而遭到多数民众的反对的。为什么有关猪流感疫苗接种之事,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因为疫苗不是万能的。

首先,疫苗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媒体上经常有猪流感疫苗研制成功的报道,但是和1976年一样,疫苗这东西从研制成功到能够大量生产,仍需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最快也要半年。流感疫苗的研制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怎么样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剂量来。

加班加点不成吗?

如果还是用鸡胚培养法的话,一个鸡胚一个鸡胚地接种和收获,耗时耗力。美国和其他国家现有的疫苗生产能力不能够全部转产猪流感疫苗,因为还要生产对抗人流感的疫苗,不能因为出了猪流感,人流感就不要预防了。一旦全民接种猪流感的话,也许每个人都要接种两种疫苗:人流感和猪流感。美国现有的生产能力为一亿两千万份,施行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的话,要有六亿份。即便人流感不管了,也得把现有的生产能力提高五倍才成。

这几年,医药界一直在寻找新的疫苗生产方法,希望能借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用细胞培养法生产流感疫苗,从而突破养鸡胚这个瓶颈。美国近年来也大笔投资相关流感疫苗新技术的课题。如果用细胞替代鸡胚,产量会大大提高。2009年6月底,美国一家小公司宣布,用细胞培养技术成功研制猪流感疫苗,能够达到每周生产十万人份的水平。当然靠着一家生产,起码要一百年才能够生产出供全美接种的猪流感疫苗,如果多找几家厂,特别是生产能力强的大药厂,是能够在秋季流感季节来临之际生产出足够的疫苗的。

那就大干起来吧,不成,厂家说如果顺利的话,很快能够进入临床试验。

急病遇上慢郎中,猪流感大流行迫在眉睫,还试验什么?

因为是新病毒的疫苗,FDA要严格把关,新疫苗的临床试验一做起来长年累月,不过FDA对于紧急的东西有特例,可以加快速度,但包括厂家在内对临床试验的信心都不足。

是对效果没有信心吗?

不是。按临危受命、于4月29日通过参议院表决出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的前堪萨斯州州长卡瑟琳·西贝利厄斯的话说,怕就怕全民接种疫苗后,死于疫苗接种的人比死于猪流感的人还多。

奥巴马上台后,内阁人选一波三折,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就是其一,首选的原参议院领袖汤姆·达特勒被爆偷税,轮到一度是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西贝利厄斯,又因为她支持堕胎而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如果不是猪流感闹腾,这个位子还得空一段。

西贝利厄斯娘家和夫家均为政治家族,是典型的美国政坛太子党,但是在猪流感流行的当前,她要比当年的马绍斯部长敢于担当,更明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不能因为个人的政治风险而造成全社会不必要的动荡。美国寒门与豪门出身的政治家的差别在相隔三十三年的同性质事情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因疫苗的副作用而可能致死的事其实还在其次,疫苗能不能管用才是主要的。

流感疫苗和肝炎疫苗不一样,不是一劳永逸的一锤子买卖,而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属于修篱笆的行为。

修好了篱笆,过了一段时间,让野兽拱烂了,还得再修补。流感病毒经常变异,因此流感疫苗就得年年打。一小部分人好办,到了流感季节开始的时候,看看今年流行哪一株,火速做出疫苗,接种下去就是了。但对于大规模人群接种,因为要保证上亿的数量,就得提前做好准备,可是流感季节没有到,怎么知道是哪一株要流行呢?

靠预测。

这种大事怎么靠跳大神似的猜?

流感疫苗的预测并不是凭空猜的,而是科学家根据全球八十三个国家对流感病毒流行监测的结果,预先作出下一年度流行株的预测,然后从预测中选择出最严重的三种毒株,把疫苗生产出来,如果预测准确的话,这个疫苗就可以预防这一年度流行的流感。

这样的做法准吗?

十九年间只失准了三次。

不准会出现什么后果?

2008年可以作证。

5.2008年的殷鉴

2007年到2008年的流感季节,美国的流感很严重,并不是因为出现了猪流感等意外,而是因为疫苗预测失准,和以往流感疫苗可以提供85%到95%的防护相比,这一年的流感疫苗只能提供40%的防护。

WHO对于全球流感流行的预测是分南北半球的,通常南半球和北半球的流行株有所不同。这一年用于北半球的流感疫苗的毒株是2006年流行于所罗门群岛的A型H1N1、2005年流行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A型H3N2和2004年流行于马来西亚的B型株。这是WHO于2007年2月宣布的,到了2008年2月,美国CDC发现,在美国流行的A型H1N1和预测基本吻合,而A型H3N2株预测失准,不是威斯康星株,而是2007年流行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毒株,B型株则为2006年流行于美国佛罗里达的病毒。

三合一只对了一个,能有40%的防护已经不错了。结果没接种疫苗的得流感,接种疫苗的一大半也得流感,虽然不是严重的流感年,可是好像到处是流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人算不如天算,2007年9月,WHO公布的对南半球流感的预测包括了这两株,可是没有改变对北半球的预测,他们认为这两株不会来到北半球。没想到这两株能够从南半球传到北半球,并成为流行的主流。

即便2007年9月WHO改口,美国也只能将错就错,因为已经到了要打疫苗的时候了,上亿份的疫苗已经做好了,虽然政府财大气粗可以把它们扔了,但无论如何也来不及重新生产了,只能撞大运了。

中国和美国都处在北半球,各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一样,春天开始出现,到了夏天就不见了,秋天很可能复发。原因是夏天天气热,病菌很难在离开人体的状况下长期存活,因此也就不能广泛传播。另外就是暑假的作用,中小学是流感传播的最主要的地方,因为都是易感的孩子,而且很集中,从家里把流感带到学校,会很快传播开。一放暑假,学校关门,流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传播途径。9月份一开学,流感又有了传播的温床,因此流感疫苗要从这时开始接种。

2008年预测失准,2009年会保证100%准确无误吗?尤其是按最可怕的分析,猪流感病毒经过春天这一轮传播,到了秋天会出现变异,那么按春天的流行株做出的疫苗的效果能有多大?2008年预测失准,也就是多了许多流感,但如果真的会是1918年那样的大流行,这种失准就表明没有达到控制的目的,而且这种失准的可能性高到超过50%,甚至接近100%。

有一种说法,一旦出现大流行,尽管疫苗不能起到预防效果,但还是对免疫力有所帮助的,病患的症状会轻很多,也不会因此丧命。但是这种说法未经证实,因为我们一直在等这个百年之约,只能在约会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美国1976年敢于做出全民疫苗接种的决定,是因为美国是全球疫苗普及接种的始作俑者,国民对于疫苗接种的认同感很高。就流感疫苗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接种率最高的,全民接种率为27%,老龄人口接种率超过64%。欧盟的全民接种率为23%,老龄人口接种率为45%。中国的全民接种率不到1.5%。老龄人口接种率不到0.3%,无论从疫苗的生产能力上,还是从疫苗的分发能力、接种能力、监督能力上,都不具备在流感季节全民接种疫苗的能力,即便现在有几亿疫苗摆在那里,也无法妥善地分发下去,在接种过程中也会出现无数的问题,不管猪流感会不会大流行,有一点是可能的,因为流感而死的人肯定会大大地多于往年,而且多数是死于疫苗接种中的问题的。

既然如此,就只能走自己的路,离开疫苗。

6.隔离不是那个隔离

对于中国的现状来讲,疫苗好是好,可是用不上。

那就用其他办法吧。

中国的办法也算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了几年前萨斯的经验教训。

萨斯的教训在于疏忽、不够重视,也在于出发点的错误。不管是病毒也好,衣原体也罢,呼吸道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因为比其他需要密切接触才能传播的传染病要厉害得多,疾病控制首先要尽可能地切断传播途径,能治了,就不在乎多少人得,这本身就是策略性的错误。

不要说萨斯不能治,就是有药能治,还是应该先从控制传播入手,让尽可能少的人得病,而不是等得病后再去治。萨斯入京后,相关部门才想到这一点,采取大规模的严格隔离的办法,从而将萨斯彻底控制住了。

猪流感来了,中国重新祭起隔离的大旗,2009年的春天,成了隔离的春天。

隔离的办法是对于来自疫区的人一律测体温,高于正常体温者免费隔离七天,为了消除隐患,和此人密切接触的人也要一起隔离。只要七天之内没有症状,就解除隔离。一开始是亡羊补牢,发现猪流感后再回去找在火车上、飞机上、家里等等和他接触过的人,但这样动静太大,也有很多漏网之鱼。后来改成在机场测体温,不正常的也不全飞机隔离,只隔离前后几排的乘客,这样既有效又人道多了。没有症状也没有被隔离的也要自觉在家隔离七天。

隔离的措施在民众中获得好评,甚至掀起了抵制外国人和从海外回国的人的风潮,有人对海外留学和定居人员大喊,“爱国就不要回国。”还有的公然反对亲人回国探亲。媒体上大肆报道某某得了猪流感还到处乱跑,分明是故意传播。

且先不谈隔离的效果,首先隔离的对象只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和当年的萨斯一样,呼吸道传染病的症状都差不多,几年前很多感冒的人被当做萨斯隔离了,2009年虽然不可能有萨斯被当成猪流感隔离了,但有的是人流感被当成猪流感隔离,更有的是普通感冒被当成猪流感隔离了,因为指标只有一个:体温。所以我给回国的朋友的建议是,飞机快到北京的时候吃一片泰洛龙。

体温高不一定都是猪流感,得流感的也不一定是猪流感,要送样本到实验室去鉴定。中国CDC检查了两千多可疑病例,其中只有一百三十多个猪流感,其余的大多是人流感,加上少数的普通感冒。所谓可疑病例,就是出现体温不正常或者咳嗽等指标和症状,其中只有不到10%被确认为猪流感,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更无法自己认定了。

春季本来就容易传播呼吸道传染病。美国流感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冠于全球,每年还有20%的人口得流感。中国肯定高于这个比例,即便是20%的人也将近三亿了,怎么可能都排查?从国外来到中国的人由于异地病毒流行株的不同本来就容易伤风感冒,有的人年年回国次次发烧,他怎么就能够相信这次是猪流感?何况绝大部分猪流感病人的症状并不严重,甚至比人流感的症状还轻。

萨斯时候的隔离还是相对局限的,而猪流感的隔离则是大网式的。萨斯的隔离很快起到效果,起码很快将病人和可疑人都隔离起来了。猪流感则很难做到,并不仅仅是存在潜伏期,而主要是因为流感和萨斯传播程度不同,猪流感虽然在传播能力上大大逊于人流感,但还是要比萨斯强多了。早在1918年,很多地区就采取了隔离的手段,但几乎全部失败,只有一个地方成功了,那是太平洋上美国托管的一个小岛,采取的办法是与世隔绝,彻底切断和外界的一起联系。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都无法切断和外界的联系,更不要说开放搞活后的今天。全球化的浪潮本身就是传染病发生的动力,置身在这个大潮之中,是不容许你能够独善其身的。

那么,萨斯为什么隔离成功?

我的回答是,萨斯是靠隔离消灭的吗?

7.有一个概念叫代价

对于没有办法控制和治疗的烈性传染病,隔离是唯一的办法。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隔离了。一种是自己隔离,远离人群去隐居,城里一闹传染病了,有人赶紧跑到乡下去。例如十八世纪末,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流行黄热病,一共死了五千多人,占当时费城人口的10%。当时的办法就是住到乡下去,有一位律师就带着一家老小从费城跑到宾州乡下,安顿下来后担心在城里的父母,便留下老婆孩子,自己跑回城里,结果和父母一起病死了。城里到处是病,乡下也有,他老婆孩子也病了,好在三个人只死了一个。他老婆后来带着剩下的那个儿子改嫁,居然还住进了白宫,成了第四位第一夫人。

一闹瘟疫满城空,对整个社会甚至国家的影响太大了,于是开始采取隔离病人的办法,让病人自生自灭。从多数人远离疾病,到隔离病人,在策略上是一大进步。但是二者同样面临着鉴定病人的问题,例如十九世纪末美国旧金山传染病流行时,就有人认为是中国移民带来的,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隔离了,直到发现是船只带来的。

真正意义的大规模传染病隔离始于1910年东北大鼠疫时受清廷委派的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他在东北采取的隔离措施就是在萨斯期间使用的办法,将鼠疫病人及其家属隔离,除此之外,将传染中心傅家甸隔离,在百日之内成功地控制鼠疫大流行,为后世留下应对传染病大流行最有效的应急办法。

但是,隔离不是对付传染病的唯一法宝。伍连德日后在哈尔滨、上海对付霍乱,就没有采取隔离的手段,因为传播途径不同,病人愈后不同,隔离起不了作用。对于流感这种得病人数众多、大多数人症状很轻而且传播能力太强的传染病,采取隔离的办法效果并不好。猪流感出现了,很难快速区别病人得的是猪流感还是人流感,隔离只能扩大化,如果真的是西班牙大流感那种病毒的话,隔离区就成了最主要的传染源,而且根本就隔离不住,参与隔离的人员也会成为传染源,最后的结果全社会一半以上的人都生病,也用不着隔离了。

萨斯尘埃落定后,国际上分析了每一例萨斯病例,发现无一例外是和禽流感一样,需要感染肺深部细胞,也就是说不容易通过打喷嚏传播。有理由相信,萨斯隔离区里面相当比例的病人是被隔离后染上的。萨斯的消失,很可能并非隔离的功劳,而是疾病自身的发展,或者是因为天热所以消失的。萨斯流行的本身就是一次防疫失误,如果防疫得当,是不会有萨斯流行的。2004年,国际上一直在喊萨斯会卷土重来,但除了三例实验室泄漏外,全球就没见到萨斯,科学家们的预测又一次失准,这也证明萨斯原本就是人祸。

传染病防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费力不讨好的事,它的成功的标志是没有传染病,可是这又是无法预判的。往往是出了事之后将之控制住,这样的成绩才被承认,而若因为防疫及时,瘟疫根本就没有发生,防疫的效果则不被肯定。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和防疫体系的健全,很多类似萨斯的瘟疫都被这样消灭在萌芽之间,但公众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没有瘟疫是天经地义,而没有意识到我们还处在瘟疫的年代。

由于费力不讨好,因此防疫专家们在能够讨好的时候毫不客气,不管什么原因,只要瘟疫消失了,他们就宣布是防疫措施的功劳,控制不住,就宣称措施做得还不够,在瘟疫面前,稳健的主张永远敌不过激进的主张。

科学家应该是最严谨的,但这种严谨指的是在科研中,要有对照,采取双盲法,能够重复,每一个结论都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科研本身就是发现,不能放弃任何一种可能。到了瘟疫流行的问题时,科学家的问题肯定是有可能。科学的可能要用试验或观察去研究,比如1976年猪流感流行的“可能性”被证实是错的,但并不表明当初“认为”

有可能的是错的。2003年之后禽流感流行的可能迄今为止也被证明是错的,同样也不能认为当初不应该说有禽流感大流行的可能。对于科研来说,被证明是错的机会永远多于对的,但对于卫生防疫大政策来说,每一次失误才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科学家所受的训练也不适合面对公众和媒体。随着各方面对防疫的重视,尤其是瘟疫经常出现的时候,科学家露面上镜的机会越来越多,美国的科学家还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中国的科学家的相关训练则完全是零,他们的讲话往往产生不良的影响,虽然主观上并非如此。

萨斯结束后,在一片对中国政府的隔离政策的赞扬声中,出现过这样一个冷静的声音:对于萨斯来说,如此规模的隔离对社会和民生的影响太大,完全没有必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不知道有多少决策者和专家听到了这个声音,起码在2009年春天,这个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8.离开疫苗是万万不能的吗?

2009年夏,猪流感似乎在渐渐远去,当中国因为猪流感杀不死几个人而早就对它兴趣缺缺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为就要来临的秋天忧心忡忡起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秋天也是流感复发的季节。从流感的预防和控制的角度,秋天关系到冬天和明年春天,美国的流感接种都是从秋天开始的。通常从10月份开始,人们陆续在医院、诊所、超市药房前的临时接种站等地方接种这一季的流感疫苗。

很多美国人年年接种疫苗,但更多的美国人不接种疫苗,甚至有很多的疫苗反对者。

除了老年人和幼儿外,从以往的经验上看,不接种疫苗的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至多得一次流感,而接种疫苗的也并非万无一失,依然可能得流感。于是接种的径自年年接种,不接种的照旧我行我素,官方则以呼吁为主。

在官方的呼吁声中,很严肃的一个理由,是在大流感来临之时,能够救命。如果疫苗预测准了,就不会得大流感,即便不准的话,接种疫苗的人的症状也会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轻,丧生的可能也就小多了。对于健康的正常人来说,恐怕这才是流感疫苗年年接种的最主要的理由,因为流感大流行的对象往往就是这一人群。

头疼脑热每个人每年总会有几次,但这是普通感冒,不是流感。普通感冒是鼻病毒引起的,得普通感冒也许能够增强免疫能力,但得流感则不然。流感的症状很严重,基本上不得不卧床休息,从三天到一周不止,对人整体的健康情况有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得流感,除了个人的卫生防护之外,接种疫苗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2009年夏天,卫生防疫系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猪流感。这是一株新的病毒,带有很强的动物病毒的色彩,人们对它的流行自然史还很不清楚,仓促上马的猪流感疫苗的效果和副作用等都有很多未知数,大规模人群接种的后果很难预料。

有了1976年的教训,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并没有大力研制猪流感疫苗,而是采取从欧洲订购疫苗的策略,这样一旦出现严重的副作用的话,就用不着和1976年一样惹上一身官司了。但是随着猪流感的继续扩散,美国有关部门终于坐不住了,也开始抓紧研制猪流感疫苗,有关猪流感疫苗的大规模接种的计划和设想也相继浮出水面。

到了夏天,全民接种的消息渐次露出水面,迷信疫苗的专家们不遗余力地鼓吹着,希望秋天大部分美国人能够打三针,一针是常规流感疫苗,两针是猪流感疫苗,因为猪流感疫苗的免疫效果不强,要重复免疫。

全民接种计划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其后又出现了9月份开学后全体中小学生接种的计划,同样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地步。一度认为是最有利的抵御大流感的武器的疫苗,到了最应该派上用场的时刻,突然变成了问题少女。

养兵千日,不能用于一时,一旦真的出现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致命的第二波和第三波,难道九十年过去了,我们所能做的,和1918年一样,依旧是忍受吗?

如果疫苗只能停留在看上去很美的境界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隔离?

效果先不说。2009年春天,中国的大隔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隔离能否见效,而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几个星期还可以,超过两个月,整个国家卫生防疫系统便处于一种不堪重负的维持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有效地坚持下去的。隔离被取消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有必要,不如说是负责隔离的医疗系统坚持不下去了。

药物?

达菲等药物起到的是救命稻草的作用,似乎唯一的功劳就是以最快速度让猪流感病毒产生抗药性。全世界的人一时间都在储存达菲,让罗式药厂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着实发了一笔猪流感财,而且在今后几十年中还会继续发下去。

福奇和重新回到NIH任职的陶本伯格等人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的结尾这样写到:“虽然我们不得不准备应付一场由一个完全新的病毒引起的严重的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但我们依然需要继续深入探索我们所生活的瘟疫时代的原动力。”

此所谓至理名言。

未来并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