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弦歌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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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岁月如歌(18)

梦中情人

常言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以为,不会谈恋爱的大学生未必是好学生。一个人只要心智健全,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如何去爱异性。这也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这门课学得好能够受益终生。当然,这是我现今作为过来人开窍后的看法。当年我可没有这么先锋和觉悟。不但不觉悟,而且很迂腐。由于从小家教比较严格,父母又近在跟前,使我备受约束,做什么事都放不开手脚,想谈恋爱却前怕狼后怕虎,加上过于勃发的青春美丽嘎啦豆毁了我的自信,使我很有“丑小鸭”的感觉。30年前,当全班同学第一次集合在宿舍楼前时,我发现本班颇有几位气质高雅、美丽端庄的女同学,心中曾窃喜:其中会不会有一位就是将来我的“她”。可是,想归想却迟迟不敢付诸行动,待我受不了情感折磨痛下决心准备下手的时候,却发现“天鹅”早已飞了。怪不得,一年级第一学期寒假的时候,我和刘某某同学一起留校护校,发现该同学埋头疾书写了好几页东西。不久,我就从系办替他转递了一封来自本班某女同学给他的回信。现在看来,“大炮”早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把炮口对准了目标,可那时我还处于懵懂未知的状态,没有看出刘同学的异样,可见姜还是老的辣。由此推而广之,在那个大学生男多女少的年代,每一个美女同学的身边不知有多少异性追求者。我不否认自己也有梦中情人,可是一旦遭到婉拒,便立打退堂鼓。殊不知,爱情需要追求。羞于在异性面前言表的我,就只配当爱情课堂的小学生。直到大学毕业好几年,爱神才来到我身边,我的妻子来自遥远的西北。当年我本不愿谈福州以外的对象,因为许多现实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没有户口指标,没有接收单位,造成两地分居的障碍难以逾越。我的婚恋经历让我深信爱情全凭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门不成亲。

(陈颖文学院1980级,福建师大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逼上长安山

◎方祝平

1980年10月10日,我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心情是复杂的,既是长久的期待,也有些许的无奈。上大学前,我是农民,是“吃谷子”(即农业户口)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唯一的路就是通过高考博取“吃米”(即城镇居民户口)的资格。

我的求学生涯是一段段弯弯曲曲又断断续续的人生之路。我在这样崎岖坎坷的路上艰难地摸索,如同暗夜里的苦行者,那样疲惫,那样辛酸。等到了老天开眼,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我们的民族总算熬到了天明的一天。当时正处于迷惘中的我,忽然有一天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石破天惊。当时迎考热潮可谓盛况空前,无奈我为了生计,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人们在复习迎考。我不敢放弃眼下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但是,参加高考就像春天里播下的一颗种子,在心里慢慢地生根发芽。大学梦也萦绕不已。

不久,工厂经济效益不好,把我们辞退了。

这时,我想到了高考,我以一个农民的毅力和勇气,找来几本旧的课本,关起门来开始复习。首战高考仅差几分失利,虽名落孙山,但看到希望的曙光。1980年再战高考,我终于有幸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从此,福建师范大学就紧紧地与我的人生连在了一起。我有幸成为当年千万高考大军的一员,抓住了幸运的尾巴,走进了福建师范大学。

当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因我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我可能天生就对师范类学校有一种亲近感,便报福建师大为第一志愿。一天,在家正干农活,忽然有人在我家院子外大叫方祝平。我一看,是一个穿着邮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封挂号信。我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跑过去迫不及待地接过信一看,是福建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上帝保佑,我的梦想成真了。

报到那天,我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做木工时的工具箱放行李,另一头扯一块农用薄膜裹着棉被,独自一人从农村老家出发,先是乘船到福州湾边码头,接着挤上6路公共汽车到了上渡车站,晃荡晃悠地挑着行李,沿着长安山的大道走到师大中文系报到,完全一副农民的模样。

农村的生活经历锻造了我不屈的意志。到了长安山,犹如来到了开垦人生希望的伊甸园。在师大的4年时间里,虽然因历史的断层,我与年少的同学有着不小的年龄差距,很羡慕他们无忧无虑尽情地挥洒着青春和快乐,但我更多的是朝着长安山的知识金矿,以农民的方式默默地开采着自己的宝藏。

长安山犹如一座熔炉,让我嬗变,让我升华,硬是把我这一个农民,炼成为福建师大永恒的学子。

(方祝平文学院1980级校友,福建省烟草专卖局纪检组长)青春的记忆

◎严小华

从不经意想起,却总难以忘怀。青春的记忆,历久弥新,撷起几片,抖动岁月封尘,触摸曾经的青春思绪。

入学那一天

终于等到学校通知入学的日子,前一天联系了一辆往福州的“便车”,一早吃了母亲煮的蛋面,我与3班肖德茂同学一起出发。我们把箱子、棉被等行李往后车厢里搁,车厢里就我们俩,棉被当坐椅,新鲜舒适,惬意得很。车一开动,数天前揣着入学通知书感到即将离家求学的紧张完全消除。到了师大校门,站在校门前张望校区,那么熟悉,仿佛早已来过此地。后来才知,那是于梦中相识。

新生陆续到校,门口有些热闹。迎接我们的是平潭的几位高年级同学。顺着坡往长安山上走,比较着中学校园,感到大学是如此宽广,几乎容得下整个世界。十几分钟的路程,同乡的同学已经把学习、生活注意的事项全部介绍清楚,实际上是我把所有想知道的都问了一遍。

中文系宿舍大楼尚未完工,我们先被安顿在政教系宿舍楼1楼。整理被褥时,系领导黄广恩老师来看望新生。看到我微笑地一问:“个这么高会打球吗?”记不清回答了他没有,我自己没感到个高,只是瘦长些,后来我还真的成了年段的篮球、排球队员。同屋的新生互不相识,招呼也是浅浅的,只互问一下哪里来的。傍晚早早地随老乡到食堂吃饭,看到学校1、3食堂连在一起,瓦屋顶,陈旧得很,餐桌椅多有破损,跟想象差异较大。但饭菜很香,独特的师大荔枝肉香味,那一天起就植入记忆,以至于后来总感到聚春园的荔枝肉不地道。为此,我在校庆90周年返校时,又特意到食堂重温了一下师大荔枝肉的香味。食堂虽旧,但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开晚会,看高年级跳交谊舞,包括欣赏朱以撒老师的书法展,以及我们在周末偶尔几个好友聚会饮酒,快意人生,也多在此处。近年去过新校区几次,才感到长安山校园文化无论在哪个角落都是那么厚重。

那一天夜晚也是早早降临,躺在床上,既亲切又陌生,没有孤

独感,没有思乡情,感觉就像在躺在船舱里,轻轻地摇晃。

“姿三四郎”们

那时看电视,都在操场上。有好的节目,就赶紧搬着方凳往前排占位置。人若没看着,不知何时凳子就会被别人挪到边角上。特别是看女排世界杯决赛,一台电视机前挤着上千个学生。那时看球的热情,现在已难找回。中国队赢了球,同学们太过兴奋,热血被爱国热情点燃,总要掷水瓶、烧草席和被单、敲脸盆,直闹到半夜。不知现在大学城里的学子们有没有我们当年那般闹腾,他们闹腾的形式与内容或许都变了。

当时,我们还看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看得很过瘾。日本的柔道,虽无中国功夫精妙,但同出一源,阳刚、正气、侠义,同样让人荡气回肠。那时学校也流行武术,各系都有爱好者,强身健体的人们在校园里四处可见。于是,杠铃、哑铃都摆在宿舍走廊上,下午下课和晚自修后,一批爱好者就摆弄这些“铁家伙”,不知这些“铁家伙”后来怎么都逐渐集中到了我们组宿舍门前。我乐此不疲,坚持练了4年,力气越练越大,掰手腕,早早就全班第一。到了大三,在年段和系里已难逢敌手,觉得豪气平添、心高气傲起来,当然最大的成效还是把身体炼得相当结实。无论春夏秋冬,我都是洗冷水澡,特别是冬天清晨,都要冲一下水,光着膀子进出房间,总要吓着怕冷的同学。记得大学4年,仅有过一次感冒,只吃了两片药。当时的记忆力特别好,一下午可背诵诗文30多篇。可见经常性做高强度运动,既可增强身体素质又可激发人的潜能。现在虽不运动,但仍记得运动的好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会对学生强调文体活动的重要性。

军区礼堂

省军区礼堂是我们看电影最近的地方,坐公交就两站4分钱即到,所以常在那看电影。逢周末,或放新片,我们都会去看。到了大三,我们开始有了选修课,记得我们年段有相当多的同学选修了“戏剧与电影”,他们并非对戏剧电影理论有多大的兴趣,主要是想多看电影,看影报、杂志,多娱乐。当时学风很正,选这门课,就能把娱乐与读书修身这些正事联系起来。除上课外,老师会安排我们看些内部电影,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巴顿将军》、《原野》等。选修课作业不多,考试交小论文、影评皆可,轻松得很。当时大学考试是有压力的,我就想每门课都这样就好了。

看电影、看戏的人多,真正懂戏剧的人少,于是我们又显得与众不同了。我们也常到图书馆阅览室看戏剧电影杂志、看影评,啃一两部电影理论专著。经过一些时日,似乎也就专业起来。这时看电影也就懂得些许门道,就更专注、更兴奋。也因此,看完电影,我们三五成群在回校的路上,对编剧、表演、导演就会大加评论,各执己见,最终总要演变为“专业化”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回到宿舍大家还感到意犹未尽。人的观点一旦有了理论依据,就是那么顽固。有时看电影,受感染的情绪要延续多天,年轻纯真的心灵,艺术是那么容易地撞击着它。情感加理性会把人的潜能推高,按当时的水平,我们写起影评,绝不比专业评论家逊色。军区礼堂,也是我们情感的礼堂,伴随着我们走过大学4年生活,在我的心中,它是长安山的一部分。

简易教室

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生逐年增多,全国各高校同样拥挤,师大的老教室也容不下人数渐多的学生。新文科楼、化学楼都还未建成。当时办学者真有办法,建起了许多简易教室,红砖、瓦屋顶,单层单屋,加上单人靠背椅,就有了简易教室。教室容得下100多人听课,为节约资源,我们多是上大班课。教室虽简陋,但老师都不凡。1980年适逢教育改革,教授、讲师都要到一线教学,每年有严格的课时任务。我们1980级很幸运,名讲师、教授都给我们新生开课。许多高年级的同学,羡慕得很,有的干脆重新再上一次,对照我们的课程表来旁听,简易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夏季,教室旁的大树树荫能挡暑,室内很清凉。我们班的文娱活动有时也在简易教室里进行,椅子一整,空间就有了,很方便。击鼓传花,免不了。有时还学唱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都唱得很有激情。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年代。

当时简易教室就建在校园墙边,看出去就是种满作物的田野,教室里外空气都是新鲜的。现在这些教室早已不见踪影。长安山学区当时有5000多名学生,显得很拥挤。现在师大在校师生已超过5万人,上街新校区宏大,高楼一片,教室明亮,看上去却像厂区。花木精细,但已嗅不到往日草木的香气,感受不到简易教室的宽松。

长安山老校区里恬静如昔,但周边熙熙攘攘,商气浓重,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农田,入内虽静,但总有受困与压迫感。

离校时分

大学4年过得很快。临近毕业,同学们多数表现得依依不舍,互相道别。大家揣着留言簿,让同学写些留言赠语,以求能安抚自己不舍的心情。大家都在忙着完成离校的程序,每天晚上,都很迟入睡。一些同学神色黯然,有的是对分配去向的忧虑,有的是难以割舍恋情。一些考上研的同学与可能分配好单位的同学信心满满,意气风发。我的心情很轻松,想去参军,但部队又不在我们系里招人,分配上没有太多的想法,于是心里没有负担。那时已没有了功课,整天无所事事,只想与几个好友去喝酒、热闹,年少不知愁滋味。

大学4年,许多事记忆犹新,但离校的情形却早早地忘却,记不清如何离校,坐什么车,与谁一起离校回家。那是一段模糊的记忆,没有了精彩,没有了激情,也就没有了记忆。但4年淳朴向上的大学生活,长安山的景色,老师同学们的身影,已铭刻在我的心中。

(严小华文学院1980级校友,平潭经济开发区经贸局副局长)青涩岁月里的花痕草迹

◎洪晋成

岁月就像一条长河,汩汩滔滔,奔流不息。曾经的花红月好,曾经的沧海桑田,已一去不复返,而30年前青涩岁月里的花痕草迹,却隐约在我如今缕缕斑白的发丝里。

1980年7月一个热得发烫的日子,蝉噪阵阵,令人躁动不堪。我在我阿姨承包的建筑工地里打工,挑着一担担沉重的湿沙,沿着坡度颇大的单板,一步一个脚印,直挑到3楼,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中午1点多钟,烈日当空,令人头昏眼花。忽然听见一阵自行车铃响和呼叫声:“晋成,你被录取啦!”我撂下沙担子。“什么?”我高声喊道,声音随即被工地的机器轰鸣声淹没。“你被大学录取了!”“真的,哦!”我听清楚了……

“啊!”我大喊一声,纵身一跃,从3楼跳下,离地五六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