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末日论者们对玛雅预言的解说，2012年的12月，会有末世光临。在年末的时候，我接到公司的通知，要我回长沙准备《我亦飘零久》的新书签售会，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的读者见面会。从北京回长沙的前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雪，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白茫茫的一片天地。
似有千言万语哽在喉头。
14号晚上我把自己给“毒药”们准备的小礼物拍了照发到微博上，15号我私下招待了几个从外地过来的小姑娘，她们是独木舟吧派来的代表，终于，到了16号。
那天清早我就起床化妆，绣花问我，你打算弄成什么风格？我想了想说就跟平常一样，黑眉红唇吧。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跟我说从早上开始就已经有读者去图书城排队了，她们在电话里焦急地问我，舟舟，你什么时候来？
中午十二点，我从家里出发，二十分钟后，惜非把我从酒店的侧门带上去进了会议室，在那里有一场媒体采访等着我。
不断有工作人员上来发喜报，跟我讲下面队伍排得很长，几百本书已经售罄。
我站在窗边，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担心读者为了排队签名不去吃东西，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待会儿面对这么多人，表现不好。
下午两点钟，签售正式开始，我被工作人员簇拥着从通道进到会场里，那一瞬间，人群里爆发出如云朵般乍起的欢呼和尖叫，我回过头去，站在我身后的熟悉的朋友、编辑，脸上全是与有荣焉的笑容。
那一刻，我想起多年前，我还在读大一，去参加一个前辈的签售会，心里暗暗地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签售会，该有多好。
六年后，我真的站到了这里，命运没有辜负我。
有很多读者因为年纪比较小，家里人不放心，就由爸爸妈妈陪着来。有一个父亲站在我面前时，很认真地跟我讲，我女儿很喜欢你。
还有一些男生，是来替女朋友排队拿签名的，我应承他们的要求，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的祝福，心里对那些女孩子充满了羡慕。
还有很多姑娘，排到我面前时毫不客气地对我说，舟舟姐，来抱一下嘛！更有夸张地要求我在她的手臂和书包上签名的读者。感动的情绪一直萦绕在心里，我说过，我不太懂得表达，只是遗憾时间太短，未能与大家从容地交流。
对我来说，能与你们见上一面，亲口对你们说一句谢谢，这其中的意义，远胜作品的畅销。
我的心里有过你
新年的头一个月，我在北京那能毒死人的空气里，整天病恹恹，懒洋洋，除了每天下午笔墨纸砚一字排开，练上两三个小时的书法之外，别的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
某天下午，我决定去看一场电影。爱戴墨镜的王家卫，2002年时宣布他要筹拍《一代宗师》，到2012年的年底上映时，匆匆十年已过去。这部电影从上映以来，网上口碑一直两极化，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我打开微博首页就能看到剧照，打开豆瓣就能看到影评，最私人化的QQ上，不少好友已经将这部片子里的文艺腔台词挂在签名上。
王家卫的电影里总是会出现一些若干年后还被无数文青津津乐道的句子。
《春光乍泄》里，何宝荣每次一说到“不如我们从头来过”，黎耀辉就会心软。
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段是他们在厨房里拥抱着起舞，舞步缓慢，悱恻旖旎，那样相爱的两个人，让人忍不住想要流泪。
看《一代宗师》这天，是周二下午，剧场里人很少，我坐第六排中间的位子。
一开头就是叶问在雨中与众人的一场打斗，旁边两个男生已经忍不住评价说好，我没作声。
直到章子怡扮演的宫二出场，少女时期的造型清冷明净，在金楼里摆宴等待叶问的那一幕戏，她后面站着一众浓妆女子，个个旗袍包身，身段曼妙有致。
奇就奇怪在这里，偏偏我的眼睛却撇开那姹紫嫣红，独独落在素净的宫二脸上。
而后她落发奉道，替父报仇，造型是头上别一朵针钩的白色小花，黑色毛领，一张脸沉静得好似一潭深水。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叹，她这些年的大起大落真不是白经历的。
宫二最后一次见叶问，嘴唇上涂了点点红，她轻声说，叶先生，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
就这一句，生生逼出人的眼泪来。我都不晓得这么一句朴素无华的话，怎么会有那样撼动我心的力量，其实比起她背过身去，那句余韵悠长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一句“我心里有过你”，实在是太平常了。
可这么平常的一句话，让宫二成了仙。
从影院出来，男生们还在从音效、画质、节奏上分析这部片子，我一句话也不插。
某人说，总体来说是佳作，但我不太喜欢后半段，小情小调的东西太多了。
我终于开口说，恰恰相反，我就喜欢这种小情小调。就像多年前，看《春光乍泄》，我对那个壮阔的尼瓜拉加大瀑布的镜头完全无感，若干个日子之后，却还能清晰地记起何宝荣扔下啤酒瓶，反手一把抱住黎耀辉。
是谁抱你，吻你，抚摸你，是谁跟你一同饮酒，醉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黄昏的天台。
“无用”的人生
我终于要谈一下，我最不愿意谈起的那件事。
今春微博上有一位姑娘因为抑郁症自杀了，而去年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走饭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结束生命。
春天是这个病症的高发期，惜非曾经问我，为什么会是春天，明明是春暖花开，生机勃勃的季节。
我想了一下说，我并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只不过，每一年的春天我都感觉自己看不到下一个春天了似的。
《晨报周刊》的记者通过我的朋友打来电话，很委婉地表示想约我做一期采访。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不以为意，笑着问，是什么主题？明显地能够感觉到朋友在电话那端有些迟疑也有些小心翼翼，他说了一堆“这不是任务，你不想做就直接拒绝，没关系的”之类的铺垫，末了，缓缓地说，他们想做关于抑郁症的专题。
我停顿了一会儿说，你让我想想。
晚上他叫我出去吃饭，一直没主动提这件事，是我自己，告诉他，我愿意接受这次采访。
他的眼神有点惊讶，我说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不愿意在纸媒上谈论这件事，一旦谈论，就有立场，有立场就会有风险，我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了接受。
我想，就像是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写在“深海”中的那句话一样：这世上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针不刺到你，你就不知道有多疼。
2012年我的情绪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低谷，我想我真的能够理解那些姑娘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决然，因为在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我几乎离那一步只有一公分的距离了。
我在失眠痛哭的夜里，在我的微博上写下我的心情，除却关怀的声音，还有一大部分是指责我不够坚强，无病呻吟。
在那样的情况下，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慰藉，一句指责的话语，几乎可以置人于死地。
我曾在极度虚弱的状态下跟我最亲的闺密说，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下去了，请你帮我删掉我所有的微博和日志，我不想在我离开之后被数以万计的人转发我生前写下的文字。
人在那个时候，真的会脆弱得像一块玻璃。
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接受这次采访，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群体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和多么深的误解。很多人说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是对生命不负责任，可是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能够活下去，谁不愿意活下去，谁愿意抛下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奔赴死亡。
如果我所说的话、我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能够改变哪怕一个人的想法，能够使哪怕一个人得到周遭的理解和关爱，那么这次采访，就有价值。
我们身处一个喧嚣浮夸的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只鼓励人强大，鄙夷软弱。而我想说的是，软弱并没有过错，它只是生命形态的某一个折射，在面对自己所未经受的苦难面前，即使不能够理解，但至少可以沉默。人生只是过程，它既无真谛，也无意义。借用加缪的一句话来说，人生越没有意义，反而越值得去经历。所有不快乐的人，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愿以自己渺小而卑微的力量，去对抗这稀疏寻常的命运。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画面中是一位穿着大红色长裙，黑色长发织成一条粗辫子的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的对面有一张椅子。
她的容颜已经不太年轻了，于是，对当代艺术并不熟悉的我，并没有认出她来。
接着一位头发胡楂都已花白，同样并不年轻的男人走到那张椅子前坐下，四目相对之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骤然动容，原本沉静如同深湖的脸上，出现了微妙的笑，紧接着便颤抖着流下泪来。
他们伸出双手，在桌子上十指相扣。
这是一场分别了二十二年之后的和解。
这位长发长裙的女艺术家Marina bramovic，是南斯拉夫籍，她曾说，一个艺术家不应该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然而她遇到了，也爱了，刻骨铭心的十二年之后，又失去了。画面中那位头发花白的男人，是她曾经的恋人Ulay，亦是一位来自西德的伟大的行为艺术家。在年轻时，他们曾经一起创作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即使是我这样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的人也略有所闻。在表演《死亡的自我》时，两人将嘴巴对在一起，互相吸入对方呼出的气体，17分钟之后他们的肺里充满了二氧化碳，都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这一表演探求的是一个人“吸取”另一个人生命的毁灭能力。1980年他们还表演过一个作品，一把弓箭，她握住弓臂，他手里握住弓弦与箭，两人面对面站立，箭头上淬染了剧毒，对准她的心脏，一旦有一方松弛，她便会立刻死亡。
这些作品用“同生共死”来形容，绝不为过。
1988年，两人的感情走到尽头。她说，无论如何，每个人最后都是会落单的。他们决定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来结束这段“充满了神秘的力量的关系”，于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以长征的方式，她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自东向西，他则自戈壁滩的嘉峪关自西向东，两人最后在二郎山相遇，完成了最后一部合作作品—《情人，长城》。
“我们各自行走了2500公里，在中间相遇，然后挥手告别。”我找到当时他们在长城的合影，两人紧紧相拥，他头上戴着一顶写着“中国”字样的帽子，而她穿着红色的衣服。我看着那张照片，几乎流下泪来。自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时间的指针走到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黑发长裙的她从一把木椅上缓缓站起，宣告了又一部划时代的艺术作品诞生。
至此，她已经在这里静坐了两个半月，在过去的716个小时中，她岿然不动，像雕塑一般接受了1500个陌生人与之对视，众多名人慕名前来，有些人甚至接触她的目光不过十几秒，便宣告崩溃，号啕大哭起来。
唯有一个人的出现，让她颤抖着流泪，那就是Ulay。隔着一张桌案，这对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恋人，在分手二十二年之后，再度相遇。
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确实如此。
请给我一张企鹅村的
永久居住证
《一粒红尘》的进展不是很顺利，焦灼之下，我做了一些有点儿夸张的事情。
首先，我认为是我的工作桌不好，不够大！一张尽责的工作桌应该要能放下以下物品：电脑、台灯、绿色植物、书本、文具盒、墨水、水杯、笔筒、抽纸巾、保湿喷雾、香烟、烟灰缸，以及—无数零食！
椅子也不好！一张尽责的椅子应该要让坐在上面的人产生“瘫痪了也无妨”的满足感！
台灯也不好！一盏尽责的台灯应该让人在白天的时候也想打开开关，沉浸在黄色灯光营造的温暖气氛中！
总之，稿子写得不顺利，都是这些东西的错！恼羞成怒的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去了宜家，从下午四点一直逛到了晚上九点，虽然意犹未尽，但是必须走了—人家要关门了好吗！
两天后，我坐在新椅子上，面对着设计师们专用的工作桌和无论白天晚上我都想时时刻刻与它相伴的美丽台灯，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了。
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空虚，身体里充满了那种打不起精神来做任何事情的疲倦。
于是我给自己买了一套《阿拉蕾》。
收到漫画的那天，我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虽然，这么多年，在感情的道路上早已经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但十几年前喜欢的东西，到现在依然很喜欢，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长情。
漫画里的则卷阿拉蕾还是那么可爱，整天横冲直撞，一拳能把地球打成两半，宫本武藏用筷子夹苍蝇，阿拉蕾小姐能用筷子夹起一头牛。
则卷千兵卫博士一如既往的猥琐，同时又是高智商的天才发明家，没有他造不出来的东西。
还有那些同样精彩的配角，小吉，小茜，小雄，山吹绿老师，看到阿拉蕾就害怕的警察们，奸诈的酸梅干超人，还有满地长得像冰淇淋的大便，会说话的猪，小狐狸冬贝……所有人，共同生活在那个与世无争的企鹅村，过着一种真正幽默的生活。这是我童年时期最爱的漫画，它比《机器猫》稍微色情一点点，比起《灌篮高手》又少了那么一点热血，比起作者鸟山明更著名的那套《龙珠》，又显得略微幼稚和粗糙，但它能随时让我哈哈大笑，并且因此觉得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而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也算是到了可以话当年的年纪，可是漫画里的这些人物一点也没变，没长大，没变老，没有生存压力，没有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感到失落或者沮丧。
他们还是那么单纯，不跟你讲人生的大道理，没有一个深刻的主题，就在那个村子，守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过着知足常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