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评书概说
评书表演艺术源远流长，广义地说，几千年前中国就有民间说书，而现代意义上的评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评书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以扬州评话和北方评书为代表的南北两派。评书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进行说演，在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很流行。北方评书因为用普通话表演，不受地域限制，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更是风靡全国。
评书的表演形式是一个人坐在桌子后面或站立在台上进行说演。早年，评书本是说唱兼而有之的，有如现代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说与唱相辅相成。只因光绪年间听书的多为一班太监。因此，被宫中慈禧所闻，传其入宫。在禁地演唱诸多不便，遂改“评讲”，仅以桌凳各一，醒木一块，去掉弦鼓，用评话演说。于是，说评书这种表演形式就被确定下来了。
评书表演的道具很简单，只有一套桌椅、一块醒木、一把折扇、一方手巾。醒木也叫惊堂木，是一块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醒木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的道具，以加强表演效果。醒木可以渲染气氛。折扇作为道具可以表现出文人气度，也可以作为兵器、船桨等。艺谚云：“扇子古时有，指点分文武。假笔可代书，兵刃借它舞。”“扇子原本古有，刀枪棍棒凭它。文武九流各有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仍以长篇大书为主流。
评书界一般认为王鸿兴是评书的创始人。他是清初活跃在北方燕京地带的“三红”（另“二红”是陶宏玉和周弘亮）说书艺人之一。当时三红鼎立，他们在舞台献艺时，各展所长，相互比艳夺魁，争夺书座（即听众）。一开始王鸿兴说书并没有陶宏玉和周弘亮好，后来他刻苦钻研，将说书的旧方法以及书中的内容进行大胆的变革，把说书技艺提升了一个层次。王鸿兴针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发挥，把书说得有评、有讲、有论、有叙述、有比喻、有联想、有书内书、有书外书等。使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趣味和知识。因此颇受当时各界人士的欢迎，听众异口同声地赞誉他为评书名家。
不少喜爱评书的人，在征得了王鸿兴的同意后，投到他门下做弟子。然而，差，唯我不分冬夏。”扇子还能代表各种器物，以不同姿势代表刀、枪、笔、纸。比如，折扇横在桌上就是桥梁，竖着往桌上一戳就代表房屋。手巾可作书信、布告等。这些道具使用得当，可使讲述大为增色。早期的评书艺人说书时要身着传统长衫，20世纪中叶以后，衣着不再固定为专穿长衫。除此之外，演员的道具也有所简化，甚至略去不用，表演形式仅为站立说演。
评书以长篇大书为主，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到了也有一些事先没有得到王鸿兴允许，却自称是王鸿兴门徒的说书人，希望借王鸿兴的声誉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于是，王鸿兴建立了门徒制，即门庭传艺制度。因此，他的门徒都尊称王鸿兴为评书创始人，立之为评书始祖。
北京评书经过了短暂的初创期，到了明末清初，迎来了评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书目繁富，书棚书馆遍及全城。当时著名的评书艺人有双厚坪、潘诚立、群福庆、田岚云、徐坪玉、奎道顺等。
到了1916年，北京评书研究会成立。研究会对经常上演的四十余部大书进行了一次修订整理，确定了二十九部可改正上演的书目，其中袍带书十三种、公案短打书十三种、神怪书两种、谈狐说鬼书一种。这次修订整理，对评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北京有一百多名说书艺人，经过艺术实践与竞争，从中又涌现出一批造诣精深的评书家。他们继承了先辈的说书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的兴起为评书提供了新的阵地。评书从书馆走进了电台。全国各大广播电台竞相邀请著名评书演员为其播讲评书，兼播商业广告。用收音机听评书成为当时人们热衷的休闲娱乐形式。
1949年，连阔如率先编演了短篇新评书《横渡乌江》。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各书馆上演的新评书已经占上演书目的三成以上。
1985年，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将长篇评书《杨家将》搬上电视荧屏，开电视评书艺术之先河。这部书在全国评书界和广大听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中央及地方电视台相继开办电视评书栏目，一些经过认真整理的传统评书也陆续在电视上播出。北京书坛在这个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电视评书在追求传统评书表演特点的基础上，尽可能调动电视艺术手段，使之与电视画面语言相结合，通过以实补虚的手法，将评书的虚拟、写实、时空自由与镜头语言巧妙地结合起来。电视评书发展至今，已经走向了电视与评书的“双赢”阶段。电视与评书互为条件，水乳交融，共同提升。
2008年，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评书艺术，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扬州弹词、长沙弹词、杭州评词、杭州评话、绍兴词调、临海词调、四明南词、北方评书、湖北评书、浦东说书、厦门讲古等各地评书类艺术都榜上有名。这意味着有上千年历史的评书艺术将得到更好的传承保护。
（二）现状与展望
评书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艺术形式之一。长期以来，评书吸引着众多的听众，让人们如痴如醉，这和评书自身的优秀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2008年，评书已被国家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娱乐元素多元化的今天，曲艺节目正面临着各种综艺节目的正面冲击，危机日益严重。当曲艺文化似乎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之时，评书却能长期占据电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拥有较高的收视率、收听率，并培养出大批青少年听众，颇有一枝独秀的味道。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正不断催生出新的艺术样式。各种说唱艺术形式为了生存下去，都在谈改革创新，然而成功者却寥寥无几。从现状来看，评书无疑是创新最成功的。它被认为是最富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
评书艺术因不断创新而取得成功。纵观整个评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变革的历史，传统评书更是如此。评书艺术创新有四种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继续开掘传统题材的宝藏，赋予传统的故事和人物以新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多数听众来说，评书讲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至少开头、高潮、结局的大架子，是我们都知道的。但为什么听众还是那么爱听评书呢？因为评书演员能不断地对传统题材进行内容上的深入和丰富，思想上的开掘和翻新。人物名字一样，但性格有变；性格一样，但经历有变；经历一样，但故事有变；故事一样，但情节有变；情节一样，但细节有变；细节一样，但细节所代表的意义有变。借用相声的术语，就是“一遍拆洗一遍新”。
第二个途径是拓展新的领域，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创造新的题材，如革命历史题材、公安题材等。一个时代的艺术，必然要反映这个时代的面貌，也就是说，能反映时代面貌的艺术作品才是好作品。
第三个途径是改进评书的结构。由于评书观演方式的变化，听众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也要求艺术表演紧凑高效，同时，大书篇幅变长也对演员减少拖沓、增加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在长篇评书的结构安排上下工夫。
第四个途径是翻新评书的艺术手法。评书的表现力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艺术手法丰富，从大处的“草蛇灰线”、“龙蛇笔法”，误会与巧合，到小处的赞、赋、开脸、“摆砌末”，各种手法都在随着观众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同时又有一些新的文学表现手法被引入评书艺术。正是这些细节处的匠心独运，才使长篇传统大书充满了生趣，与听众沟通起来，丝毫不显得隔膜。
现如今，评书艺术已进入一个平稳繁荣的时期。当今评书名家纷呈，题材范围之大，作品数量与听众数量之多都是空前的。更可喜的是，与其他说唱门类“能把师傅的东西学下来就不错了”的情况不同，评书演员在继承的同时还不断在艺术上探索新的空间。传统大书在反复挖掘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思想内容，产生新的“听点”。
由于媒介的革命性进步，评书的观演方式发生了改变。作为第一个将评书引进电视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对于评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过去一个人说书，每场的听众也就几十人至多上百人。现在，可以几千万人同时通过电视看一个人表演，每个演员面对的观众数量大增。从发展走向看，评书已经在悄然中改革了。
评书艺术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无数次变革与创新，也保留下不少独有的技巧与表现方法。其“于说法之中现身”的表演方式，“说书唱戏劝人方”的艺术旨归，动容动心的感染力量，生动曲折的叙事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其他艺术门类取代不了的。在今天，评书的艺术特征已经被许多艺术品种吸取，比如现在电视上有很多故事会形式的节目，收视率很高。虽然它们不是评书，却学习了评书的许多形式和内涵，这其实是评书艺术的向外延展。
评书属于口头语言，它以讲故事为己任。只要人们用以交流和交际的口头语言不消失，评书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还有听故事的愿望，评书就有存在的必要。虽然评书根植于民间，能深入民心，但评书是曲艺中的弱势项目，而曲艺又是文艺界的弱势项目，因此，评书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
学术界对评书的研究工作要继续深入，尽可能多地发现评书艺术的优点及长处，寻找它自身的不足和缺陷。评书如何充分表现自身的审美内涵，如何更好地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吴文科在《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中认为，缺少具有经典品格的新节目，缺少高素质的创演人才，艺术传承的传统机制被破坏，对曲艺传统的误读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对曲艺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不够以及曲艺理论和评论的薄弱等问题都是评书界目前亟待解决的。另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国家政策扶持、兴办各级各类曲艺学校、营造正确舆论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评书的保护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