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圣贤皆寂寞，七十岁的孔子到达了他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但寂寞的孔子是超然的，是快乐的，在音乐的陪伴中，孔子人生的最后日子即将来到。那么晚年的孔子所悟到人生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什么？这时候的孔子又是如何观察人和事的呢？
我们在讲孔子的时候，是按照一个基本的线索，这个线索是孔子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除了这一段话之外，他还有两段话，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一开始学习大家都来了，都报名参加了，但是有很多人中途退出了，所以能够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能够一起到达最终的道德境界。能够一起达到道德境界的人，能不能一生立根于道中，行为处事都按照道来，这又是一个境界，到了这个境界，可能又有很多人半途而废，或者被淘汰掉了，这是第二个境界了。第三个，“可与立，未可与权”，能够一起立身于道中的人，又未必能够一起灵活运用道。
说到这里面，孔子讲的人生的境界，实际上有四个层次：第一，一起学习的人；第二，一起学到了道的人；第三，一起立身于道的人；第四，能够灵活运用道的人。注意最高的境界是灵活运用道，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权”，什么叫“权”呢？就是权变，就是不拘泥，就是不呆板。
这四个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所以孔子又感慨，每上一个境界，就会自然淘汰掉一批人，到了最后，可能只剩下孔子一个人了。所以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有一种很深的寂寞感。因为他独处高绝的道德学问的顶峰，往往四周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他肯定感到了深深的寂寞。一般人都怕寂寞，但是要知道，最高的境界一定是寂寞的，最完美的人性一定是寂寞的。所以这种寂寞，实际上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古来圣贤皆寂寞。七十岁的孔子到达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深深体会到了站在高处的寂寞。那么孔子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
把孔子的上述两段话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呈现了相同的境界，比如“学”、“立”、“权”。而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什么？是从心，从欲，从权。也就是说，一定是宽松的境界，是从容的境界，是逾越的境界，是自由的境界，而不是很刻板的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生特别反对的一个字，就是“必”。在《论语》里，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者。（《论语·子路》）
《论语》这个地方的小人，不是指我们一般理解的坏人。这个地方的小人是平庸之人，普通人，在他看来，一个普通人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觉得这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说这还不是君子境界。我们一般以为“言必信，行必果”，那是很好的境界了，尤其在我们今天，我们一个严重缺乏诚信的时代里面，“言必信，行必果”，多好的事，为什么孔子还说，它是一个小人境界，还不是最高的境界呢？我们要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词有问题，《论语》里面一再讲“言而有信”，孔子也一再讲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所以讲言而有信也是可以的，行而有果也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六个字，“言必信，行必果”的问题不是出在言和信上，也不是出在行和果上，是出在“必”字上，有必那就太绝对了。太绝对的东西，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又遇难於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有一次，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经过了蒲这个地方，蒲这个地方的人跟孔子之间发生了一场误会，就把孔子给包围了。最后双方谈判，蒲人给孔子提出一个条件，说：如果我们放你出去之后，你不到卫国去，那我们就放你。你只要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就放你走。孔子一听太简单了：行，我们来签一个盟约吧。盟约上面写得很清楚，蒲人放孔子，孔子不去卫国。孔子大名一签，蒲人的包围圈一撤，孔子往东边撤出包围圈，孔子就对弟子们说：走，咱们到卫国去。这话弄得弟子们都有一点想不通了，我们的老师一再告诫我们要言而有信啊。为什么今天刚刚跟别人签了盟约不到卫国，这边人家包围圈一撤，你直接就到魏国去呢？子贡就问孔子：老师，刚刚签的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
要盟也，神不听。
什么叫“要盟”呢？被强迫挟持的情况下签订的盟约，神灵不听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局限性。
有人会说，孔子怎么不守信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假如孔子被这样的盟约捆住了手脚，还能叫圣人么？假如孔子被这样的盟约捆住了手脚，孔子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了，也是纵容了很多的坏人了。假如我们要想约束一个人，我们强迫他签订一个合同，然后拿这个合同要求他去做，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说，说话讲信用，做事有结果，这都是对的。不对的在哪里呢？就是这两个“必”字，“必”字就绝对化了，凡事一旦绝对化就会发生偏差。说过的话要守信，要兑现，那当然对了，但是假如错了呢？难道你以后也要守信吗？做事有结果当然也对，但是假如发现这个事情是错的呢？也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吗？所以孔子反对这样的绝对化。所以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孔子杜绝四种缺点，主观、绝对、固执、自我。他杜绝了这四种缺点之后就做到了，不主观、不绝对、不固执、不自我。我们看看这个“必”字，就在他的最深恶痛绝的四个东西里面，而且排行第二。
在孔子看来，最高的道德境界应该是从心、从欲、从权，是一种宽松自由的境界，而不是刻板。所以，孔子反对与“自由”相对立的“必然”。他认为只有杜绝绝对化，一个人的修养才能达到通达。
我们今天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必然是与自由相对立的概念，我们人类最终的目标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然不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孔子杜绝了这四个缺点之后，他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通达。知识是融会贯通，处事是不粘不滞，为人是宽容仁慈。所以我们说，孔子在私人生活的领域里面，他是主张自由而宽松的。
他曾经说到他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条记载。孔子曾经评价历史上有那么七个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对这七个人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比如他讲到伯夷和叔齐的时候，评价是八个字：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就是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坚持自己的志向，保持自己的尊严，很不简单。讲到柳下惠和少连，怎么样呢？相对差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有所坚持。
言中伦，行中虑。
言词合乎伦理，行为经过深思熟虑。还有虞仲和夷逸这两个人又怎么样呢？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他们隐居山林，说话很放肆，我们看前面两个，柳下惠和少连说话不放肆，是符合伦理的。所以这七个人里面，孔子对七个人层次的评价是一点点降低的。虞仲、夷逸和柳下惠、少连相比又差了一点，说话也很放肆了，可能说话不符合道理了，但是他们立身还是合乎于清白的，他们弃官和隐居的时候，也是合乎于权变的。什么叫合乎于权变呢？能做官的时候就做官，不能做官了，世道浑浊了，那我就不做官了，是有权变的。好了，孔子对七个人里面，其中六个人给予了这么样的评价，都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肯定，他们都有优点，他们都有坚持，但是问题是孔子看到了背面，优点往往也就是缺点。
比如，这几个人里面，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两个“不”字，柳下惠和少连“言中伦，行中虑”，两个“中”字，虞仲和夷逸是“身中清，废中权”，也是两个中字，有这么多的“不”，有这么多的“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有太多的必然，有太多的是非。必须是这样做，必须是符合什么东西。
孔子把这六个人讲完之后，他对自己做出了一个评价，他说：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话讲得太好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的为人处事，五个字，“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一定不要这样的。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我们把孔子这一段话来看一看，实际上，孔子讲出了人生的几种境界。假如一个人没有坚持，见风转舵、毫无原则，那是什么呢？那是小人。像柳下惠、伯夷、叔齐这样有所坚持的，那是什么呢？是贤人。像孔子这样不仅有所坚持，而且还能做到权变，能够灵活运用的，那是什么呢？是圣人。所以孔子对于这六个人给予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毕竟是贤，但是他又觉得这几个人，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毕竟还不懂得权变，还有一点固执，还有一点拘泥，还有一点僵化，还有一些刻板。而孔子的境界是无可无不可。
无可无不可是不是就毫无原则呢？显然不是这样，孔子是一个毫无原则吗？显然不是。所以孔子在另外一个地方讲了这一句话：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君子对于天下大事，没有一定要这样做的，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做的。他只是要选择一个最合理、最恰当的方式。合理恰当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义。“义”这个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宜，就是时宜的宜。这话也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实事求是，要根据我们所面对的客观的情况，面对着我们不同的环境，来决定我们做事的原则和方针，所以“义之与比”，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做人做事，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僵死的教条。为什么？天下事千变万化，无常势，无定形。有了那么多条条框框，我们如何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呢？所以孔子说，只要努力求得合情合理，所以孔子坚决反对这个“必”字。
我们心中的“必”字太多了，心中必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思想就被束缚了，也就失去想象力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所碰到的最大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什么叫“凡是”呢？凡是就是“必”，所以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思想，就是打破“两个凡是”开始的。不破除这样的一种“必”，思想就不能解放，心灵就不能自由，生活也就不能自由，我们不但不能够改造世界，也不能够提升自己。
还可以举一个管仲的例子，孔子以前对管仲的评价不高。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到齐国去，有人问他：管仲懂得礼吗？孔子非常严肃地说：管仲这个人怎么懂得礼呢？他那么奢侈浪费，他很多的生活的待遇都跟国君一样。管仲如果懂礼，谁还不懂礼啊？他对管仲倾向于批评，可是后来当孔子自身的境界，达到耳顺之年，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人生境界提高以后，他对管仲的评价就不一样了。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解释这段话之前，可能要先简单讲一个故事。
当时齐国有两个公子，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可是齐襄公这个人很无道，政局很混乱，然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为了怕受连累，为了避祸就都离开了齐国。公子小白就由鲍叔牙带着逃亡到莒国，公子纠由管仲带着逃亡到鲁国。后来齐襄公被杀了，鲁庄公派兵送公子纠回齐国即位。可是公子小白首先回到了齐国，自立为国君，然后兴兵伐鲁，逼着鲁国杀掉了公子纠，这样和他竞争的人就没有了。公子纠被杀之后，公子纠身边有两个师傅，一个就是管仲，还有一个叫召忽，这两个人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召忽一看到公子纠被杀，为了表示忠诚自杀殉节，所以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而管仲不但没有自杀殉节，反而回到齐国，在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手下做了丞相。所以管仲这个行为，在当时可以说引起了很多道德上的非议。
在《论语》里，有两个学生都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一个是上面引文中子路问的。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以后，召忽就自杀殉节，这个人多好啊。可是管仲不死，不但不死还为他做相，像管仲这样的人，是不是不算仁德之人呢？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齐桓公多次召集各个诸侯国开会，匡振天下，却没有使用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啊，这是管仲的仁德啊。
“仁”，难道是空洞的道德信条吗？不是。“仁”也不能是消极的“临难一死报君王”。“仁”应该体现在事功上，那些做出大事业，为国为民带来福祉，消除灾难的人，才是真正的“仁”。
召忽自杀殉节了，自有其道德上的价值，但管仲不死，反而为之相——相者，引导者也。他引导桓公走在正道上，“正而不谲”，以其坦诚和道德风范，再加上大国的威慑力，保有了天下四十年的太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中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仁”啊！
所以你看，孔子已经不是从一个纯粹的、极端的道德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了，他是从这一个人的实际的成就、实际的功劳上来讲的。
年轻时候的孔子，激烈反对管仲，但是晚年的孔子，对于管仲却有了更多的认同和赞誉。天下万物千变万化，孔子认为没有绝对性和必然性，只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就好，不应拘泥僵化。在孔子人生最后的阶段，他依然在探讨着人生的上升之路。
后来子贡又问了孔子一个问题，说：管仲是不是一个不仁的人啊？桓公把公子纠杀了以后，自己不愿意寻死，反而做齐桓公的相。
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沦落为披头散发的粗衣的人了。管仲哪里能够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样，为了守小节，在小山沟里面自杀呢？节有大节有小节，忠于公子纠是忠于一个人。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受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
孔子这个地方把管仲的选择，和一般的男女为了一点小事跑到小山沟里面上吊自杀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忠于公子纠是忠于一个人，管仲有大忠，这个大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管仲忠于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干大事的人，如果就这样自杀了，不太可惜了吗？一生的事情还没有做，怎么就能自杀了呢？他忠于自己，然后我们看，他做的这个事是什么事呢？是忠于天下，他是为天下人在做事，在做大事，在谋福利，在求太平。所以孔子对于管仲给予这么高的评价，也说明他不拘泥，有变通。一个有原则，有权变的圣人，已经长成。
那么孔子关于他自己人生的境界，还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应该是这样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我们的人生在《诗经》中开始，因为《诗经》告诉我们怎么兴、怎么观、怎么情、怎么乐，告诉我们怎么在家里侍奉父亲，在外面侍奉国君，这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兴于《诗》。第二个阶段立于礼，在理智中建立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在音乐中完成人生。
这是孔子又一次探讨人生的上升之路。不管怎么说，这三句话它们有很多的共通点，有一个共通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在这三句话里，他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道德境界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所立，但每一个阶段都有所不足，所以要不断切磋琢磨，然后像孔子这样到七十岁，才能真正的进入人生的化境。
真正的道德的人格一定是自由的人格，真正的道德的人生一定是自由的人生，真正的道德的社会一定也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所以孔子这位伟大的圣人，用他自己人生七十年的修行，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就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孔子有一句名言：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早晨了解了道，领悟了道，晚上死了也就可以了。这一句话包含了一个内涵是什么呢？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追求真理，孔子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现在圣人完成了，所以呢？“夕死可矣”，也就可以死了。孔子七十三岁病重，子贡来看他，他给子贡交代了一些后事，交代完了以后，他唱了一首歌。我们前面讲到了，孔子终生都喜欢音乐，当他要抒发感情的时候，他常常用唱歌来表达。现在他又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只有三句歌词：
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泰山崩了，天柱折了，哲人也将要离去了。这是孔子的遗言，也是孔子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三句话。我们发现，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三句话是什么呢？竟然是音乐，是歌声。音乐不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吗？是最有规则的，又是最为自由的。
孔子把人生的最高的境界看成是音乐，因为音乐是陶冶人的性情的，是养成人的人格的。有音乐的陶冶，人们才能够享受生命，并使自己崇高而不僵硬，纯洁而不刻薄，严格又不苛酷。
现在，果然如此，他用他的三句歌词告诉我们，他是成于乐，最后，也在乐声中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