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古国，蕴藏着多少神奇和变幻，谁也说不清，多少风流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隐匿了形迹。当人们纵论历史，谈论古人时，是一种怎样的神往和虔诚的心情？纷繁往事，芸芸古人，在历史的车轮中缓缓地深埋于尘封的土壤中，留下多少不尽的人和事，让人们把目光都投向那神秘莫测的古迹土层中。
当狂热的考古工作者带着怀古的激情开掘一个又一个的古墓，打开一个又一个的古城遗址时，本想那些久驻人们头脑中的迷雾都烟消云散，一切沉寂的古物都复活起来，所有被遗忘和丢落的远古人和事都随着尘封泥土的打开而真相在白于天下。但当人们移走古墓上一层层的泥土，拂去古城遗迹上一层层的历史积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远古时期的历历再现，而更多的则是让他们迷惑和不解。本想随着考古的铁铲除去那些历史的尘埃，再现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但许多人物仍如烟雾般困惑着考古工作者。
当一些历史人物随着古墓棺椁的打开而显露出他们的真相时，又有多少人物却依旧如谜，在黑暗的历史长廊中沉寂下去，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1983年在广州开掘的南越王陵墓，都不知墓主是谁，南越王主赵佗葬身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古墓中，鲜活的女尸是谁？为何厚葬至王后的程度？三号墓的主人是哪一个王侯，难以断论？在茫茫的沙漠，古城早已消失，留下的只有干尸，这干尸是谁，如何保存，人们思索着？那几千年的楼兰美女，是否可以再现其昔日的容颜？历史长河中的不解之谜在每个考古工作者的头脑中，给他们不尽的思索和探求。
1.不知墓主的南越王陵
在两千多年前的岭南地区，曾建立了一个南越王国。1983年在广州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虽然发现于基建工地，幸而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墓的形式独特，兼有竖穴墓与崖洞墓的建造方法与特征，不过从整体上看，应属于崖洞墓系统。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共有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千余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美术价值。
南越国名义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国，实则僭越称帝，可以说具有双重性质。从南越王墓来看，形式和规模并没有超出诸侯王墓的规格，可用以随葬的部分金玉之器，如“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帝印”玉印、特大玉璧等都是其他王陵所未见的。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南越王称帝的物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此墓在某些方面已超出王陵的规格，可能在某些方面模仿了皇帝陵。西汉十一陵至今尚无一陵发掘，没有可用于对比的资料。如果将来有一天帝陵被发掘了，或许对南越王墓的认识会更深入一些。
南越王墓的发掘资料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墓主是谁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发掘者认为，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佗之孙——赵目末（即文献记载的赵胡），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墓内出土了一些文字资料，如“文帝行玺”金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青铜勾铭文、“帝印”玉印、“帝印”封泥、“赵目末”玉印、“目末”字封泥等，充分说明墓主是曾经称帝——文帝的某代南越王，名赵目末；第二，《史记》、《汉书》中的《南越（粤）列传》记载，南越国自赵佗起，共经历了5世93年。又记载，第三代王赵婴齐曾“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说明文帝是第一代南越王（自称武帝）的直接继承者，亦即第二代王（自称文帝）。由以上两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自称南越文帝的赵目末；第三，文献记载第二代王名胡，非名目末，其原因或是史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是一人二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不同，或属于音义通假；第四，墓中出土的2枚“泰子”印（一玉印，一金印）应是曾为太子，又没当上南越王就死去的赵佗之子、赵目末之父生前的印章，由赵婴齐放入墓中；第五，赵目末非赵佗之子，应是赵佗之孙，且不是长孙，是次孙中的一个。
经过发掘者的详细考证，墓主约死于公元前122年左右，下葬时间当在死后不久。
文献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在位长达67年之久。第二代王赵目末（赵胡）是赵佗的次孙，在位十余年病死，葬于象岗，其陵墓已经发掘。第三代王赵婴齐是赵目末的儿子，在位只有八九年。第四代王是婴齐之子赵兴，即位不久即被丞相吕嘉所杀。婴齐还有一子，名赵建德，是亡国之主，也是被杀身亡。南越国四主和五主在位时间合起来前后只有3年，又都是被杀死的，可以肯定没有建造与其身份相符的大型陵墓。如此看来，南越国五主就只剩下一主赵佗和三主赵婴齐的陵墓没有找到。
文献记载，三主婴齐的陵墓已被孙权派往岭南的士卒盗掘。1983年5月，也就是发现象岗大墓的前一个月，广州市考古队在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清理了一座大型木椁墓，墓坑长13米，宽6米，全部填河沙。这座墓是广州所见南越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木椁墓。可惜墓室被严重盗掘，除两件小陶器外，连破陶片也没剩下一块。在发掘中，考古队员在盗洞内发现了玉舞人、玉璧、玉璜、玉剑饰等精美玉器若干件，应是盗墓者慌忙之中遗落下来的。这几件玉器不管是玉质还是雕琢工艺都不在象岗汉墓出土玉器之下。过去广州发掘过一些南越国时期的大墓，但从未出土过如此精美的玉佩饰。另外，墓中出土的玉剑饰，表明墓主应是男性（随葬有剑）。总之，从墓的规模、出土玉器的精美程度、墓主是男性、早期被盗掘一空等方面来看，此墓可能就是三主赵婴齐的陵墓。
南越国一主赵佗长眠何处？至今还是一个谜。广州市考古队从50年代起就开始寻找南越王墓，可寻找的重点放在了广州市远郊地区。象岗二主赵目末墓和西村三主赵婴齐墓的发现，说明南越王墓不在广州远郊，就在市区人们的眼皮底下。象岗是越秀山最西的1个小石岗，再往西就是闻名的芝兰湖，再无山岗了，因此，赵佗墓应该往象岗以东的越秀山中去寻找。在越秀山附近就分布有比象岗还要高大的土石山岗，赵佗墓很可能深藏于此。赵佗墓葬所隐秘，被盗的可能性不大。赵佗在位67年，其时国力强盛，他的墓中一定藏有更多的珍宝。所以，赵佗墓一旦被发现，定会成为更大的考古发现。
2.说不清的三号墓墓主
就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后不久，考古人员在编写《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时，根据墓中出土上书“文帝十二年”等字样的木牍，推断此墓的主人“显然不是利豕希”，而应是利豕希的兄弟。其理由是，尽管侯家族在《史记》或《汉书》中均没有详细的传记，又都曾在表中提及，但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以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第二代侯利豕希在位二十一年，死于文帝十五年。这个记载显然与三号墓出土木牍所记的十二年相隔三年。故此墓的主人不是第二代车大侯利豕希，而应是利豕希那一位史料中无法查到的做武官的兄弟——这个推断无论是当时参与马王堆汉墓发掘的考古人员，还是依靠发掘材料，坐在斗室里查史论证的研究人员，似乎都对此深信不疑。9个年头之后，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傅举有，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时，感到以前的说法有可疑之处。于是，经过一番潜心研究后，他终于得出了新的结论，那便是马王堆三号墓的真正主人不是利豕希的某一位兄弟，而恰恰是第二代车大侯利豕希本人。傅氏的一家之言通过《考古》月刊1983年第2期发表之后，引起了考古界、历史界研究人员的关注，同时也引来了众多的附和之声。台湾台南市一位叫刘克全的读者，在看了傅氏发表在《大地》地理杂志的文章后，提出了疑问。他在台湾1996年4月号的《大地》地理杂志上撰文说：三号墓的墓主，应是利豕希的兄弟——未继承侯位的一员武将。原因如下：
三号墓中出土一块木牍，详载该墓葬于汉文帝12年2月戊辰（公元前168年），然《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利豕希是死于汉文帝15年（公元前165年）。故三号墓所葬不应为利豕希。
另三号墓中出土38件兵器，以及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以及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书，说明墓主是一员武将。就在刘克全撰文的同一期杂志上，该刊同时登载了傅举有的文章，傅氏在文中披露了他研究的详细经过及推断的证据。傅氏说：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我们对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进行发掘，出土了珍贵文物一千多件，发掘刚一结束，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写出一份发掘简报，把发掘的情况公之于世，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和注视着我们这次震动世界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时间太仓促，对出土的一千多件文物，不说进行深入研究，就是仔细看一看，也还来不及，只能大概地报告一下。当时对于三号墓墓主的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不是利豕希，而应是利豕希的兄弟’。我们把这一观点，写进了简报，发表在《文物》杂志1974年第7期上。此后不久，我就去北京参加由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组织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进行整理工作。同时，开始对马王堆出土的数千件文物进行研究，经过七八年潜心的研究，发现我们原来对于三号墓墓主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在和学术界一些专家广泛交换意见之后，写出了论文《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问题》，发表在中国考古研究所主编的《考古》1983年第2期上。论文主要从三号墓的棺制、铭旌（帛画）、遣策所记的美人、才人，遣策所记的谒者，记事木牍中的郎中，遣策中的“宦者”，遣策中的“受中”，车骑制度，从卒兵马制度等方面，证明墓主身份为列侯。至于《史记》、《汉书》中所记第二代车大侯利豕希死年为汉文帝十五年，与三号墓木牍所记汉文帝十二年相差三年一事，当为《史记》、《汉书》所误记：把利豕希母亲在文帝十五年的死年，误记为利豕希的死年。既然在刘克全之前的十余年中，国内12亿芸芸众生无一人提出迎战，更未将傅氏掀翻推倒，可见傅氏所出拳脚的路数还是颇为在行和有相当分量的。
从傅举有以及他的擂鼓助威者那有理有据、颇为不凡的论证看，马王堆三号墓的主人作为第二代车大侯利豕希的可能性较大，在没有新的高手跳出来将此论断推翻的情形下，傅氏等人的理论当是值得肯定的。
3.千年干尸的奥秘
干尸，过去称作“木乃伊”。其实，干尸与木乃伊有所不同。木乃伊是人工制作，干尸是自然形成。在尼雅遗址的古墓中，经常发现干尸，成为尼雅的一绝。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认为人的灵魂附在人的躯体中，灵魂要是离开了躯体，那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过去的帝王，生前常吃灵丹妙药，幻想长生不死；无法长生则千方百计地保存尸体，他们认为，只要尸体不烂，灵魂即可永存，继续统治阴间的鬼卒。在辽代墓葬发掘中，有时可以发现水银（汞）和朱砂，可能就与保存尸体有关。
然而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干尸，则与此不同，尸体没有经过任何防腐的处理，完全是靠自然条件而形成。
1959年新疆博物馆发掘的一号墓，是东汉时代的夫妻合葬墓，男女都变成了干尸。男女二尸均已干瘪，骨瘦如柴，但是，头发、胡须都完好无损，没有脱落，身上穿的衣服，仍完好如新。
1993年，在尼雅考察中，在佛塔营地以北的墓地，发现了三具“独木棺”，棺中的尸体都程度不同的变成了干尸。在弓形的“独木棺”中，躺着一个妙龄的少女，她屈肢侧卧，穿的衣服清楚可见，内穿丝绢衬衣，外罩红色羊毛短裙，尸体大部分完好，被考察队称之为“红衣少女”。
在佛塔以东的另一个墓地，也发现了干尸。其中以一具女尸保存较好，她黑发披肩，眉目清秀，细长的柳叶眉，仿佛刚刚描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面部的肌肉变化不大，似有弹性。另一具男尸，胸腔以下已经烂掉，但是头颅保存尚好，长得浓眉大眼，胡须尚在，一头黑发依然如故，是一个中年人。
在尼雅地区，经常发现干尸，当地人习以为常，然而对于外地来的专家学者来说，却极为重视。尼雅为什么有这么多干尸，干尸的保存为什么有好有坏，都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尸体的腐烂，也同食物的腐烂一样，是细菌微生物作用的结果。细菌微生物的存在和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温度、湿度和空气。在常温下，细菌微生物都能够生存，但是，特别干燥的地方和没有空气的地方，细菌微生物也难以生存。湖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女尸，是一具湿尸，它之所以经历了2100多年不腐烂，是因为墓室深，封闭严，断绝了空气的结果。尼雅地区古代干尸的存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干燥的气候所造成的。
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异常干燥，尸体在烈风、强光、高温的作用下，迅速脱水。于是尸体都呈现干瘪的状态，体瘦如柴，皮层收缩，紧贴骨架，就是尸体脱水的结果。在细菌微生物没有产生以前，尸体即完全脱水，便使细菌微生物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于是，尸体变成干尸保存了下来。除尸体以外，尼雅地区其他的文物能够完整地保存到今天，都是与极端干燥的气候有关。
尼雅墓葬中的干尸，是尸体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尸体完全腐烂掉，只剩下白骨和黑发。同在尼雅地区，为什么会有此不同呢？这其中还有许多的原因。塔克拉玛干沙漠，总的来说是气候非常干燥，降雨量很少。但是，每年的降雨量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年份降雨量多一些，有的年份降雨量却非常少。据现代气象学家的考察研究，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25～50毫米，然而有的年份一天之中的降雨量却达到25.2毫米，最多时竟达到73.5毫米。在降雨量少的年份，埋葬的尸体即容易变成干尸；降雨量多的年份，埋葬的尸体就容易烂掉。在一年之中，是干季埋葬还是湿季埋葬，对于尸体的保存，也有不同的影响。
就每具尸体的具体情况而言，也不完全相同。有的人肥胖，体内含水量就比较高；有的人干瘦，体内的含水量就比较低。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含水量多的尸体就容易腐烂，含水量少的尸体就不容易腐烂，便于保存。在墓地现场观察的结果表明，同一具尸体的不同部位，保存的结果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尸体胸腔、腹腔完全烂掉，而头颅和四肢却保存较好。这是因为胸腔和腹腔中的含水量比头颅、四肢要多的缘故。古代埃及在制作“木乃伊”时，都要除掉内脏，即是由于这个缘故。即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现代，为了长久地保存伟人的尸体，也需要摘除内脏。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古代尼雅墓葬中的尸体，也就出现了千差万别。有一部分尸体变成了干尸，有的尸体完全烂掉，有的尸体是半具干尸，并不是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干尸。
4.狮子山墓的主人之谜
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1995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但墓葬结构奇特，而且出土了大量极富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填补了汉代考古学中的一些空白。
但该墓的墓主是谁，从出土的遗物中很难得出定论。从狮子山汉墓的形制及出土器物看，墓主可能为西汉早期分封在彭城的某一代楚王。
汉六年，高祖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都彭城（今徐州），辖东海、彭城、薛三郡三十六县。西汉楚国共传了12代。目前，在徐州周围共发现属楚王陵的崖洞墓8处，其以龟山汉墓为界分为两期：前期包括楚王山、驮篮山、北洞山、狮子山4处；后期包括龟山、卧牛山、东洞山、南洞山4处。
人们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文物，对前期四处楚王陵墓作了排列，排列顺序当为：楚王山、狮子山、驮篮山和北洞山。根据这一排列，每一处墓葬只能是相邻的两个楚王之一。楚王山共有墓葬4座，其中M1为主墓，位于一小山顶部，封土高大，封土与山体间凿有排水沟。其为大型石坑竖穴洞室墓，前部有斜坡墓道，两侧对称设置耳室，墓室为一券顶的高大洞室。该墓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崖洞墓，明显地表现出由竖穴墓向崖洞墓过渡的特征。据记载楚王山为元王刘交的家族墓地，此说当为是。北洞山汉墓规模宏大，共发现墓室26个，附属墓室结构特殊。该墓出土随葬品以色彩艳丽、造型优美的200余件仪卫俑最为著名。北洞山汉墓在结构上明显表现出由早期向晚期过渡的特点，墓主人可能是第四代文王刘礼或第五代安王刘道。刘礼为刘交之子，任宗正，封平陆侯，“七国之乱”后被封为楚王，仅立三年，于景帝前元六年卒。刘道为刘礼之子，卒于武帝元光六年。驮篮山汉墓为两墓东西并列，规模宏大，其中1号墓有墓室15个，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堂、后室、侧室、武库、厕所、浴室等部分组成，封堵复杂严密，墓室制作精细规整，是徐州楚王陵墓的典型代表。该墓早年被盗，除陶俑外，其他随葬品极少，墓的主人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刘戊为第二代楚夷王刘郢之子，景帝三年，因组织和参加“吴楚七国之乱”，兵败自杀。
关于狮子山汉墓，发掘者认为墓主人应为第三代楚王刘戊。该墓因时间仓促而未完工，但刘戊在位达21年，21年的时间仍未完工，这颇令人费解。从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刘宽墓及徐州宛朐侯刘艺墓的情况看，因他们参与谋反失败而被迫自杀，在丧葬规格上较其原来身份都有明显下降，表现最明显的是很少使用玉器，特别是不用玉衣陪葬。而狮子山汉墓中出土的各种玉器达200多件（套），特别是还用金缕玉衣、玉棺等陪葬，显系一地位很高的诸侯王在正常情况下埋葬的，与刘戊身份有所不符。综合各种现象分析，墓主当为第二代楚夷王刘郢。刘郢在位仅4年，建造狮子山这样的大墓，时间显然紧张，正与墓葬未完工相合；从墓中出土封泥可知，墓的主人去世后，许多属县送了礼物，这其中除属彭城郡的彭城、相、吕、萧、符离等县外，还有属东海郡的兰陵、下邳等县。史载景帝二年，削楚之东海、薛二郡，也正是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因此，至景帝二年以后，东海、薛二郡已不在楚的管辖之下，自然也就不存在此二郡属县给楚王送礼物的问题。从该墓出土的钱币看，绝大多数为极轻的“半两钱”，据香港关汉亨先生的考证，这种劣质的榆荚钱主要流行于文帝初。而刘郢正好亦卒于文帝五年，正与之相吻合。刘郢为元王庶子，高后元年去长安，不久被任命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刘交死后，因太子刘辟非早卒，文帝遂以刘郢嗣位，是为夷王。刘郢立四年，于文帝五年卒。因元王刘交在汉初倍受尊宠，且刘郢又任九卿之一的宗正，与汉中央关系密切，因此，其享受如狮子山汉墓这样的礼遇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