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统治者多以禁酒为主要政策。据禹禁“旨酒”的故事，禹可算作中国古代主张禁酒的第一人了。“贡金九牧，铸鼎象物”，随着夏王朝的出现，王权统治开始成为国家政治的最高象征，酒患也很快被列为社会问题之一。在仲康执政时，负责掌管天文历数的羲氏与和氏就因为纵酒失职，遭到了十分严厉的处置，这是国家官吏因酒受惩的最早记录。“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仲康的话掷地有声，足可为训。可是，夏朝最终还是被这烈于猛火的酒患吞噬掉了。
商初的统治者一度对饮酒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曾跟随汤打下江山的伊尹在辅佐太甲登位后写了一篇训辞，特地把“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列举出来，称做“巫风”，归入“三风十想”之列，建议太甲以“墨刑”惩治那些酗酒无度的官吏，并以身作则，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自律约束，希望不要重蹈前朝的覆辙。无奈，商朝的贵族们对酒“情有独钟”，酗酒之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脉基业，同样毁于酒患。
周朝是中国第一个建立了明确的酒政的朝代，这一点与夏、商皆丧于酒不无联系。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策，西周统治者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禁酒法令——《酒诰》。当时，年幼的康叔被派往卫国，负责监督那里的殷商旧朝遗民。卫国地处殷商故都，饮风之盛自不必说。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发布这篇意义重大的诰辞，目的是告诫康叔牢记“周非酒惟行”“周非酒辜”的道理。诰辞规定，凡王室成员和国家官吏不，得经常饮酒，酒只能在祭祀的场合才可以饮用，但必须有所节制，不要至醉。百姓聚众群饮将被视为乱国行为，可以收捕送京，情节严重者将判处极刑。殷商旧臣如果屡教不改，也绝不能一味姑息纵容。辞中特别强调“刚制于酒”的原则，即一定要对那些嗜酒者强行戒酒，坚决杜绝社会上的酗酒现象。这些规定，对西周初期社会饮酒风气的转变，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春秋以来，礼乐崩坏，不但政治上天翻地覆，经济上也出现了深刻变化，酒业中私酿之风日益兴旺，《论语·乡党》即有所谓“沽酒市脯不食”的话，酒中的商气是相当浓的。而许多统治者也是乐饮不疲，大兴酗酒之风。酒业经营经历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