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树下一宿，日中一餐。
沿门托钵，情何以堪？
这前两句，说的是过去时代苦行僧人的生活。一位高人为我解释说，“日中一餐”就是“过午不餐”，比如儒家“苦其心志”的意思。可是多年以后，当我也沦落为托钵文人，四处拉赞助时，我才真正明了，所谓“日中一餐”是因为只此一餐，托钵生涯，饥饱不由己，这句话里，原是有着无限辛酸的。
而且岁月忽忽，世事也大变，如今是僧人坐收香火，文人沿门托钵。我到北方一个朋友处去拉赞助，他见面就笑：怎么苍蝇似的，刚去了一拨，又来了一拨？
刚走的那一拨里，就有我们的国家级党报《人民日报》某栏目的记者。我说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有钱气就壮，放到早几年，你敢说人民日报的记者是苍蝇？他笑，说操！他是来问我要钱的，我怕他个鸟！
这朋友前几年也是文人，也是时时要假装风雅的，现在却满口里“鸟呀鸟”的，以示和文人毫无瓜葛。如此气粗，据说是钱“补”的，可以流传的一句名言是：妈的——钱是“大补”！
无钱进补的我，就不自觉地露出低人一等。我往沙发矮处坐坐，装作很知己地问怎么样？我给你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宣传你们企业；你呢，给我们刊物一点钱，也算赞助文学事业的发展了。不想他以十分轻松的口气打断我说：不就要点钱吗？你来了，我多少总要给一点。
真想当时站起来就走，但忍一忍，还是坐着。我过去曾当过他的老师，他那句“你来了”就是给我的面子。我到北方的企业去搞钱，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是跟我读过本科，或是跟我读过函授、电大，见面虽然还是潘老师潘老师地叫着，其实我心里知道，像我这样沿门托钵，乞食大款，早已是斯文扫地了。
可是刊物还得办，文章还得写，文人还要活。历史转型期的文人，只能这样斯文扫地地活着。我有时会近乎悲伤地想，作为文人，我们是生在时代的夹缝中了，尤如经济改革大潮中的下岗女工，为了历史的进步，我们和她们一样，都只能让历史的车轮从身上隆隆辗过。
2
最早是1989年的春天，高校系统的省写作学会召开年会，由我当时所在的淮北煤师院中文系写作研究室具体承办。我们研究室，历史上从没有过一分钱。而这次年会，几十个人几天的食宿加上纪念品，少说也得8000元。
于是搞来一辆破吉普，五个人全体出动，四处去搞钱。当然，说辞是早已精心策划好了的，比如年会规模，是历年来最大的；来的教授，是历年来最多的。还有重点介绍某人及某人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等等细节。到了一个地方，是一家规模很大的砖厂，老板敞着怀迎出来，说欢迎欢迎！散烟。散了一圈后，也不让座，斜睨着眼问：什么事？我们这边还在你推我诿，谁也不愿开口呢，那边老板就已不耐烦起来，问到底有什么事？是不是要钱？
这就到了图穷匕首见的一刻了，我的老师，我们平日称作小C先生的，让我在背后推得没办法，只得抖擞精神说话。他说咳——咳咳！忽然两眼望天，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滔滔不绝地说开来。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老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头，说知道了知道了，区长刚才来过电话——会计，拿500块钱来！
有一刹那的尴尬，接着就是十分夸张的握手告别场面。坐进车里后笑作一团，纷纷批评小C先生不该两眼望天，问：你天天站讲台，你怕什么？小C先生说是不好意思，我们就又笑作一团。我们教研室主任要我们别闹，正色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得太天真了。
而且也不光是他。89年的春季，春日丽丽，春光旖旎，我们头一回走出大学校门，未免为眼前风光陶醉，还不知道此时的我们和我们的知识，在社会上都已经开始掉价。我们还假装“君子不言钱”，每到一处，就大兜大转地大谈什么会议的意义、规模、影响，自以为言辞玄妙，可以打动人心。岂不知凡此种种在别人看来，都是掩耳盗铃。所以愿意掏钱的老板，总是不屑而又简洁地问：说——！要多少钱？而不愿掏钱的老板，语气当然和缓得多，其意却很明确，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地问：你们的这个什么写作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以想见知识和辞令在这种场合下的无力。我们研究室主任后来感叹说：老话说屎难吃，钱难要，这回我算是领教了！
毕竟只是那偶尔的一次，我想无论如何，他的感触不会像我今天这样深。从那以后，六年多过去了，我多次陷入拉赞助的泥淖，不能自拔。有时从某个企业出来，弄到一笔钱或碰了一鼻子灰，我都会有一刹那的恍惚，想我这样仰人鼻息，辗转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尤其夕阳西下的时候，家家窗口都燃起了灯火，丈夫和女儿却远在几百里外，这时一些很零乱很灰暗的意绪，就开始在心里滋生；再想想多年前那辆初次颠簸于北方平原之上的破吉普，惚如隔梦。
3
吸取小C先生两眼望天的教训，我去企业拉赞助，喜欢两眼盯住人家说话。我也不盘马弯弓，大兜大转，而是一步到位，直奔主题：来干什么，要多少钱，能提供多少字的版面。而且——别说你已经写过了，你无论写过多少篇，我写的这篇才是最好的。
很少有什么老板，不惊讶于我的坦言；也很少有什么老板，能够始终安然地处于我的注视之下。
跟我一同出去过的人回来说：倒像是别人欠了你的债似的，你那么咄咄逼人干什么？
我很警惕，我说我咄咄逼人了吗？
有一家建筑业的老总，农民起家，手里很有些钱了，不仅当选为人大代表，还新近补了镇委副书记。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个人荣誉，都有，自然不会把我这样的文人放在眼里。不想我和他谈，他却一口答应：写！但我出去，都跟赶场似的，一天至少也走两家，等我第二天返回采访，他口气变了，说：我这里是某领导挂职的企业，某领导不写条来，我可不敢胡乱宣传。我转身即走，半小时后拿回了某领导的批条。他大概没想到，楞住了，想了想才说：企业没有钱。
我笑了，看住他说，有钱没钱，这回都得写了。你不让我去找某人写条，犹有可说，拿了条来，就非写不可——收发不能由你！
我并不在乎那几千块钱，可文人再穷，文人的腿也是腿，文人的时间也是时间，文人的脸面更是脸面。“你可以拒绝我，但你不应该欺骗我”，我正色说。自己知道，一定又是咄咄逼人的口气。
他有些气馁地笑，不断点头，说你行你行——你真行！
曾有一家企业，在我委托的撰稿人交稿之后，拒绝付款，理由很堂皇：写得也太差了！我二话不说，抓过来重写了一遍。他不能说我的稿子“太差”，因为我的稿子，实在是他见过的这类稿子中最好的——当然，他最后只好付钱。
说起来，我不争一城一池，但做起来，我却不退一毫一分，就是问人家要钱，我也绝不低三下四，摇尾乞怜。
这里面，也有一个“格”。
我鄙视这样的文人：见了有钱的主就点头哈腰，喏喏连声，恨不得当时就矮下去半截；我也鄙视这样的文人：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手眼通天，结果是钱一到手就杳如黄鹤，从此没有下文。
酒桌上遇到过这样一个记者：张口老杨，闭口白冰，口沫横飞，兴奋得不能自拔。一桌人视若神明。我先还搞不清他说的是谁，后来才知道，老杨居然是指杨尚昆，而白冰就是杨白冰——那是90年前后，杨氏兄弟声光日炽，举足轻重，而此人手里，据说就有他们家庭的红机子号码。
真假莫辩。结果就有企业掏了十万块钱，赞助了他所谓的一个据说是杨白冰名义发起的歌舞晚会，也莫辩真假。
4
我一直坚持认为，在企业报告文学这一块，我写的是最好的。并非狂妄，因为没有哪一个文人，会在这种数着字付钱的文章上，像我这么用心。
这不关乎才情。
曾给驻守淮北的325地质勘探队写稿，情绪激动，通篇不能自制。采访时我多次泪流满面，为了这支队伍历史上的赫赫功勋，也为了它今天的艰苦贫穷。没有325地质队，就没有淮北市。可是创业者的艰辛，已经被林立的高楼和闪烁的霓虹掩盖了，这座日益繁华的城市，如今早就淡忘了那些早期开发者的名字。
坐在325地质队淋淋淘淘，满墙毛霜白碱的简易平房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悲凉。
后来，省地质勘探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一个会议上提到这篇文章，他说：淮北有这么一个教师……说这话时他流下了眼泪，他有些激动地问：一个教师，一个外人，对我们作出这么高的历史评价，我们有什么权力看不起自己的工作？！
几个月后，有人向我转述了这段话，可想而知，我也差点流泪了。
还能流泪，真好。
因为金钱，因为物欲，我们正一天天变得麻木。我们变得只会看有钱人的眼色行事，我们的笔也只为掏得起钱的人涂脂抹粉。所以当我写合肥某厂的稿子在晚报上发表后，反馈过来的竟是这样一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这样来写我们工人了。
这句话让我心情沉重。
是的，我们已经很少顾忌到第一线的劳动者，那些辛辛苦苦创造财富的工人，我们只须拍好企业家的马屁，从他手里拿回转账支票。作为文人，我们变得越来越没“品”了。因此我常常自问：你写这些阿谀奉承，转瞬即逝的文字干什么？
这是一种矛盾，生存与个性的矛盾，也是文学和文人，为时代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既然不能不写，那么就让自己写得好一点吧。我努力在这些为老板们竖碑立传的文学中，给普通劳动者也留有一点位置，哪怕是极小的一点位置，来弥补我的歉疚。我知道我手里拿着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的劳动所创造，因此我不得不请你们，原谅我的趋炎附势。
文人无行，这是一句老话。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非常时期，文人们在整体上暴露出自己的无行。不知很多年以后，历史会对我们这一时期的文人，作出如何评价？
5
不接受企业对我个人的馈赠，更不伸手要东西，这是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作为文人，拉赞助是时代给我的无奈，大节已亏，细行则不能不谨。
而且这是个人操守，尤其应该看重。一样是托钵，我的体会，也有个性魅力，更有人格吸引。
经常有人说我“会拉赞助”。举例之一，是某某企业，多年以来，没有谁从那儿弄出来过什么钱，连某某记者，那么会弄钱的一个人，住了一个星期，最后也还是两手空空。
说这话的人不知是不是知道，某某记者，每去“手必伸”。一床被面也拿，两床被面也要，再不然，弄两斤顺手牵羊的茶叶也好。如此不堪，哪里让人看得起。
而我的作法是：不管东西多少，一律深闭固拒。我说我不能拿你的东西，请给我留点自尊心。前后去过这家企业十多趟，只在我调离淮北前去告别时，才收下他们一段真丝，一床被面。是不能不收，他们说潘老师！再不收下，就是看不起俺！这家企业，就是省委书记卢荣景说过的“南有密封，北有杭淮”的杭淮丝绸厂，厂长赵开俊。
我认识他时，他的企业才刚刚起步，只能织最一般的三彩被面。而现在这个厂的织锦缎，已经繁复绚烂到十三彩。1987年的初冬，一个无雪的冬季，我坐在他那四面透风的简易工棚里，听他诉说最初的艰辛。他三下浙江拜师学艺时，手里仅攥着几块钱。急景雕年，雨雪载途，这个在农村里深受歧视的地富子弟，其心境的凄凉无助是可想而知的。说完这些后，淮北平原开始弥漫起苍苍茫茫的暮色，我站起来说，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北山去。
他十分诧异，因为天眼见得就黑透了，而北山不通汽车，他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上路？
后来他不止一次说：潘老师，我就佩服你！
我离开他厂子的时候，天完全黑严实了，他站在路边送我，使劲地挥着手。就是那个冬季，我以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丈量了淮北乡村的土地。我结识了一大批农民朋友，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那块土地上声名赫赫的农民企业家。鲜花著锦，前呼后拥，出有车，食有鱼。但不管在别的记者、别的文人面前如何倨傲，他们和我，一直保持着平等和友谊。
他们喜欢说的一个话题是：潘老师，还记得你那年来的时候不？
即使是这样的友谊，我也仍然坚持不受他们的礼物。我说别别——请给我留点自尊心。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自己能够维护住的，也只剩下一点自尊心了。
6
有这样一个笑话：北京来了一个记者，也是来拉赞助的，席面上自己糟蹋自己说，如今男记者是男流氓，女记者是女流氓。他的同学就问：那么你呢？回说：连流氓都不如！
这也太过了。他的同学是个文人，约略相当于我现在的身份，平日里风裁整肃，是不大开玩笑的，但把这话学给我听时，却十分做作地大笑。
她一定很伤心。文人沦落到这一步，在她那样有思想的人，一定有很深刻的忧伤。而且后来我想，她说这话，或者是对我的一种警告，因为她觉得像我这样子在外头跑，“追逐金钱，沉浸宴酒”，可能学坏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才要细行唯谨。
我出去，从不要企业派车。既不要车接，甚至也不要车送。我不觉得这样就有失身份。我第一次去濉溪农村采访一个农民企业家时，他一定要我等到下午三点，等他新买不久的奥迪回来送我。我说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才两点多钟，我可以走着去。因为往南庄的大山里走不通车，我才这么说。我希望自己在天黑前，搭上一辆拖拉机。步行不过五六里地，他们的车追了来，司机学他老板的话：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记者！
只要是上边来的会写字的，他们统统称之为记者。
这家企业后来和我保持了长久的友谊，我现在到淮北去，任何事没有，也会去那里坐坐聊聊。他们就说一些我熟知的文人的趣事给我听。某某，打电话来，要车，口气希大，说是立即派车来，我在办公室等着！“希”是非常的意思，淮北土话。我问派了没有呢？他们说派什么派！看把他肿的，不知自己姓啥啦！
“肿”也是淮北方言，意思相当于烧包。说的这人曾是我的学生，在淮北企业界有很多笑话。比如打电话给某县长，说马上给我送两箱酒来！又比如给某企业家，说我下午去你那转转，准备一下晚饭！自然都很难有下文。此人与对杨尚昆口称老杨，杨白冰口称白冰的那位，在淮北企业、新闻两界，被讥讽为“两大宝”。
然而不坐车也有诸多不便，像那回我去电厂采访，就被拦在大门外边，无论递上什么证件，就是不看。无奈只好打电话上楼，让宣传部来人到大门口领我。埋怨：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我们去车接！我没说话，接着是采访。从这时开始，我流露出了相当的自信，我想只要一进入工作，以我深入而简洁的作风，就是坐公共汽车来，也不会被人家小瞧了。
果然，一致好评。可见虽是遵命文字，也一样能赢得企业的尊敬。
7
补塘先生说：只有中国才有“清贫”之说，在美国，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这是我读杨绛散文时，印象颇深的一句话。
补塘是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字。
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差异。孔门弟子中，子路在那个时代，也是很能拉赞助的，连老师死后门下弟子庐居三年所需的花费，也主要是由他早年筹集。但无论是在孔子生前还是身后，孔门高弟都首推颜回而非子路，这就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价值取向：清贫。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甘于清贫。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天还有多少人甘于清贫？说起来这几年，拉赞助固然是情出无奈，但深夜扪心，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追逐金钱”的利欲之心。先是不安于十几年教书生涯的清苦，对轰轰烈烈、花团锦簇的商业文化活动跃跃欲试，后来干脆就混迹于其中。谁知这一脚踏进来，就险险乎陷于没顶之灾。很有几年的时间，我基本上不读书，奔波嗷嘈之间，一本在握的，也只是一些地摊上的探案与秘闻。“我真是堕落了。”有时这个念头会突然兜上心来，随即就自我安慰：堕落的也不是我一个。
然而越来越不安，心境也日益疲惫操切。就常做出一些英雄欺人的举动。在一家企业，本来谈得很愉快的，仅仅因为人家一句玩笑话重了一点，我就怫然色变，说：我并不少你这几个钱！然后站起来就走。
回来后我爱人说我：你又何必？到底是一笔款子，对编辑部也是一个交待。我说赵孟所贵，赵孟能贱，我就是要让那帮有钱的主知道，文人虽然穷，也还不在乎那几个钱！
这就不但浮躁，而且矫情了，充分暴露了文人自欺的嘴脸，当然也有在当前商业化氛围中的失落和不平，一种群体焦躁，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情绪。然而社会状况、历史语境都有了如此大的改变，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整个群体的郁愤，也都只能如毛泽东所言，是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了。
而且就目前的状况看，只要我不离开刊物，我的托钵生涯就仍然得继续下去。冯亦代曾在给徐迟的信中说：其实我们的写作就是我们的下海，我是过来人，下了商海，便不会有文学了，可笑他们连这点道理也不懂。读来触目惊心。我丈夫说潘小平，你江郎才尽了，所以你才热衷于拉赞助。他总是在我辗转不眠时说这句话。中夜寂寂，这句话听来，就不仅惊心，而且让人感到害怕了。
多年以前，曾集《论语》句以自勉：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时至今日，一字一句仍历历如在眼前，而《论语》么，却早已不去翻它了！
§§中国男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