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5年夏季，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原“青春驿站”节目主持人亚菲和冰明辗转找到我，希望我能为她们的听众搞一次文学讲座。我很惊奇。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文学青年”已是多么久远的回忆；我也同时感动，觉得若不认真准备，简直就是丧天害理。
所以当我假座于长江路上的一家歌舞厅，面对我的听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仍然对文学抱有梦想的朋友，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那一瞬间，感受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后，人类灵魂渐趋麻木，人们放弃精神，追求享乐，群起争利。更可忧虑的是，一向被称之为人类灵魂守夜者的知识分子，也一同陷入价值混乱。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话题，突然被这个社会弃若敞履。也曾有过痛苦、彷徨，还有过对于金钱的幻想，因此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我是几乎不去、也不敢去摸书的。但那个下午还是逼近了，1995年7月23日午后，穿过夏季东城短暂而急骤的雨幕，我走进百事得歌舞厅。
人已经到齐，大厅很安静。只有我，因为刚刚将喧嚣的市声抛在身后，走上台时，有些迟疑。可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师，讲课沉静、投入，我的学生，常常是被我的神情所感染，才燃起对我所讲的也许是枯燥无用的知识的热情。而我今天，在离开了讲台五年后的今天，还能讲得那么好吗？在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紧张的。
我的听友很年轻，因为这个，我加倍警惕。我知道自己这几年已经变得多么世俗多么无聊，但那个下午，我对自己说：潘小平，今天，至少今天，你应该是严肃的、正直的。
我决心摒除那些庸俗的话题，那些文坛的奇闻轶事，那些名人们的生活秘辛。我也坚信，今天来听我的讲座的朋友，其实和我一样，讨厌那些无聊的小道消息。那么让我们来共同创造一个文学的小天地吧，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艺术时空里，以应该有的敬畏，谈一谈1994年至今文坛发生的事情。
而外面，外面正车水马龙，满街飞扬着夏季服装促销的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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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都还记得1990年，那个让文学和文坛惊慌失措的年份，人们兴奋地谈论商品，谈论股票，谈论社会转型文化转轨，同时将知识和知识分子，剥夺得一文不名。文学尤其是纯文学，由此陷入困境。这股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孕育、蓄积的商业大潮，到92年底渐至高峰，在它的席卷之下，拔地丛生的形形色色的商业文化（通俗的、大众的、消费的文化），瞬间便以泛滥之势，在大陆铺陈起一个蕴含无限生机的“文化”市场：卡拉OK、MTV、文化衫、追星族、上百种报纸周末版、有线电视、新武侠……北大教授陈平原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
真不敢回忆那段日子，回忆那段日子我所经历的被社会遗弃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失衡。就是从那时候起，我走出了我守候了18年的清贫书斋，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和我一样意志薄弱的中国文人，还有许许多多，比如贾平凹。因此我一直坚持认为，贾平凹《废都》的发行，赵玫、须兰等五位严肃作家联手撰写五部《武则天》，《布老虎》丛书的策划和问世，以及舞剧《鱼美人》的公开拍卖，等等等等，都是纯文学和纯文学作家，向商业文化、市场文化的屈服和靠扰。
但是牺牲也是惨重的。让我们以《废都》为例，这本书描写的是历史转型期中国文人的失落心态，那种内心创痛累累、灵魂无枝可栖的慌恐，读后让人震惊。庄之蝶以肉体的堕落来摆脱灵魂的痛苦，这方式本身，就有它深刻的悲剧性。但出于商业主义的考虑，书中毫无节制地描写了性心理和性行为，这些描写，几乎使得思想的深刻性完全被淹没了。大众层因为自身素养的限制，只沉浸于那些性描写带来的性心理满足之中；而知识层则因为鄙视这些赤裸裸的性描写，放弃了对主题深度的思考。这样，《废都》就不幸沦落到市井里巷，被人们当作不洁本《金瓶梅》，或者更有甚者，当作《肉蒲团》、《灯草和尚》一类的淫书，而津津乐道。
这就是纯文学进入商业化轨道，所付出的惨重的代价。
文化市场对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摧毁，远比政治权力机制更加深刻，也更加有力。
于是，在文学领域中，人格、良知、社会道德、人道主义等等话题，不得不让位于金钱、市场、流通、操作、码洋、炒作等等商业主义话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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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到了1993年6月，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有一件事情值得记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王晓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由此揭开了后来的有关终极关怀、人文精神论争的序幕。挣扎于市场经济中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开始出现转机。
感谢王晓明。
痛感今日功利主义思潮的可怕的泛滥，痛感在这种泛滥下知识阶层所发生的根本性动摇，王晓明和所有关切人类肉身和灵魂问题的人们一起，向社会发出自我拯救、道德重建的呼吁。他呼吁人的疲惫的肉身应从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流中挣脱出来，他还同时宣布：拒绝以王朔为代表的充满了小市民气息的痞子文化。
大陆文化界，几乎整个地卷入了这场论争，《上海文学》、《文艺争鸣》、《读书》、《东方》、《文汇报》、《北京青年报》以及《传统及现代》等等一大批报刊杂志，纷纷以此为题展开持续讨论；王蒙、刘心武、王朔、萧乾、张炜、张承志、吴滨、杨争光、梁晓声等等一大批作家；周国平、钱理群、陈平原、许纪霖、郜元宝、王唯铭等等一大批批评家，也都陆续卷进这场论争中去。知识界、文化界在沉默了三年之后，出现了空前的活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理性力量，终于又一次担负起文化调整的使命。
王蒙在这场论争中，再次成为热点和中心。
是因为王朔。王朔作品的走俏，已非一日一年，批评界对其取得的巨大的商业成功，毁誉参半，众说纷坛。本来，一向沉稳老练的王蒙，在历经文坛沦桑和“稀粥”风波之后，对文坛盛行的王朔热，一直谨慎沉默，不想却于93年初，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洋洋大文《躲避崇高》，对奉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精神的王朔，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此文一出，惊世骇俗。王彬彬、余开伟、史唯、陶东风以及上海一大批呼吁重振人文精神、坚持文人操守的学者，纷纷撰文批评，认为王蒙对以王朔为代表的躲避崇高、亵渎崇高乃至践踏崇高的创作倾向的肯定和鼓励，客观上是对作家和读者不负责任的误导。
而且批评还远不止于此。不少人认为，王蒙近年来很有一些圆滑世故的言论，比如大肆鼓吹文学应当适应市场经济，而对泛滥的商业化倾向讳莫如深；比如竭力为歌星、影星们的漫天要价辩护；再比如对上海青年批评家批评王朔不以为然，并给他们扣上“不断发起批王朔”的帽子，等等。这一切，都表明王蒙已变成一个老于世故的政客。
岁月不居，沦桑易变，忆起王蒙早年纯真的“少布”情怀，人们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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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天在座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喜欢甚至“追”王朔，但我仍然表示了对王朔的不满。王朔作品，有浓厚的世纪末颓废情调，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同样犹如精神鸦片。他曾经很赤裸裸地宣称：我最关注的，就是流行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就有暴力，有色情，有各种调侃和各种无耻，我就把他们弄出来了。王朔是以无耻为荣的，所以他才敢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敢借流氓作家方言之口，说“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都是典型的痞子语言。王朔的作品中，充斥了形形色色的流氓、痞子、骗子、浪子、鸡鸣狗盗，花天酒地，浑浑噩噩。王朔作品中的人物，迎合了市场经济初期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排斥的心理倾向，代表了社会精神的堕落。
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他陷入困境时说的一句话。当时他的弟子曾困惑地发问：君子亦穷乎？想不通为什么君子也会穷途末路。诚如孔子所言，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但即使穷途末路，也仍然坚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而小人陷入困境，只会更加胡作非为。这就是君子小人的差别。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君子，但一个社会，如果以小人作为公众楷模，那这个社会成了什么？！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王蒙对于王朔的激赏，也确实太过分了。有一个叫郭宏安的批评家，针对王朔一类的痞子文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作为职业无所谓崇高，是从业者使它崇高的；当然也是从业者使它低贱的。某些从业者自己丧失了崇高感自豪感甚至使命感，是那些从业者个人的悲哀；若是所有的从业者都丧失了崇高感自豪感使命感，那就是时代的悲哀了。
是的，这是时代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普遍表现出了人格的卑下和萎缩。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那种对商业的过分嗜好，那种对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的追求，正成为多年以来一直以社会良心自命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但还是有人将自己的生命，毫不吝惜地抛掷到这种可怜巴巴的物质恐慌和物质欲求之外。前不久上海有一个叫胡河清的青年批评家自杀了，他的朋友王晓明，在痛悼他才华横溢的年轻生命时，没有说明他自杀的原因。没有原因，知识层整体的无耻和堕落，和对社会的失望乃至绝望，使他丧失了珍视个人生命的勇气和信心。
曾读过他的学术论文，回想起来，严峻而急切的措辞中，一直有着四顾茫然的苦闷。他自杀之后，他的书得以畅销，我跑了几家书店，发现就是在合肥这样的城市，一套《火凤凰批评文丛》中，也是独独卖出了他那一本。都是些什么人买了他的书呢？我想，作为苟活者，对他，我们也许根本就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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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来说说上海的一群人了。即使不是因为胡河清，我也仍然对这一群人有着深深的敬畏，真不知道，在上海那样灯红酒绿、人欲横流的地方，他们是如何抵御了物质的诱惑，保持了情绪的冷静的。王晓明当然是不用说了，作为中国当代学院派精英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处身于十丈红尘之外，对日益紊乱堕落的社会生活作出清晰的梳理；就是以记者身份活跃于沪上的王唯铭，他的以“城市目击”为题的系列报告文学，也是以一种异常清醒的目光，解剖着这个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在繁荣经济的同时，滋生出的种种弊病。寄生于酒店业的歌女、舞女，以及徜徉在霓虹灯下，对外国水手回眸一笑的失业女工；以一种失落而自得的心态，周旋于沪上大款身边的单身贵族、知识女性；艳羡地流连在精品屋的小市民，一掷万金的暴发户，还有有着浓厚殖民心态的老派人物“老克朗”，等等，无一不向我们坦露出真实的灵魂，和被物欲侵蚀得斑剥麻木了的灵魂。
作为一个社会的理性力量，在这个社会堕入物欲的深渊时，知识分子应该也必须保持清醒和冷静。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抵挡住物质的欲求和物质的恐慌，但一定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继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自觉承担社会良心。如同张承志所说，并不是人都需要文学，但一定有人需要文学，一样的道理。知识分子最根本的使命之一，是社会批判，所以你几乎无权随众人一起群起争利。相反，你应该关注群起争利引发的社会矛盾，以人道主义关怀，抚慰人类伤残的心灵。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许纪霖说：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是我的立身之本。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社会，说这样的话，让人敬重。
所以我并不认为上海学者对王朔的批评，是人身攻击，是围攻，更谈不上王蒙所谓的“发起”。文学批评家有权对所有的作家、所有的文学现象进行批评，只要这批评是在严肃的学术的层面上进行。上海学者认为，王朔小说中的人物，代表了社会精神的堕落，我以为，这确实触及到了最本质的问题。今天，道德沦丧，人和社会的腐败，几乎是不言而喻。人们将精神寄托转化为肉体快感享乐，物欲和情欲，在最本能的意义上膨胀和泛滥，到处是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及时行乐主义。而王朔正以文学的形式，对这一切进行充分的肯定，这也正是王朔小说得以大行天下的社会原因。这和“坏女孩”麦当娜在美国的流行十分相象，这个公开以传统社会所不齿的放荡、崇尚物欲甚至淫秽形象自居的美国影星，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大众偶像，不过是迎合了处于经济衰退期的美国国民的病态心理。
而美国社会学家和知识阶层对麦当娜给美国法律、道德和宗教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同样在作清醒而理性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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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得讲一点纯理论的问题。一个社会，要达到正常稳定的运转，必须建立两个价值系统：精英价值系统和平民价值系统，构成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转化的关系。精英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利他、重操守而轻实利、追求精神满足；平民价值系统则正相反，利己、重实利，追求物质享受。如果没有精英价值系统的存在，就会出现群起争利的局面；（请原谅我反复使用“群起争利”这个词，因为只有它能概括当前紊乱的社会现状）而群起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如果得不到缓解，必然导致社会崩溃。
让我们重新回到具体的文学问题上来。法国人曾把《追忆逝水年华》列为21世纪还必须读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显然属于精英文化范畴。本来，王朔作品的大红大紫，已是其来有自，原不值得如此大张旗鼓地论争，是王蒙的叫好，引起知识层的反感，激化了学院派精英与王朔之间的矛盾。王朔游戏人生的文学态度，在根本上与人类精神发展的方向相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王蒙对他的激赏，必然招致知识层的群起而攻。这是两个价值系统的论争，是主流文化和市场文化（商业文化）的论争。在这里，我是在道德而非政治的意义上，使用“主流”这一概念。我以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它的文化主流一定是向上的，向善的，充满悲悯和关怀，崇尚牺牲和虔诚。象王朔那样，把一切道德、理想、信念、良心，统统踩在脚下，动不动骂这个傻逼，骂那个傻帽，而王蒙居然还夸赞他“撕破了崇高的假面”，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俗文学的发展，需要纯文学、雅文学的参照、限制和压迫，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汤因比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首先要允许有一个强有力的精英阶层存在，其次，是一般大众要有模仿精英的愿望。以王蒙所处的文化地位，在价值上提倡蔑视精英文化，无论怎么看，都是十分危险的。
商业化的冲击，文人的相对贫困化，在一段时间内，必然造成精神产品文化品位的下降。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而在于这种下降，已经使大批读者在意识深处丧失了模仿和接近精英文化的愿望。文学、音乐、电视，充满了急功近利，浅薄与平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时尚。
在这种身陷重围，四面楚歌的局面下，学院派精英提出重振人文精神，坚持文人操守，几乎是出于一种救亡的本能。尽管王朔对此进行了再一次的冷嘲热讽，王蒙对此表示了充分的不以为然，我仍然认为，在今天，这些试图维护知识分子精神纯洁性的傻冒学者，让人感动。
精神的纯洁性，对于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永恒而高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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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论争的展开，一个词开始出现，这个词是：二王现象。
这“二王”是王蒙、王朔，在整个论争中，他们构成了一方。另一方的主力阵地在上海，因此人们往往将这场论战简单化地称之为“京沪之争”。上海学者和作家对王蒙的批评，除了不满于他把王朔捧得太高外，还认为他关于“国家无须养活作家”的言论，过于激进。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还远没有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人文学者、作家，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其职业专长，也不能象自然科学家那样，直接将成果变成专利，进入市场。而与王蒙同龄的知识分子，与王蒙同样致力于严肃文化的作家，绝大多数的生存环境不像他那么宽松，因此对于知名度和表达空间远不如他的一般作家和学者来说，王蒙的话，就让人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里面还隐含的一句话是：你王蒙当过部长。当过部长，便有许多便利，包括在海外高价售文。有风传王蒙在香港的稿酬是“千字千元”的，虽无法证实，但毕竟加深了人们“不腰疼”的印象。更有人将“部长”视为王蒙性格圆通的一个重要背景，以为“从政经历”，已使王蒙失去了思想的独立性。于是有人拿他与邵燕祥比较，他们是同时代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在文坛同以思想敏锐见称，但邵燕祥不从政，就说话往往不计后果，好激动，不像王蒙那么性格圆滑，世事洞明。于是感叹：政治家的思维和思想家的思维，就是不一样。思想家追求思维的彻底性、精神的纯洁性、价值的纯粹性；政治家则注重对策的现实性、手段的灵活性、社会的可接受性。与鲁迅、萨特、萨哈罗夫相比，王蒙作为大知识分子，就显得不那么纯粹了，根缘即在于他从过政。
对此，王蒙并不隐讳，他甚至还说：文坛上如果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啊！
这话表明，在主观上，王蒙无意于追求鲁迅那种特立独行的品格。但从政经历，是否就一定导致性格的圆通呢？又有人拿他和王元化比较，也并称为“二王现象”。王元化8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但王元化近几年的行事风格和言论，依然书生本色。
对这两番比较，先不说王蒙作何感想，就是文化界，也有人以为持论过于苛刻。用精神纯洁性的尺度衡量，王蒙固然有其不足，但他在现实文化格局中的建设意义，却不可低估。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王蒙不只小处圆通，大处也不失原则；细处有机智，也不乏大智慧。他提出的某些命题，往往小中见大，比如对“贵族马克思主义”和“流氓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就可谓言简意深。
论争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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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王蒙的存在，本身就是90年代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一大文化奇观，他的讲究策略、行止有度、把握时机、追求实效，对于中国现实文化格局，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不只是思想的敏锐、处世的机智，王蒙表达的艺术，也令人叹为观止。90年代初，许多追求精神纯洁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了，其中不但包括比王蒙年长的几代人，也包括比王蒙年轻的几代人。但王蒙仍在表达，从容不迫地谈论毛泽东，谈论《红楼梦》。不论怎样复杂的情况下，他总能审时度势，对现实保持适度的张力，并以自己的努力，使现实的精神空间得到拓展。因此可以说，王蒙以自身的实践，为知识分子在市场文化中的生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那么王蒙对王朔的激赏，是不是更多地出于一种生存的考虑呢？也有可能。在市场的冲击下，作家中的一部分人，出于生存的策略，向商品化转轨，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所有的作家，统统进入市场，都在“商业激情”的驱使下写作，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前景，则不堪设想。学院派精英对王蒙的批评，正是基于上述忧虑。事实是，王蒙所憧憬的文学适应市场的好光景，不仅没有如期而至，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派混乱景象。《皇城根》、《海马歌舞厅》等等，这些按商业原则制造的精神产品，明显的粗制滥造，愚弄大众，而且充满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趣味，侵害国民精神。传媒上更是今天吹嘘谁谁“火爆京城”，明天又是通栏标题，报道“某地又刮某某风”。是之谓“包装”。可你买来书一看，整个感觉是又上一当！这倒让人想起少年天子溥仪的一段逸事，他赐给他的弟弟一个黄缎锦囊，在打开七八层“包装”之后，才发现，里面原来包着一截“屎橛”！最近出版界又出新闻，由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最新排名居然是：鲁迅、巴金、沈从文、金庸、郁达夫、王蒙。究竟是一种商战策略？还是一种全新的评判眼光？学界、读书界哗然，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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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世俗化已经构成90年代中国文学（包括严肃文学）的基本精神内涵，而文化人在世俗化和满足物欲的追求中，也一点一点泯灭了是非善恶，丧失了批判的锐气。这样一种情况下，王晓明他们关于终极关怀、拯救心灵的诉求，就不再是王蒙所谓的“云端空论”了，而是具有相当切实的针对性和急迫性。
而且就是在西方，在我们一些人崇拜的自由的西方，文学中也一直响彻着“拯救”的呼声。
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思想家和艺术家对社会的强烈批判，这一点我想我们应当知道。《艺术作为现实的形式》的作者马尔库塞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遮掩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疏远的，它们强化自己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其强烈程度达到了使艺术不能有任何（行为上的）应用的地步。它们以这一方式履行艺术的认识功能，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和他们所忘却了的罪恶。
我们今天，在背叛梦想，忘却罪恶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人类正变得麻木而猥琐。而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知识分子，应该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前导和创造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仅仅顺适社会潮流，或是沉缅于罪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守夜者。可是现在，守夜者睡着了；也有的加入了强盗的行列，趁月黑风高，杀人放火。当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世俗化倾向，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以无耻告别羞耻，渴望堕落。这集中表现为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一大群活跃于市场之上，靠出售各类文字垃圾致富的痞子文人。这种文化现实，恐怕不易否认。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来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若是唯一担负对其进行修补、重建职能的知识分子，再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其社会结果，将会是什么？
因此我高度评价上海学者关于重建人文精神、坚持文人操守的呼吁，其中也包括对王蒙和王朔的批评。如果说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对王蒙的批评，还有一点王朔所说的“特别阴暗”的心理的话，上海学者后来对他的批评，则不含有任何政治攻击的内容。这不同于那一年的“稀粥”风波，没有什么人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相反，倒是王蒙自己有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情结，将知识关怀、文化关怀混同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一提人文精神就认为是一种伪壮烈、伪崇高而加以拒绝。其实文化与政治、学统与政统，是可以而且应该分开的，人文精神是一种超功利超实用的价值理性，政治只不过是形而下的只关注现实现世的实用理性，王蒙将两者混为一谈，显然出于对人文精神的误解。
这样一来，王蒙和王朔对论战那一方的反击，就显得不那么有力。王蒙在《上海文学》发表文章说，自从那年文坛出了一匹黑马靠骂名人成功以来（指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评）现在又有效颦者了，以为到处吐口水便能树立一点什么形象——踩在名人肩上嘛。这段话更多的是嘲讽，没有说出什么道理。而王朔在《北京青年报》上对张承志、张炜的反驳更是可笑，什么“你牛×”、“我牛×”，还有“最牛×的小说”什么的，已经是近于谩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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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自从成为论争的焦点以来，王朔对新闻界，一直比较回避。今年8月、9月，《北京青年报》记者两次采访了王朔，谈话中，他对张承志、张炜，似乎特别不服气。张承志、张炜以及梁晓声，是作家中“道德重建”呼声最高的几位，张炜甚至提出，当前尤其应该“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由此构成了当前道德生活中最尖锐、最激烈的一极。梁晓声的近作中，也一样对社会上弥漫的唯利是图、寡廉鲜耻、以恶为荣等等现象，以及知识分子的不辩是非、放弃原则和道德立场上的媚俗行为，大加讨伐。
张炜在94年，曾有过一次“与大学生的马拉松长谈”，这次谈话激动而且激愤，引人注目。他反复呼吁“人应该关怀灵魂问题”，痛斥“一哄而上”的“艺术界的扒手、骗子、冒险家、恶棍”，并且对“腐蚀了我们这片大陆”的金钱，表现出厌恶。在这之前，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流露出一种很强烈的与现实思潮、与现代文明相对抗的情绪。
而张承志的对抗，更为极端，他以一种“思想的独行者”的姿态，“以笔为旗”宣布了与当前中国文坛的势不两立。他毫不客气地将文坛指为一派“后庭花大合唱”，痛斥文人们的无原则，无操守和投降主义。他对文坛现状的描述是：“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我并不认为他这些言论以及他对文学神圣的“举意”，是表现了一种偏激的“宗教”的情感，我更愿意把他的宗教看作一种心灵、一种境界，一种对抗尘世的极端方式。这包括他早期对母亲的歌唱，后来对红卫兵精神的肯定，以及“朝圣”和“洁”概念的产生。尽管他推崇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中最偏激的教派，但他在文学中展示给人们的，显然不是教义，而是心灵。
作为一个一直以精神向度对抗滚滚红尘的作家，他和以王朔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和世俗人格的对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也充分理解了王朔在《北京青年报》上对张承志的不屑，在王朔看来，这种与俗世的对抗毫无意义。但是王朔的反击仍然是冷嘲或热讽，他说，张承志也好，张炜也好，你们不是有这样的观念，那样的情怀吗？你就把它写成最牛×的小说。言下之意，现在你们的小说已经没有人看了，只好以“观念”和“情怀”重新唤起读者的注意。
确实，《心灵史》之后，张承志只写散文，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已不再能写小说了，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思想的传达而言，散文是一种高出小说许多的形式。既然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抗战文学”，最好是采用直接而犀利的投枪与匕首的形式。
张承志以思想的激烈，被有些人称之为“90年代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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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张承志早就预料到，有一天会有人嘲笑他不会写“可读的”小说，所以他才早早写下了《北望长城外》和《西省暗杀考》两个中篇，以显示自己“基本小说”的创作能力。这两篇小说，在张承志的作品中风格迥异，它们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也是充分“故事”的，因此有极强的可读性。我想，倘若他愿意以通俗小说的形式进入《布老虎》丛书的策划，他一样会是写作《朗园》的赵玫那样的“结构故事”的高手。
和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在近两年的写作中，张承志似乎也有一种不得不舍弃纯粹艺术，而以牙还牙、以血试血的无奈与痛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是他对当前民族现状的认识，由此他们出版了“反投降”丛书），面对知识阶层的冷漠和奴颜卑膝，他只有直接痛斥或倾诉。他因此也体会了孤立无援，触摸到先生思想最漆黑、激烈的深处。
但这种显然不合时俗的极致、危险、敏感如弦的心态和视角，并没象王朔所想象的那样，影响到他作品的销路，相反，他的随笔集《荒芜英雄路》，自94年初出版以来，一直在京津沪大为走俏。与他同时走俏的，还有这套《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中的韩少功卷，一样擅长在短简尺幅中作大思考。出版界和读书界，似乎对喧嚣一时的世态小说，也开始厌倦了。一个例子，是贾平凹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夜》，虽然在商业运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读者反映冷淡，收益甚小。
与此对照，散文随笔的写作与出版，却盛况空前。小说家纷纷加盟散文系列，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史铁生、朱苏进、王安忆、铁凝、方方、梁晓声等等，这两年都有散文佳作发表发行；金克木、张中行、周国平、陈平原等等学者，也纷纷在论著之外，以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正好印证了我的这一观点：在诗歌远离尘嚣，退守象牙塔之后，在小说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沉浸于话语游戏而如同梦呓一般不可捉摸之后，散文以它传达思想的直接性，承担起文化关怀和灵魂关怀的使命。
最意味深长的，是余秋雨和张洁散文进入《布老虎》丛书。策划者的这一举措，说明他不仅要以思想的纯洁性同时也以形式的纯洁性来修正这套丛书的“通俗”路线，将它重新塑造成“主流文学”的形象。
出版界和读书界的这种变化，至少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文化和文学在经过了几年的混乱无序之后，开始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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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最近十分走俏，它是北京女学者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王蒙在今年第1期《读书》杂志上对它进行了介绍和推崇，思想的尖新与深刻，是它和它所属的这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特点。
与这套丛书差不多同时发行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有很好的市场，其中美国艾恺所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和两难》，我走了多家书店都没买到。这情景很容易让人回想起85年前后出版界、读书界出现的方法论热，（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次民族性的读书热）对思想的关注，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警醒。我们民族，不可能永远沉溺于王朔、琼瑶、席慕蓉，甚至周洪。我们有时可能会浮躁、浅薄，我们最终却会向往深刻、真诚。说一句大白话也是真理：人类只会前进。梁凤仪说：写“粗糙的故事”，是面向大众。这就是说，她的小说，主要是出于一种商业思考，不触及人类深刻的精神生活。但即使如此，她的小说的内视角，我认为也仍然是知识分子的，隐含着历史批判的内蕴。因此她的小说，就其思想表达的深度来说，高于琼瑶。而台湾女作家廖辉英的都市言情，则充满了对人类弱点的同情和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已显然只具备商业小说的外壳。广州张欣的新都市小说，武汉方方的新公安小说，走的即是这种路径。文化市场自身，同样具有一种文化调整功能。它除了造就写作庸俗故事、适应不良趣味的人才外，它还会造就以通俗的方式普及学术文化关怀人类心灵的人才，当然，这种调整，最终是由于人文学者的参于，才能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评价这两年积极参于市场竞争的一大批散文家的著作，它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周涛的《游牧长城》、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陈村的《今夜的孤独》，当然，还有陈平原、陈建功、李辉、罗强烈等等。他们的散文，展示了一种与当前商业氛围全然不同的心灵方式，影响着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在文学出现类型化（复本化）因此也意味着文学将走向速朽之路时，这些散文，在文化市场中，顽强地显示了自己的“孤本”性质，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在90年的文化混乱中，我们谁也没有能够预示到今天这种让人乐观的局面。那时我们被逼迫到边缘和角隅，眼看着流行文化在这片大陆掀起一个又一个浪潮，而束手无策。
蒋孔阳说，千年积德，百年养气，我们民族的文学、文化，到了从根本上扶正祛邪的时候了。上海的学者，年轻的，年老的，同样让人尊敬。尽管许纪霖的“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是我的立身之本”的书生之言，招来北京一些人的嘲笑，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两年他们所从事的精神性活动，从某个层面干涉了我们的生活，在昨天和今天，有力地影响了茫茫人海中的一部分人。
这样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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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以“城头变幻二王旗”为题，标识这场93年至今的文化论争，我以为是不确切的。王蒙、王朔，在这场论争中其实是处于劣势，他们拥有的，只是赫赫声名。因此“二王”的旗帜，并不如局外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城头猎猎作响。而我之所以选用鲁迅“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诗句作为本文的题目，则是为了说明这两年来文坛的风云变幻，说明这场有关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论争，事实上不论结果如何，它都已经推动了文化的进步，显示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调整中的力量。
当这个学术讲座在电台播出后，有人听了问我：“你和他们讲梁漱溟，他们懂吗！”我并不以为他们不懂，虽然他们中有的才十七、八岁，但他们显然已经能够分辨平庸与深刻。是的，他们曾把席慕蓉、尤今抄录在本子上，追踪王朔消息，倾心香港女星周海媚，以为流行的就是最好的，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倒是传媒和我们这些借助传媒表达自己的人，应该负更大的责任。现代是一个以传媒引导社会情绪的社会，而这几年，我们的传媒，为了适应市场，为了生存，为了赚钱，实在对读者和社会，有着太多的误导。我对一个少女说，日本、港台的一些青春巨星，不少是靠拍色情片成名的，这些人，人格上有许多缺陷，比如浅薄、虚荣，比如自私、脆弱，这些人是不值得崇拜的。但她说：报纸上都说好！传媒对王朔也是这样，他们把王朔给捧坏了。前些天在《北京青年报》上看王朔答记者问，满口村话，不可一世，可王朔知不知道，他的书（尤其是电视）并不像人们告诉他的那么走红？他嘲笑上海学者是一群满清遗少，穷困潦倒，可他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确还有人并不以金钱为唯一财富？王朔自从那年挣了一百万之后（记不清是不是《编辑部故事》的版权和广告），对人尤其是对比他穷的文人，说话就特别牛气，处处透着不屑。这样不好，浅薄。中国文革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众多痞子，加上经济腾飞初期所带来的道德混乱，为王朔提供了畅销的市场和走红的基础，他能如此得意，说到底也是生逢其时，“风云际会”，没有什么可以骄傲。在西方近代社会，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有自己的解释，它除了指一个人从事的工作之外，还要求你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关怀社会，而这种关怀是超越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之上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社会存在，其职能、兴趣和使命，往大处说，是承续一种民族甚至世界精神文化的传统，具体到自身，则能在精神生活领域，为自己设定一种人格境界。而如果这样要求，我觉得同是作家，王朔对张承志真应该“望洋向若而叹”了。
现代大众传媒的本质，是表面化、公式化肤浅，日益加快的社会生活和心理节奏，都要求快餐式的文字，因此我不知自己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连带我的忧虑，人们会不会不屑或嘲笑。但这场历时两年仍在持续的文化论争，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作为省会，我想我们合肥的市民，对这样的事情，应该知道。
§§眼花缭乱看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