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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杨儒外交守国土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文天祥

东北,伟大祖国版图上的一颗明珠。20世纪初,沙俄曾把她置于股掌之上,欲窃为己有。对此,一位舍生忘死、勇于虎口夺食的爱国外交家,同沙俄侵略者作了艰苦的斗争,使东北大好河山得以保全,维护了祖国的利益。他就是当时不畏强暴、捍卫中国主权而名扬中外的外交家——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杨儒,字子通。1861年,他以监生捐得员外郎后,在兵部办理军务。1888年起,先后出任江苏常镇通海道、安徽徽宁池太广道。1892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年后转任驻俄国、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

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西北地区150多平方公里领土以后,又把掠取整个中国东北作为它的侵略目标。1896年,以助华抗德为名,强租旅顺、大连;1900年,又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叫嚣要用刺刀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01年1月1日,杨儒以驻俄公使身份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沙俄谈判交收东北三省问题。

杨儒受任于国难当头,他身处异域,势单力孤,是在一群野心勃勃的强盗中间周旋。当时,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清廷君臣逃到西安。此时此刻,要维护祖国的权益,特别是要在强盗嘴里夺回一颗晶莹的珍珠,真是千难万难。

谈判从1月4日到4月6日,历时3个月,杨儒等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分别会谈22次。

1月3日,杨儒读到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沙俄与清政府已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沈阳派驻“总管”,奉天将军所办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阅后,气愤地说:“这不是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奉天的主权吗?”可是,他又感到奇怪:为什么朝廷不把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通知他这个驻俄公使呢?杨儒即去维特处质询,证实确有其事。杨儒及清廷至此如梦方醒,才知道沙俄炮制了这样一个侵犯中国主权的文件。原来,沙俄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为了制造“合法”根据,力图与清政府秘密交涉签约。由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出逃西安,所以,就软禁了盛京将军增祺,要他派人去旅顺“谈判”交还奉天问题。失去自由的增祺,只得让已革道员周冕前往。岂料周冕一到旅顺,放在他面前的竟是沙俄早已拟就的这份章程。在沙俄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周冕被迫签了字。这一切,逃亡中的清政府毫无所知。

当时,奕劻、李鸿章正与占领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谈判《辛丑条约》,杨儒远离祖国,身处群魔环伺的龙潭虎穴,处境极为艰难。要收回东三省,无异虎口夺食,挽狂澜于既倒。杨儒感到,这是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义不容辞。

他抱定宗旨:新订条约必须无损中国的兵权、利权、行政权,而且一定要措辞得体,行文严密,使别国无法从此效尤。

中俄交涉首先围绕《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展开。第一次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维特和拉姆斯多夫凭强凌弱,在谈判桌上气势逼人。他们坚持要杨儒首先承认“暂且章程”,然后再议正约。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难允准!”维特说:“章程已经中国官员签字。”杨儒驳斥说:“这是已革道员擅自画押,并未请示,政府更不知情。章程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罢废。”此时,帝国主义分赃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俄国急于在各国与清朝签订条约之前,先行与清朝订约,造成既成事实,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法干涉。因而俄担心由于“暂且章程”的争论影响正约的谈判,经过6次交涉辩驳,只得于1月23日允废暂约。

沙俄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在谈判“暂且章程”时,维特曾口头提出过“十三条款”。转入正约谈判后,又先后抛出两个约稿,即2月16日的“十二条款”和3月12日的“十二条款”,并声称“细节可商,大旨难改。”这三个约稿大同小异,主要内容是:(一)东三省中国只准设巡捕兵,名额须与俄协商;(二)东三省简放将军,须先与俄商明;(三)满洲、蒙古暨中国北省,未经俄允许,无论何项利益不得让于他国;(四)满洲、蒙古等地中国不得建造铁路;(五)金州城归于俄国租借地;(六)满洲税关由俄人代理;(七)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俄愿出资购买。观其要点,则东三省名虽存而实已亡,把中国北部诸省均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

杨儒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是欲将东北像俄之待布哈拉、英之待印度一样,所谓“交地”有名无实,道破了沙俄要把东北变成殖民地的要害。维特大为不满,认为杨儒视俄国未免如疯子愚人一般。杨儒对约稿提出“三驳三改”的意见,对其中关于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划归租借地、驻军及蒙古、满洲路矿利益等问题一一予以驳斥,实际上是对约稿基本否定。

闯入邻人家室肆意抢劫,还说自己吃了亏,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维特大讲俄在东北损失巨大,什么铁路被毁,兵士伤亡,耗费巨款等等。杨儒针锋相对:若当时铁路不造在满洲境内,何至如此!有力的反驳,使得维特恼羞成怒,大发肝火。

3月12日,沙俄把原先的十二条款作了一番删削,提出最后改稿十一条。

这个修改稿,只是削去一些刺眼的字句,妄图独占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拉姆斯多夫声言:“此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十五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3月15日,沙俄外交部威胁说:“约稿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或允或决,一言而决!”3月18日,又加逼迫:“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画,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字画押。沙俄侵略者在谈判中耍尽了手腕,首先是欺骗、贿赂。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以和杨儒交情甚密进行笼络。杨儒说:“公事与私交是截然两事。我不顾中国利益便是不忠,诸位大臣可无须看重此友。我为中国办事,中国利益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杨儒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祖国和民族分利必争,寸步不让。俄提出最后约稿后,又一次对杨儒利诱收买,如杨儒答应画押,俄国可在“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杨儒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俄方另一卑鄙伎俩是威逼恫吓,企图迫使杨儒就范。维特恫吓说:“中国眼下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赶速画押,得俄国之帮助;或与俄决裂,听俄国之自便。”拉姆斯多夫蛮横多称,对“十一条款”约稿一字不得再易,倘15天清政府不肯画押,则我等不便见面。杨儒毫不示弱,愿“束装以待”,宁肯与俄决裂,被清廷治罪,也不出卖祖国权益。

沙俄紧逼,清廷推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均欲逞一己之私,立待效尤。

当时清政府主持外交的是奕劻和李鸿章,他们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早已屈服了。这时,他们见最后约稿已把刺目的字句删去,五天内三次电示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令他“即酌量画押,勿误!”逃亡西安的清政府则无定见,军机处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也于3月23日电告杨儒“唯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杨儒,至此,杨儒受到内外压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朝廷把签字画押的权力交给自己,该签而不签,那将负多大的罪责啊;而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又怎么可以答应呢!正在此时,他收到了国内督抚和各地绅商的电报,纷纷要他拒签条约。

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近千人两次在味莼园(张园)集会抗议,数十人慷慨演说。3月17日致电杨儒:“俄约激动全局,大祸立起,士民公愤,乞力挽。”并且通电各省:“东三省者中国人之东三省,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还致电朝廷,乞“力拒俄约,以保危局”。香港、澳门、新加坡、檀香山的爱国华人,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签俄约。一些爱国官员和驻外使节,也劝杨儒“统筹全局,格外慎重”,不要轻率签约。读着一封封义正词严的电文,杨儒心中踏实了,他感到自己并不孤立。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断不受俄人之逼迫”,表示除非奉朝颁发确旨,否则决不签约。

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得这个年已古稀的老人身心交瘁;强敌的凶横,国内妥协势力的破坏,使他忧愤交加。3月22日,他回使馆时不幸雪滑坠地,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沙俄得知清廷已让杨儒“全权定计”,能否签约,在于杨儒一人,便于3月24日约见杨儒。杨儒形容憔悴,步履维艰,在别人的搀扶下带疾前往。

维特欺哄杨儒如三岁孩童,说:“贵国军机处既有全权定计酌量画押之令,贵大臣为何不肯画押?”杨儒答道:“非明奉朝旨,何能自行画押?且画押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维特马上接口:“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冷笑一声,回答:“私自画押,该罹何罪?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维特又摆出俄国“国际警察”姿态,口出大言:“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听此收买之言,顿感莫大耻辱,怒不可遏,他正颜厉声痛斥:“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此言甚为贵大臣所不取也!”义正词严,铮铮有声,显示出一位爱国者的高风亮节。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再一次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展缓时日,继续谈判。拉姆斯多夫威胁说:“不愿画押,只有从此不提此事了!”并限次日早晨9点20分之前作答。一日之限,弹指即过。该怎么办?杨儒忧心如焚地转回公使馆。这时,刀削似的寒风夹着雨雪漫天飞舞,他再次滑跌坠地,不省人事了,从此一病不起。

3月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午时,刚刚苏醒过来的杨儒,忽然接到朝廷的谕旨:“不遽行画押!”原来,沙俄迫订条约引起了列强的密切注视,英、日、美、德等国都不愿沙俄独吞奉天,纷纷警告清政府不得订约。清政府感觉到,“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押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

在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民催促下,清政府才电令杨儒不在沙俄约稿上签字。杨儒当即派译员将电文送往俄国外交部。拉姆斯多夫知大势已去,但又拿出无赖的腔调恐吓:“现在无话可说,中国自看以后情形可也!”4月6日,沙俄政府发表宣言,声明这次谈判暂作罢论。至此,中俄交收东三省的谈判宣告破裂。

3个月的谈判中,杨儒据理力争,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这次谈判,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没有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的谈判。这次胜利,为东三省留下了一线生机,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杨儒“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不避艰难,力顾大局,“实大有功于国家”,不愧是一位有民族责任感的爱国外交家。

杨儒在外交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不辱使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国家挽回了领土和尊严,履行了作为外交官的神圣职责,他的铮铮铁骨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当下的和平年代,青少年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更应努力学习,使自身强大,因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