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890年至1927年，激增到263万余人，平均年递增32％o，同期全国人口平均年递增率仅为12％0，其增长速度为世界城市所罕见。究其原因是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到10‰左右，其余22％o仍是各地移民所致。这一时期正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马关条约》后外国资本大规模输入；民族资本创建了杨浦、闸北、沪西、沪南工业区，这些都吸引着各地中小城镇居民、农村农民和灾区难民；同期间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南北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政治变动，大小官僚、富商豪绅趋于环境稳定的上海投资牟利，新旧文人、青年学子(包括归国留学生)也都来上海谋生立足。据20年代各地同乡会对迁沪人数统计，福建人10万余，广东人13万余，宁波人则有40万余，所以至1937年上海人口达到385万余人。抗战开始，虽然一度时间不少上海人逃往内地，但东南战区的各地难民又纷纷避居相对稳定的上海，使上海人口1942年增至391万余。1946-1949年期间，又有大批外地人口进入上海，1949年初达540余万。这时，市区人口几乎包括来自全国所有省市的移民，其比例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土生土长的本地籍人仅占15％(75万余)，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大最庞杂的移民社会。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大批职工家属和农村移民来沪。
同时由于生活的温饱和安定，使1951-1958年出生率达到37-51％的历史高水平，新生了约200万小上海人。随着50年代末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人口迁居也趋向计划化，一度防止了城市人口激增。1958年江苏省10县400余万人划归上海市，使上海市人口突破千万，以后虽有出(支出、支农、干部下放、知青下乡)有进(干部、大学生调配、各种政策落实等)，但上海户口的“价值”却日益增高，乃至除去国外，上海人极少愿往外迁居。从昔日的大流大动变成了少流少动甚至不流不动，这多少促成了上海人闭锁安逸、故步自封的心态。今天，如何既要保持上海城市人口的相对稳定，只要继续促进人口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新课题。
客家人源流说
客家人原出自黄河流域，经过几次战乱而南迁，是汉族的一支系。究竟何时南迁，众说不一。有说是秦统一六国后派兵50万戍岭南开发南方时留下的。有说是东晋战乱以后陆续南迁的。有说是唐黄巢起义后南迁的。但大批南迁，应在宋末元初。文天祥率军南下，主力在闽粤赣，以丘文兴为参军，驻守镇平(今蕉岭县)，他是丘氏在嘉应州(今梅州)的始祖。文天祥失败被俘后，残军分散各山岭，和当地畲族结好，安居下来。有的向西转。
有的逃到台湾和南洋群岛。初步调查，全国有11个省市自治区有客家人，以两广、闽西、赣南为最多。清初有一大批人移居四川，现荣昌90％以上是客家人。计全国有客家人的县200多个，总人口在7000万到1亿，海外客家人也有700万到1000万人，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约占总人1：1的1／4，台湾约有450万人。据美报纸企业协会所出版的1969年版《世界年鉴》
说，世界有100万人以上使用的语言共142种，客家方言居32位，稍多于罗马尼亚语，并说客家人祖先多系赵国人。中国历史可考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文天祥、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等都是客家人。
台湾人与大陆人
“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这句话，长时间以来在台湾民间父告子、子传孙，一代叮咛一代。
“唐山”，也有人写作“长山”，在本省人的意识中，并不是一个专属的固定地名，而是泛指地势多山的福建和广东。甚至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闽、粤两地是“唐山”，大陆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都是“唐山”；从大陆渡海来台的人，便不问籍贯，统统都是“唐山人”。
有人以为，过去台湾民间把外省人称为“阿山”，是具有不敬的含意在内，其实不然。懂得闽南语的人都知识，无论是在闽南，还是在台湾，一般总喜欢以“阿”的口语，作为对人的亲昵称呼，像阿福、阿花等等。以前大家叫荷兰人为红毛，叫法国人为西仔，更轻蔑地把日本人叫成四脚仔，却把来自唐山的同胞称呼为“阿山”，这种称谓，实在只有亲热的感情成分，而丝毫没有不敬的意味。
同样的道理，光复以后来台的“唐山人”，把比他们先来，已经在台湾落籍的“唐山人”，称为“本省人”或“台湾人”，实际上跟河北人、山东人、上海人、广东人等称谓一样，仅是用以表示籍贯的不同罢了。
现在所谓的“本省人”，指的是河洛人(亦称福佬人)、客家人以及土着的山地同胞。河洛人，是过去福建移民的后裔；客家人，则是广东移民的子孙。那么在大陆移民尚未到达之时便已定居于台湾的山地同胞，跟中华民族有没有血缘关系？凌纯声博士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着称》一文中认为：
台湾的方位、气候、地形、物产和土迹等等，都与《盐海水上志》上所记的夷州相似。
台湾土着的文化特质，像干阑、崖葬、猎头、凿齿、木鼓、大祭等，都与盐海郡的客家民族文化特质相类。
所谓安家民族，就是古代的越濮民族，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或原来的马来族。他们本来都是发祥于中原地区的炎黄后裔，后来居住于中国大陆沿海的，被称为百越；散处于西南山地的，被称为百濮。
中国政府的经略台湾，始于东吴。三国吴黄龙二年(230)春正月，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二人，组织一支万人船队，从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的海面渡海到夷洲。船队很顺利抵达夷洲，发现这里四季温暖，人民以农为主，还饲养牲畜。据古籍记载，在三国时期之前，大陆与台湾间已有过所谓的汉“夷”交往。
可是原属中华民族的这一支子孙，后来又怎么会跟中国大陆隔绝，而长期被人误认为“土蕃”呢？那是人为的政治因素使然——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彻底实行海禁，前后三次把东南沿海的百越之民迁移到内地，所以孤悬于海外的台湾，才跟大陆隔绝。居住在台湾的百越族后裔，当然也就跟本上有不同的发展过程了。
考察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关系，最近又新添了不少重要的证据：
台湾考古人员在台北县发掘出大量的唐代金器、钱币等古物，证明祖先最早渡海到台的时间至少可溯至唐代，比目前史学界的估计早了大约1000年，台湾地方史将因此被改写。
史学界一般认为台湾地区除了澎湖以外，大陆人到台湾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此之前史料只有零星的记载，且无法加以证实。这次台北县八里“十三行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唐化钱币、金器、银器、铁器、玻璃饰物、玉环等古物，被台湾史学家称为“台湾史上极具价值的重大发现”。
台湾的四大远古文化遗址也与大陆有关系。台湾原始社会文化遗址遍布于全岛名地及周围岛屿，而以台南、台中、台北诸平原、东海岸和布农人(又名布嫩)住区为最多，2000米以下的山地亦有发现。其中较知名的有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岔坑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期的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
长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绝大多数是未经修整的石片器，次为具有一面打剥的偏锋的砍砸器，也有少数是用较细材料(石英)制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其形制与大陆南部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没有什么差别，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和广西百色上宋村出土的砾石砍砸器尤其相似，这将有助于说明，台湾与祖国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海外称“王”的华人
海外华人强者多。在菲律宾，政治领袖几乎都是华裔。总统科·阿基诺本姓许，大选前曾刊出全版广告声明自己为华裔。在印尼，以林绍良为首的华人商界，握有印尼80％商业实力。在马来西亚，控制吉隆坡的10大企业家，有7个是华裔。在泰国，“第一号银行家”陈弼臣和“天南金融巨头”
郑午楼为首的40多个华人家族，对该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目前东南亚最繁华的部分，大部是华人或华裔搞起来的。此外，还有在法国的“一代绘画大师”赵无极，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心脏手术权威张任谦……许多许多华裔人士，都是世界杰出人才。最突出的是在美国的华裔人杰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李远哲、陈省身、林家翘、丘成桐、梅强中和已故的赵元任等世界一流学者。美国约有12万堪称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华裔占1／4。美国前总统卡特说：美国对中国将无国防秘密可言，因为美国每个国防科学的要害部门都有中国人。以下列举海外称“王”的华人：
“世界船王”包玉刚，祖籍浙江宁被，1919年生，拥有200余艘商船，总吨位达2000多万吨，居世界航运企业之冠。曾捐款建立宁波大学和“兆龙图书馆”等。
“棒球王”王贞治，祖籍浙江，1940年出生于东京。1977年9月3日以击出第七百五十六支全垒打的成绩，登上“世界棒球王”宝座。获得日本政府的“荣誉国民奖”，与拳王阿里、球王贝利等被合称为“世界三大体育明星”。
“电脑大王”王安，江苏人，1945年赴美，他的“王安实验公司”拥有27亿美元资产，以他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w”为商标的电脑产品风行全世界。
“桥牌女皇”杨小燕，北京人，18岁时赴美。1978年6月，她在美国新奥尔良城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奥林匹克桥牌双人赛中，与米迪·雷汀合作。连续击败74对世界各国第一流桥牌高手，获得冠军，赢得“世界桥牌女皇”
称号。
“驯鳄大王”杨海泉，祖籍广东，生于泰国曼谷。1952年开始驯鳄。在曼谷附近的北搅驯养鳄鱼3万多条，是世界上驯养鳄鱼最多的人。
“亚洲糖王”郭鹤年，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1951年创办马来亚制糖公司，国际市场每年生产的糖中，他控制了1／10，被公认为“亚洲糖王”。
“朱古力王”林庆金，福建人，18岁时到马来西亚谋生，辛勤创业数十年，从一名补鞋匠成为享誉东南亚工商界的房产业发展商、报业翘首和朱古办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