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他对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有直接的影响。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因曾在贵溪讲学，故号象山居士，人称象山先生。他生于没落官宦人家，中进士后当过隆兴府清安县和建宁府崇安县主簿，在官场上没有突出的政绩。他的一生主要在学术上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他没有系统的着作，其诗文、论学书信与讲学的记录由后人编为《象山全集》
“心”即“理”的本体论。陆九渊所说的“心”并不是指人的血肉之心，而是指形而上的“道”或“理”。“心”与“理”是万世不变的一个准则，“理”是当时朱熹等道学家关于宇宙本体的最高哲学范畴。陆九渊的“理”所包含的内涵，即所谓“正理”“实理”“公理”、常理，则是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和万物的规律。陆九渊强调本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本体服从主体，把本体(“理”)安置在主体(“心”)之中，从而提出与朱熹“性即理”相对的“心即理”的哲学命题。
陆九渊的“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心”是认识器官，又是知觉能力。第二，“心”是意志本体，是一切伦理道德规范的最终根源。他把“心”的“去”与“存”，作为衡量“庶民”与“君子”的标准，因此便带有封建社会等级的差别，也具有伦理道德的特性，他之所谓“四端者，即此心也”，就是批便隐、羞恶、是非、辞让的四端，这是一种先天的道德原则。第三，“心”是一种意志能力和主体精神。他认为“心”只有一个，“心”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人身都是相同的。这个超时间、超空间的“心”既“无声无臭”，也“无形无体”。它是一个凌驾于自然与社会之上，而又不脱离“吾心”的主体精神。
陆九渊本体论是以“心即理”为特征的。他认为“心”即是宇宙的最高的本体，“心”、与“理”是一个，是不容分开的。世间万事万物都生于心中，充满心中而往外发散，便充塞于宇宙之中；而充塞于宇宙之间的，没有不是“理”的。因此他说，“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象山全集》卷二十二《杂说》)，道(即理)投有不包含于心之中的。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自认为是直接继承孟子，他不承认程颐、朱熹是孟子的直接继承者，只有他的心学才真正是继承了孟子思想的正统。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程朱的哲学则是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先立乎其大者”的认识论。陆九渊的认识论、修养论与方法论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认识论特点是从事物总体上来把握，因而多次声明“先立乎其大者”。所谓“大者”乃是指“心”，即首先要“立心”，只要把心立起来了，就能从总体上来认识事物，只有从总体上来认识，则各个局部自然明了了。相反，如果从局部着眼，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陆九渊所谓“立心”，是因为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我的“心”中，是“心”所固有的。陆九渊以“心”为本体，因此就不需通过“格物”的途径去体认“心”。而只需反省内求，就可以自己体认“吾心”。这即是他的切己自反的认识论。只要闭目塞听，终日静坐，冥思苦想，收拢此心，五官不去接触外物，便能达到“此心，澄莹中立”(心清净像玉不偏不倚)的理想境界，从而获得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但是，心往往被物欲所牵引，物欲很多，则本心所存就必然少；物欲很少，则本心所存就必然多。因此，他主张去欲存心。这样陆九渊由“即是吾心”的本体哲学进入了“存心去欲”的道德哲学。如何存心去欲，不为外物所移，而使“本心”不沾染“尘埃”呢？其方法就是前述的“切己自反”“改过迁善”，也即“剥落”的功夫。
“剥落”净尽，才能恢复“本心”的清明。“剥落”的方法，是通过亲人、师友的帮助、切磋、剖析，使其改邪归正，去掉虚假而达到真实。
同时，陆九渊也主张“学”，主张读书。他认为学问的目的是在“为人”“做人”，即要“明理”“立心”。在他看来，不仅做一般人，还要做没有什么不知道，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人，通过“学”就能知“本”。“心”就是宇宙的本体，宇宙的一切都在心中。因此他提出，既然六经都是我“心”的注脚，我心何必注六经？故要读书，但不必多读。他反对当时学者注疏经传，认为是随意增加经典的内容，而主张减少繁琐的注疏，使之恢复本来面目。
陆九渊的方法论，他自己概括为“简易功夫”，即如何以简易的途径，使人心不受物欲的蒙蔽。“简易功夫”即是内求，有神秘性。
鹅湖之会——朱陆之争。由于朱熹与陆九渊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存在着分歧，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合作编写《近思录》，吕祖谦出面想调和朱陆之间的矛盾，于是邀请朱熹与陆九渊于信州鹅湖寺聚会，会上双方争论激烈，互不相让，结果不欢而散。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据与会的朱享道说，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格物”“读书”，然后达到对理的体认)。陆九渊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复使之博览”(即先有人的“心知”体验，再“格物”读书)。陆认为朱的方法论是“支离”“繁琐”，而自己是“简易功夫”。
这次辩论没有涉及更多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投有达到消除二人分歧的目的，只是明确了双方存在的分歧。实际上二人争论，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着重点。鹅湖之会，又成为后来“无极”
与“太极”之辩的开端。
鹅湖之会以后，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陆又通过书信，着重在本体论上进行争论，即辩论“无极”与“太极”的问题。陆氏兄弟和朱熹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展开关于“无极”“太极”之争。在朱熹看来，不能以“太极”别为一物，“太极”是为“有理”“无极”即为“无形”。“无形而后太极”即为“无形而有理”，两者实为一物。陆九渊认为“太极”之上不能加“无极”，朱熹以“无极”表示“理”，是“万化的根本”，具有绝对至上的地位。如不讲“太极”，则“无极”
会沦于“空寂”，而与佛、老无别。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实有理。
朱、陆之争还表现在心性说的问题上，朱熹对心性才情有严格的区分，而陆九渊却认为“情性心才”都是一样的。
由上述争论可见，朱熹哲学和陆九渊的哲学相比，各有特点。一为客观唯心主义，一为主观唯心主义。但是，他们在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上则是共同的。
陆九渊思想的地位和影响：在程朱“道学”
盛行之时，陆九渊建立了与其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提出“心即理”而不同于朱熹的“性即理”
说。在与朱熹的辩论中，他反对朱熹“理”是“超出方外”“不落方体”，即脱离万物的形而上的本体，而主张“理气”“道器”无形上形下之别，无非体一而名二。他企图从事物的合一、同一方面去探索和认识世界，但却把客观世界规律(理)纳入“吾心”之中，以“吾心”去统一真理，又使自己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心学”所强调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的精神，不啻在笼罩着以程朱“道学”为官方哲学，对犹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投了一块石子。后世的李贽以及近代谭嗣同都打着陆王“心学”的旗号，批判封建专制，反对崇拜旧权威、旧教条。另一方面，心学强调“存心”、“去欲”、“简易功夫”，通过内省即“切己自反”，达到最高思想境界。这样就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变成反动阶级寻找精神寄托的“顿悟功夫”，成为颓废、腐朽、没落阶级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