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的表现赋予艺术品的美
效用是美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已为大多数人注意到。一座房子所具有的便利，如同它合乎规格一样给旁观者带来愉快；而当他看到相反的缺陷时，则像看到位置对称的窗子具有不同的形状，或者门不开在建筑物的正中那样感到不快。任何设备或机器，只要能在效用性上达到预期效果，都会自然地赋予总体一定的合宜感和美感，使人们觉得愉悦。
效用为什么使人感到快乐?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作出了解答。他认为：任何东西都是因为不断给它的主人带来最适宜的便捷，从而使主人觉得快乐。每当主人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沉浸于这种愉悦之中，这一物体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他获得满足和快乐的源泉。观察者受主人情感的感染，会用同样愉快的眼光来观察这一物体。比如说，当我们参观大人物的豪宅时，我们难免会把自己想象成房子的主人，为拥有如此巧妙构思的、精心设计的居室而感到快乐和满足。他还用类似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任何物体外观上的不便利都会使人感到不快。
但是，任何艺术品的这种适宜性和精妙的设计，往往比它的效用性更受人们重视和青睐。而人们对这种愉悦感本身，却不如对追求这种愉悦感的过程更为重视，似乎这才是它真正价值的体现。这一点几乎人们都还没意识到。然而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如果你稍作观察，就会在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留意到。
当一个人走进自己的房间并发现椅子都摆在房间的中间时，他会对仆人大发脾气。或许他宁可自己动手、不厌其烦地把它们重新靠墙摆好，而不愿看到它们一直这样乱七八糟地放着。这样腾空了居室空间，带来了更多便利，就是重新布置的意义所在。但主人无法忍受没有这种便捷所产生的不愉悦感，为了这种便捷甘心受累，因为最舒服的是一屁股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当然他忙完后也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他需要的好像不是这种便捷本身，而是产生这种便捷的家具摆放方式。正是对便捷性的需求促使他收拾房间，从而享受它带来的适宜感和美感。
同样道理，一只怀表每天走慢两分钟，很讲究的人肯定不会喜欢。他很可能会用几个尼的价钱把它卖出去，然后用五十几尼再买一只即使两个礼拜也不会慢一分钟的表。表的唯一效用是计时，使我们不失约，避免失约产生的麻烦。然而，这个对表如此讲究的人，却未必比其他人更准时，也未必比别人更着急了解每时每刻的确切钟点。吸引他的，不是掌握时间，而是有助于掌握时间的机械的完美性，即机械的便利性。
多少人因为沉溺于那些没用的小玩意儿而倾家荡产。其实，他们喜欢的不是这些小玩意儿的实用性，而是能增进效用的精巧性。这些人的口袋里塞满了各色小玩意儿，他们设计出新的口袋，以便携带更多的小玩意儿到处晃悠。这类小玩意儿可能有时能派上点用场，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可以省掉的。它们的效用性加起来，都抵不过整天挂着它们所带来的麻烦。这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它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表现在这些小玩意上。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很多重要严肃的事物都隐含了这种动机。
举例来说，当一个出身卑贱的穷孩子思考自己的身世时，他会羡慕那些富人的环境。他会觉得自己的家庭能给他提供的便利太少，他梦想能住在阔人的豪宅里。他对自己不得不徒步行走或者忍受骑马的劳累感到不快。他想象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乘着马车四处旅行。于是他开始努力，想凭本事吃饭，以便有朝一日能过上那样的日子，享受有一大批仆人使唤所带来的便利。当他沉溺在幸福的幻想之中时，他又想到那些地位更高的人物的生活场景。为了这些想象中的优裕，他削尖脑袋追求钱财和社会地位。他在起步的一年中卑躬屈膝，在头一个月里低三下四、劳神费力。为了脱颖而出，他拼命劳作，为获得一个高升的机会向别人摇尾乞怜，给自己最瞧不上的家伙卖命，拍那些他最蔑视的人的马屁。所有这些比他在原来的不便利的生活里所受的罪要多得多。
就这样，他牺牲了随遇而安的生活，把一辈子都用来追求事业和优裕的生活。然而临终前，他会发现自己原来放弃的小小的安宁、闲适的生活要比这到手的功业强得多。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就像花花公子的小玩意儿不能使身体安康、灵魂宁静一样，钱财与地位也是同样毫无用处，或者说带来的便利远不能弥补它所带来的麻烦。豪宅、园林、精美的家具、众多的仆从，这些也不过是用品，只是它们明显的便利给我们的印象更深刻罢了。其实，一个牙签、挖耳勺、指甲剪以及类似的小东西带来的便利不在那些奢侈装备之下，可是它们不显得那么奇异，也就不受人们的重视。因此它们不会像钱财、地位一样成为人们满足虚荣心的目标。钱财、地位的更大便利，也许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了。对于一个独自在荒岛生存的人，很难说豪宅或者小玩意儿对他的享乐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始终注意的是旁观者的情感，而不是当事人的情感，而且我们始终考虑的是某人的处境在别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而不去考虑在他自己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考虑一下为什么旁人是这样羡慕富人的生活，就会发现那是因为他们拥有各种可以获得安闲快乐的物质，而非他们真的享受了别人难以获得的快乐和满足。富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比别人幸福，但他拥有更多的可以获得幸福的手段。正是这些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引起了旁人的钦佩和羡慕。但是，在年老多病、衰弱乏力之际，显赫地位所带来的那些空洞和无聊的快乐就会消失。对处于这种境况的人来说，这种空洞无聊的快乐，再也不能促使他从事那些辛劳的追逐。他会在心中后悔年轻时候的野心，留恋少年时候那闲适懒散的生活和一去不回的享乐的机会。他牺牲了安宁的生活，却只得到了难以带来任何真正满足的物质和满腹的失落、空虚。
如果一个达官显贵被贬黜而成为一个普通人，他会认真思考自己的境遇和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他会发现权势与金钱就像个大而无当的机械，为了身体的小小舒适而设计，由纤细灵巧的发条装配而成。如果要它正常运转的话，就必须非常小心周到地保持养护。可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它还是随时会炸得七零八落，使它的主人饱受创伤。它们就像是巨大精美的建筑，需要用毕生的努力去建造，虽然它们可以使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免除一些小小的不便利，可以保护他不受四季气候中寒风暴雨的袭击。但是，住在里面的人时时刻刻面临着它们突然倒塌的危险。
人在病痛或失望时往往万念俱灰，把平日追逐的那些宏伟计划看得一文不值。一旦大病初愈，心情转好，又会从更令人愉快的角度来看待那些目标。我们的想象，在痛苦和悲伤时似乎禁锢和束缚在自己的身体内部，在悠闲和舒畅时就扩展到周围的一切事物身上。于是，富人们流行的新巧玩意儿和它们的雍容显贵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用充满艳羡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如何给主人提供消遣、满足和舒适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认真去思考一下它们所带来的真正的心灵的满足，就会发现那些精美玩意儿所具有的美感是多么无聊而且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用这么抽象和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它们的时候确实不多。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带来的满足与世界和谐、有秩序而有规律的运行几乎是一回事。这样来看，高官厚禄产生的愉悦会使我们觉得它们是那么重要、美丽和高尚的事物，值得我们为占有它们而劳苦毕生。
人类的天性很可能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正是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准，使生活充满新奇和变化。它也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世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人们的劳作使土地越来越肥沃，维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骄傲而鄙吝的地主们巡视自己广阔的田庄，全然不关心同胞们的命运疾苦，徒劳地试图独吞土地上的一切产物。
但是他肚子的容量比一个普通的农夫也不会大到哪里去，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别人：做饭的厨子、盖房子的泥瓦匠、为他提供各种工具和玩意儿的手艺人，等等。于是，这些人都有了一份糊口之物。所以，在任何时候，土地提供的食物大体能养活所有的居民，而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尽管他们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对生活用品进行了分配，而且几乎与所有居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一样。这样，就无形地推进了社会的总体利益，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有的份额。
在构成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的因素之中，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地位远远高于他们的那些人差多少。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处在同一水平，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感。
人类共同的对于秩序规律之美、艺术之美和创造之美的追求本性，使人们喜欢、乐于去实施可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爱国者们为了改良社会面貌和政治领域而鞠躬尽瘁，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部分人的单纯的同情。一个热心公益的人赞助修公路，通常也不是出于对邮递员和车夫的同情。立法机关会通过奖金或其他政策鼓励麻线或呢子的生产，也未必是由于同情穿麻布或者呢子服装的人，更不是同情纺织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政策的完善，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展，都是高尚和宏大的目标。它们的计划使我们感到愉悦，任何有助于促进它们的事情也都使我们满怀兴奋去做。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推动着国家机器协调迅疾地转动。当这个体制受到了阻碍而无法正常运行时，我们是无法安宁的，而看着这个如此重要的体制日益完善，我们又感到欣慰不已。而那些政策法规的唯一用处，就是使人们过得幸福安康，它也因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可有时，出于某种对制度的认同，或是出于某种对艺术及发明的热衷，我们好像不重目的而更重手段，并且希望这种手段使我们的同胞更加幸福。但是与其说是出于对同胞的痛苦或欢乐的任何直接感情，不如说是为了完善和改进某种美好的有规则的制度。所以，有些具有崇高的热心公益精神的人，在其他方面就没有那么慈悲为怀了。这些自相矛盾的方面很容易在人们身上发现。想想古代俄国那个著名的立法者，谁能比他更缺乏人性而更热心公益呢？而相反，和气和生性仁慈的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一世却对本国的光荣或利益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激情。要唤起这类人的勤勉之心，你如果告诉他，阔人们过的是如此安逸舒适的生活，不受日晒雨淋，不用挨冻受饿，不用劳苦穷困，那是毫无用处的。要成功说服他，你就得给他认真描述阔人的豪宅里厅堂宽广，陈设豪华；你得一项项地讲明白各种陈设的用处，说明所有下人的数量、级别和不同的分工。只有这些才能对他产生影响。
同理，如果你要在那个似乎不关心国家利益的人的心中树立热心公益的美德，向他空谈经邦济世之乐是徒劳的，跟他说理想国臣民的快乐生活也毫无意义。如果你向他描述带来上述种种好处的伟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你向他解释其中各部门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它们彼此间的从属关系和它们对社会幸福的普遍有用性；如何可以把这种制度成功引进自己的国家，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平稳而高效，你就有可能说服他。没有人会听了这个而无动于衷的，最起码他会暂时振作起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研究政治（各种制度的便利性，各种制度的利害关系，本国的体制，它面临的形势，它在不利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它可能遇到的危险，如何消除这种不利条件）那样更能使人发扬热心公益的精神。因此，各种政治研究——如果它们是正确的、合理的和具有实用性的话——都能用来做最有用的思辨工作。就连最没有说服力的人使用这个方法，也不是全然没有效用的。它至少能够激发人们热心公益的精神，并鼓励人们去寻找增进社会幸福的办法。